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熱愛那條船，而你讓它不朽

「他大搖大擺回到白宮去的時候，你可以聽到他的兩個睾丸碰得叮鐺的響。」——某記者擱杜魯門身上的話，被《光榮與夢想》一引，倒成了作者曼徹斯特的金字招牌。人們覺得，這就是曼徹斯特歷史紀實的畫風，紀政治人物的實，史料紮實而又不失想像，時不時地給點「神來之筆」。

《光榮與夢想》一百餘萬言，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將近百萬言，撰寫這些篇幅超長、今天一般叫「非虛構」的作品的都是些怎樣的人呢？他們得一頭撲進資料堆里，竟然還能帶著作品爬出來，就像《肖申克的救贖》里，安迪在雷雨之夜昏天黑地地鑽出下水道，腿上捆著完好無損的一套賬冊那樣，簡直是奇蹟。比曼徹斯特年長，比夏伊勒年輕，另一個美國人芭芭拉·W·塔奇曼也留下了幾部厚重的歷史著作：《八月炮火》、《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驕傲之塔》等等，篇幅未必夠得上「卷帙浩繁」，看內容含量卻足稱「巨制」。但是，塔奇曼在文集《歷史的記技藝》里卻說：我們這些人的強項並不是查資料，相反，我們強在有能力不海枯石爛地一直查下去。

她的意思是，查到一定程度就「收」的功夫，以及寫的功夫，是更重要的。研究的誘惑無止境。我深有體會：多年前我翻譯一本歷史評傳性的著作，查一個歷史名詞，瀏覽過一頁維基百科，掃到幾個有趣的細節，又分別點進去看，結果一個上午都沒能完成一條注釋，而當時一時興起記下的兩個研究計劃，後來也斷了下文，永遠停留在「計劃」的層次了。

塔奇曼講到了另一件反面例子：她遇到一位女教授，每年要花六個月的時間在檔案館工作，研究美國—摩洛哥關係，在這方面，她是國際上屈指可數的權威，然而，直到年逾古稀她還在做新聞簡報，就是不曾停下來，「花點時間向世界講述她所知道的故事」。她沒有寫書。

順藤摸瓜地窮盡一個主題的一切，能給人巨大的滿足感，而停下來整理自己的知識，建立架構，條理謹嚴地寫成書，卻可能是痛苦的，相當於從舒適的襁褓里爬到車水馬龍的街頭。寫書必須基於一種更強烈的渴望。塔奇曼的《驕傲之塔》，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十五年間歐洲精英群像，我在讀到其中寫法國的一章「我要戰鬥！」時，發現此章中登場人物之密集，交鋒之激烈，轉折之頻繁，核心人物切換穿插之快速，比之前三章猶有過之。法國的事情本來就以混亂、多內訌、多反覆著稱，1897—1899年德雷福斯事件持續發酵，政黨，軍隊，民族主義者，反猶派，自由派，獨立民間人士，紛紛絞成一團，要梳理清楚所有的關係，掌握每個人物的特徵，一位學者豪擲三年五載也不奇怪。

而那也是塔奇曼作「最困難的取捨」的時刻。「我跳過了告密信、筆跡鑒定和作偽證等情節——這些都是德雷福斯案的具體細節，區別於德雷福斯事件——以便把注意力集中於法國社會，同時向讀者交代方便他們理解的背景知識，可是這一行為幾乎將我自己逼上了絕境。」最嚴重時，她也遇到了一整天寫不出一個字的困境。千頭萬緒，無所適從。

在歐美，一流作家大多樂意像塔奇曼這樣，跟讀者分享寫作中的真實體驗，順境的得意，困境的歷練。在法國這一章里，我甚至能從字句之間讀出作家的焦慮和遺憾：有些地方她似乎沒有盡興，有些地方，究竟是否該一筆帶過，她自己有過猶疑。一個個愣頭青從她的故事裡跳將出來，就像在讀一份法國大革命實錄，每個跳出來的人，後邊都跟著一大群咋咋呼呼的群眾，每個發言的人都有一支或大或小的後援團。我們原先對德雷福斯事件的了解，在這一章節前暴露出其犯罪般的簡略，彷彿左拉一出，群魔便告退散。事實上，左拉只是這段故事裡的一個浪峰而已。左拉死於煤氣中毒，有輿論指出系仇人所為，可惜塔奇曼沒有對此展開——也許是忍痛砍掉了吧。

美國是做研究的聖殿，其發達的圖書館、檔案館、科研基金會系統舉世聞名。但是，浩瀚的開放的書籍檔案不只填飽研究者的胃口，更檢驗著他們消化、表達、取捨的本事。在紐約出生並定居的塔奇曼，差不多是在30歲生完最小一個女兒（她共育有三女）之後，才以一個家庭主婦的身份投入研究和寫作的，她放棄了騎馬、園藝和廚藝等早年的愛好，一周最少工作五天，每天從早晨九點工作到下午五點半，不過，對她來說更貼身的伴侶並不是書，而是一些4×6英寸的資料卡片——她用它們來縮小興趣範圍，免得陷身書海，難以自拔。

