陶谷沒了操守誣告他人 趙匡胤雖鄙視為何只能忍著

【編者按】陶谷不了解宋太祖，太祖爺不喜歡阿諛權勢、攀附新貴，出賣舊主，同時也出賣自己尊嚴的人。但是陶谷確實博學多才，國家剛剛建立，缺少這種人是不行的。不懂行的上來，一定會亂搞一陣。這是治理國家，不是任氣使性子。所以，太祖也只能忍耐著，依舊使用這個人。

從去年年底，李昉已被太祖從湖南衡陽召回，回朝擔任給事中。翰林學士陶谷，從前與李昉有過節，總想伺機報復。剛好今年李昉跟吏部尚書張昭一道，負責本年官員考核任免。陶谷想從李昉身上直接找瑕疵，以便加以陷害。但是一時間沒找到，就想從李昉的身邊人下手。聽說左諫議大夫崔頌，跟李昉關係密切。於是就上言誣陷，稱崔頌把自己的親戚託付給李昉，讓李昉幫忙搞個東畿令乾乾。東畿令是個什麼官？大約就相當於今天北京市東城區區長之類的官職。當然，北京市有很多區，而大宋朝的都城，只有東西南北畿，而且沒有區委書記一職。

誣告了別人，又怕皇上不信，就把張昭扯上，說是張昭最了解這件事情的原委。

陶谷大約是想著：一旦皇上發問，張昭不敢說自己不知道，如果他說不知道，也得跟著一起吃瓜落。

這就等於把張昭也給告了，因為如果張昭真是知情不舉，就等於欺君！這可不是個小罪名。張昭毫不知情，街坊間有關這件事的傳言，很可能也是陶谷派人故意散布的。

太祖把張昭找去詢問，張昭頓時火冒三丈，忘記了在皇帝面前的禮數，把帽子摘下來，大聲對太祖說：「陶谷罔上！」

什麼意思，說陶谷撒謊，欺騙皇上。太祖很生氣，又找其他可能的相關人員詢問，都說不知道。

半月以後，宰相府上奏稱：陶谷引張昭為證，張昭拒絕承認。說張昭在朝堂之上，肆意喧鬧，驚擾了聖躬，有失大臣之禮。「事涉李昉、崔頌等，宜行責遣，以儆效尤。」有詔：李昉，責授彰武行軍司馬；崔頌，責授保大行軍司馬。

張昭見陶谷得逞，心裡咽不下這口惡氣。同時責罰了李昉和崔頌，就等於陶谷說的是事實。而自己當著皇帝的面奏稱「陶谷罔上」，自然也應當受到責罰。皇上雖然沒有直接責罰自己，可是自己又有什麼顏面這樣低三下四地幹下去？於是就連續三次上章，請求退休。太祖准奏，張昭就這樣，以吏部尚書(《宋史》本傳稱「以本官致仕」，就是在原來的官位上退休的意思)身份退休了。

朝臣在皇帝面前甩掉帽子、大聲喧嚷，雖然「查無實據」，但肯定「事出有因」。為了維護朝廷尊嚴，必須對「違禮」大臣進行責罰，要不然朝廷就沒了規矩、沒了尊嚴。

陶谷呢？誣陷完別人，自己就沒事了嗎？暫時沒有證據證明誣陷他人事實，留任翰林學士承旨。陶谷這次雖然沒有明確被責罰，但太祖在心理上一直看不起陶谷。

當年陳橋兵變，太祖回師東京，禪位儀式上缺少禪位詔書，陶谷順手從長袖中取出說：「已經寫好了。」

陶谷當年的那份禪位詔書，根本沒人指使，而是聽到傳言，說是太祖兵變了，趕緊回去撰寫，因為手快，禪位之前就寫好帶在身上了。他的做法，顯然已經表明，其人是個行險僥倖的功利之徒。

不過陶谷還是不了解宋太祖，太祖爺不喜歡阿諛權勢、攀附新貴，出賣舊主，同時也出賣自己尊嚴的人。從那天他拿出那份詔書開始，太祖就不願再正眼看他。太沒有操守，也太會見風使舵了。真讓人瞧不起了，太祖心裡早就對他蔑視透頂了。但是陶谷確實博學多才，國家剛剛建立，缺少這種人是不行的。不懂行的上來，一定會亂搞一陣。這是治理國家，不是任氣使性子。所以，太祖也只能忍耐著，依舊使用這個人。

張昭，原名張昭遠，五代老吏。從後唐開始為官，歷經後晉、後漢、後周，一直充任朝廷要職。後漢時為了躲避劉知遠的名諱，把遠字去掉不叫了，只稱張昭。宋初一直擔任吏部尚書，官職和權力都相當於現在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官員任免、升黜、考核、督查之類。張昭為官，盡職盡責，撤出白起配享武成王廟的資格，以及其他武將、謀臣的升黜，都是太祖委命張昭召集大臣們討論商量之後，才最後決定下來的。

張昭還將晚唐、五代以來的選官制度、考核制度等整理分類，為大宋朝的官員選拔、官員政績考核評估、官員升等黜降、獎勵責罰等規矩的確立，提供了有效的參照。為宋朝官制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那就這麼讓張昭退休就完事了？那不是宋太祖的風格，太祖是古今帝王中絕少有的講情誼的人。太祖讓張昭退休，一方面也是張昭年紀大了，當時張昭已經七十一歲。太祖封張昭為「陳國公」，張昭七十九歲過世。過世前，太祖有重要事宜，還派遣身邊近臣親自到張昭家裡詢問。張昭跟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員退休之後，

