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字，道盡歷代帝王識人馭人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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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字，道盡歷代帝王識人馭人術

悠然箭2016-10-03

孔子說：「政在得人」，呂不韋說：「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然而韓愈卻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可見世上缺少的不是千里馬，而是伯樂。要想求得真正有益於我們事業發展的人才，「伯樂」們就必須要具備以下五種素質。

一是要有識人之「眼」。我們常說「慧眼識英才」，這就要求「伯樂」們在考察人才時，能夠準確地看到人才的過人之處。蕭何於萬馬軍中發現了韓信，堅定不移地把他推薦給劉邦，終使劉邦開創了400餘年的大漢基業。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薦賢才，封德彝說：「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遭到了唐太宗的嚴厲駁斥，「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正是唐太宗不拘一格地廣攬和使用天下英才，才使得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貞觀之治」。唐朝中後期，許多佞臣舉薦的所謂「人才」則使中國的封建盛世成為昨日黃花，「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買取猢猻弄，一笑君王便著緋」就是當時用人情況的真實寫照。

二是要有舉人之「德」。春秋時期的祁黃羊「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所舉薦的仇人和自己的兒子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績，因他深深懂得自己是在為國求才，而不是為了報私仇、避嫌疑。西漢時，與蕭何有矛盾而被貶到外地做官的曹參在聽到蕭何去世的消息後，馬上命令僕人收拾行裝準備赴京拜相，手下人不解地問：「蕭丞相與你有矛盾，怎麼會舉薦你呢？」曹參說：「此非爾等所知也。」不久，他果然接到了回京拜相的聖旨，因為它深深了解蕭何，這個以國家利益為重的蕭丞相，是不會因小恩怨而誤國家大事的。當然曹參也不負重託，在相位上恪盡職守，不改蕭何制定的律令，終於成就了大漢盛世。而唐朝的劉仁軌則做得有點過頭了，袁異式曾是他的仇人，為了求得寬容大度的好名聲，在得志後竟然多次越級提拔不稱職的袁異式，當時就有人評論說：「斯所謂矯枉過正矣。」可見，作為伯樂，一定要有博大公正的胸懷，不能因仇、因親埋沒人才，也不能因求名而提拔不稱其職的仇人。

三是要有求才之「誠」。大凡人才，必然會存有「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的心理，領導者只有真正禮賢下士才能求得為事業發展盡智盡職的人才。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就有「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是他們共同的心理特點。「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脯」，周公求賢若渴，終於鞏固了成周江山；三顧茅廬，劉備求來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孔明。否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四是要有用人之「膽」。既然經過考察認定是人才，就應該放手使用，為人才施展才華提供足夠大的舞台，徹底摒棄論資排輩、以貌取人等阻礙人才成長的陳規，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在沒有遇到「伯樂」之前，姜尚是渭水邊上的一個釣叟，韓信是一個甘受胯下之辱的「懦夫」，諸葛亮是隆中的一介山民，如果論資排輩，從最基層的工作做起，逐級提拔，等到他們做到相帥的時候，恐怕周文王、劉邦、劉備的王霸之業也早就泡湯了。

五是要有容人之「量」。「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如果一味地求全責備，不但不利於人才的成長和才能的發揮，而且會給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諸葛亮一生小心謹慎，事無巨細，用「八觀」之法考察人才，常因一著之失痛責手下，使得蜀國缺乏人才成長的環境，後備力量匱乏，以至出現了「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嚴重後果，最終斷送了蜀國的事業。而歷史上能夠不以一時一事之錯而求全責備的賢明領導者則深深認識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莫邪；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陳平以盜嫂之污」，但在用人所長，不用人所短的賢明領導者的眼中，只要使用得當，他們都會為自己的事業做出很大的貢獻，而這類人才最終也會在實踐中逐步改掉自己的缺點，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

由此可見，凡是治世盛世，其前提都是要聚集一大批能夠治國安邦的人才。「渭水長空月，四海無遺才」終成貞觀盛世，「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終成大宋文德；「朝廷無才相，邊關無才將，山林無才盜，陋巷無才偷」，終致大清皇朝壽終正寢。「鶴鳴九皋，聲聞於天，魚在於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歷代明君賢相「勞於求人，佚於治事」的興業名言，很值得我們今天的「伯樂」們借鑒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