而她寫成的書，對書評人也是考驗：書評人也得克服一讀再讀的誘惑，去設法形成自己的看法，再形諸長度有限的文字。假使，你在她書中遇到過某個有意思的人物或事件，碰巧你也比較熟悉，有心由此寫起，但你回頭重讀，便會失望地意識到，塔奇曼已經寫得夠多夠翔實，溝溝坎坎全部捋到一遍，除了抄上三五百字外，你簡直別無置喙的角度。你放棄了「由點入面」的計劃，企圖「由面入點」，先宏觀後具體，可你面對的是一個用巨量細節組合起來的架構，巨細靡遺，井井有條，不僅使簡賅的評述顯得力有不逮，即使能說的「面」上的話，也已被她自己在書中滴水不漏地說過一遍了。

在《驕傲之塔》里，往往是此類詞句讓我眼前閃亮，精神振奮：1900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整個美國傾聽了無數演講，閱讀了無數篇報刊專欄，翻遍了每一個支持或反對帝國主義的理由」；1897—1899年這兩年間，「法國縱身跳入歷史上最大的騷亂之一」；在維也納眼裡，柏林是一個「沒有教養的暴發戶」；西班牙是「國家中的亡命之徒，看待生命有一種悲劇感……它的國家運動不是遊戲，而是一場血流成河的危險遊戲。」國家、城市、民族都被人格化了，但措辭、界定都十分準確，絕無「中國人民都憤怒了」之類辭令的虛浮輕躁。充填細節和恰當表述，兩者無一可偏廢。

《八月炮火》出版後，許多書評人或批評家都說，此書寫出了一戰前夕歐洲政治家的「愚蠢」，讓塔奇曼很難過，她從沒用過「愚蠢」一詞，那些輕率的論者看到的只是他們想看的東西，或者說，以他們的能力，他們只能把那些將整個國家帶入戰爭的人理解為「愚蠢」，就好比許多缺少生活經驗的年輕人，把日本流行小說中裝在便當盒裡的孤獨當作自己的孤獨。

塔奇曼搞歷史寫作，受惠於其外祖父的影響。亨利?摩根索，曾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也是著名的戰略學者，《歷史的技藝》里收的一篇「同化論者摩根索的兩難」就是寫他的。1914年8月10日，年方2歲的塔奇曼同父母和兩個姐妹一道，乘船前去土耳其看望她的外公。她母親遠遠望見兩條德國戰艦被英艦追擊，逃入達達尼爾海峽。來到摩根索府邸，她便向父親提起所見，摩根索立刻要求她將場景原原本本、要言不煩地描述一遍。整整五十年後，這個場景被塔奇曼還原到了《八月炮火》之中。

「你在將近五十年之後感受到了那條船的激情，你讓我熱愛的那條船不朽了」。《八月炮火》發表後，一位讀者在寫給塔奇曼的信中寫道。他正是當時追擊德艦的巡洋艦之一——「不屈」號上的一員。這信實乃最大的褒獎，褒獎她的研究質量和犀利的感受力，就彷彿是歷史出面，肯定了她的成就。

說到底，塔奇曼扎進資料堆後還能出來，是因為她感受到了一些什麼而「不吐不快」。看一個歷史人物的回憶錄、日記或書信，能身臨其境地體會到此人的心情；觀察一群人的動態，會覺得他們受著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擺布。塔奇曼是先寫《八月炮火》，後寫《驕傲之塔》的；在《八月》中，她提到了20世紀早期的比利時詩人埃米爾·凡爾哈倫：

「他一生都是和平主義者，獻身於擯棄民族分界的社會、人道理念，但是，當他發現自己開始憎恨德國侵略軍時，他一生的信仰開始坍塌。但是他又寫道：『當此仇恨滿胸、良知不存的時候，我把這幾頁的內容，連同最深的情感，獻給從前的那個我。』」

《八月》寫完，而這句話還在打動她。「他的自白對我來說是那麼心酸，那麼強有力地喚起我對一個時代、一種心境的遐想……它貫穿了《驕傲之塔》直至最後一章。」

1912年生，1989年卒，塔奇曼不只為了「親歷歷史」而生，而且還「實踐」之。《歷史的技藝》本名就是「實踐歷史」（Practicing History），內中的多篇文章，透露出塔奇曼在她20多歲的時候經歷過多少一線大事，比如「馬德里在讀什麼」一文證明她報道過西班牙內戰。到了二戰，她在美國戰爭信息中心當一名工作人員，給寫《史迪威》伏了筆。《八月炮火》的章節曾在利物浦的《每日郵報》和法國的《黎明》上連載，而《黎明》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間，首發左拉「我控訴」一文的媒體陣地。她在為《驕傲之塔》準備材料的時候，肯定經常會有人生接入到歷史，抑或反過來，歷史從自己的人生里「推演而出」的感覺。

也許《光榮與夢想》讓你覺得作者把他找到的一切都倒進了書里，也許你可以去讀塔奇曼，她不僅有作品，還有一本包含了很多創作談的《歷史的技藝》，你可以看到這些作家的如椽之筆中，藏了多少結構、編排、剪裁、取捨的心血，可以看到他們體驗他人內心世界的巨大熱情。與威廉·夏伊勒不同，塔奇曼說她不能書寫當代史，她必須隔開一段時間的距離。因而，夏伊勒寫了《第三帝國的興亡》，簡直是奮一支筆殺透重圍，告訴人們「剛剛發生了什麼」；而塔奇曼告訴人們「過去發生了什麼」，她樂於收拾舊山河，讓人類的閃光時刻成為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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