都成了大宋朝的「顧問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張昭臨終前告誡兩個兒子：「我在好幾個朝廷中都做過官，我死以後，不要向朝廷為我請謚，這樣會加重我的罪孽。」

「請謚」是什麼？就是跟皇帝要一個「謚號」。世稱范仲淹為「范文正公」、胡安國為「胡文定公」、朱熹為「朱文公」、周敦頤為「周元公」之類，這裡面的「文正」「文定」「文」「元」字樣，都是謚號。謚號是用來表彰大臣們的內在人品和行為風格的，謚號都是大臣們過世以後，由子女或者朝廷中的其他大臣提議，禮部審核、討論之後，交給皇帝審批。得到皇帝認可之後，再由朝廷下發「紅頭文件」確認，請謚的過程就完成了。

張昭不讓兒子為自己請謚，說是自己在好幾個朝廷中任過職，伺候過不同的主子，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張昭離任退休才幾個月，老宰相范質又過世了。

范質生病期間，太祖不斷親自探望，甚至親自調葯。

范質臨終之前，也說了後來張昭過世前類似的話語，告誡兒子范旻，不要為自己請謚，不要立墓碑之類。說自己在幾個朝廷中都任過職，這件事張揚出去並不光彩。

五代時期的宰輔們，多半都毫不吝惜地收受地方節度使的供奉，家資巨富。范質從周世宗時開始任宰相，入宋以後還一直擔任宰相，家無餘產，家庭用具簡單，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很儉樸。據稱五代以來，宰相不貪，宰相家庭不富，是從范質開始的。

後來在一次朝臣聚會的時候，太祖想起范質，還感慨地說：「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置資產，真宰相也！」說他家裡家外，沒有多餘的資產，什麼多少畝田宅，多少間房，跟人家范質一點關係都沒有。真正是個好宰相啊！

太祖聞聽范質噩訊，痛惜不已，贈范質中書令，賜絹五百匹，粟、麥各一千石。

咱們現在可以把張昭和范質對自己的態度，跟前面說到的那位給很多朝廷當過宰相的馮道對自己的態度做個對比，就會看出明顯的不同。

馮道自以為得意，吹噓自己「胸戴數國勳章」「身掛數國相印」。馮道講這種話的時候，是在後周的世宗時代。這才短短十年左右的光景，人們的價值觀變了。從寡廉鮮恥，變得害羞知恥了。

孟老夫子說過：「恥之於人大矣。」人生是否有節操，很多時候都得從是否有羞恥心上看。在風氣醇厚的社會裡，大家都害羞怕恥；而在風氣混沌不堪的氛圍中，人們的羞恥之心也就蕩然無存了。五代時期社會風氣的混沌不堪，通過五代時期文武官員和社會大眾的無恥心態和無恥言行中，完全可以想像得到。而從大宋朝建立以來，那些在五代的大染缸里，浸泡得比泡菜還徹底的官員，開始講究廉恥，開始顧及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了。這是多麼驚天動地的偉大變化！為什麼會在短短的時間之內，就會發生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

太祖的做法和取向是最重要的導引風向標。太祖懷仁愛，行正道；孝親敬長，善待友朋；不提倡貪功冒進，不喜歡阿諛逢迎；不急切於事功成就，不怠惰於日常事務；慎思明辨，沉穩持重；開朗直率，誠信待人；不吝賜人而自奉儉約。太祖的做法，首先感染了周圍的大臣，進而又通過身邊的大臣，影響到周圍更廣大的人群。大宋朝開國不久，社會的風氣，就已經悄然不覺地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真是「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啊！

風俗的改變，絕不是通過主觀想像，然後再進行點客觀宣傳就能輕易實現的。風俗的改變，也絕不是靠經濟獎勵和物質刺激就能達成的。獎章和獎金，既不足以導引社會向善，往往還適得其反，激發人們的競爭之心和功利意識。一個急切於成功或者著急獲取成就的社會，一個以經濟利益誘惑大眾的社會，一個以客觀指標約束和引領人們的社會，一個以強制手段逼迫人們一定要如何如何的社會，是永遠不要指望社會的風氣有所謂真正意義上的根本好轉的。

風俗的改變，首先靠的是在上位者的表率。太祖雖然原本讀書不多，但是他的一身正氣和兩袖清風，務實肯干而不急功近利，在大宋朝剛剛建立之初，就為身邊的大臣們做出了楷模性的示範，並通過身邊大臣們的言行，潛移默化地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普通大眾之中去了。正像南宋時期的大儒胡五峰先生所說的那樣：要想徹底改變世間的不良風俗，首先得徹底改變君主的心術。

從宋太祖的執政風格和宋初社會風氣的驟然好轉，我們可以深深地相信，胡五峰先生的話真正是改造社會風俗的金玉良言。

因為范質和張昭們對大宋朝的貢獻，他們過世以後，家庭和兒孫們都受到了太祖相應的關照。

大宋朝的新生政權剛剛有點規模和樣子，朝廷里卻鬧翻了天，國內外什麼事情也都出來了。太祖心裡想著：「這當皇帝，確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本文摘自《大宋真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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