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妖：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
綠妖攝，圖片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提供
綠妖：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
文|范英傑
（財新實習記者）
有人說過，菜市場是個神奇而有趣的地方，如果高樓大廈、廣場大道是城市光鮮靚麗的妝容，那麼菜市場就是屬於這個城市素麵朝天的本色。菜市場雜亂吵鬧，不管你是為家庭操勞的主婦，抑或是穿著精緻的白領，進入它，就褪去了階層屬性，變身為一個踏實的生活家。
那些形態各異、色澤飽滿而又散發溫暖香氣的果蔬，其實不僅僅是食物。透過這些食物，人們會感受到世俗而又飽滿的人情味，生活的真實面向才會被拉開。
菜市場
作家綠妖的新作《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就為讀者打開了這樣一扇門，透過高經濟作物香菇、葡萄、高接梨、枇杷到廉價的百香果、絲瓜，通過走訪台灣 60 余位農民、10 余個民間團體與台灣當局，細膩地描繪出台灣農民享受生活的農村生態；並以農民的個人故事與鄉村的普遍現狀勾連起台灣農業、歷史、經濟、民生、環保、社會創新等多個維度，豐富地呈現了台灣鄉村的現代化與傳統的博弈與結合，是另一種觀察和認識台灣的方式。
「最早是《讀庫》主編張立憲給我打了個電話，問我想不想去台灣採訪，寫一本有關台灣農業的書。」綠妖表示，當時很吃驚，不知道是什麼觸動了他，讓他有此想法。後來交流後她才知道，張立憲有個台灣朋友在北京，跟他聊了一些有關台灣基層機構農會的事情。比如說水果熟了，要賣枇杷的時候，農會會做展銷會幫他們賣水果，連場地費都由農會出。「我聽了之後，也覺得很有意思，是一個值得被寫的主題」。綠妖介紹，當時覺得自己並沒有優勢，不是出身農家，五穀不分，但由於後來也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就接下來了。
綠妖
接觸到這個題材後，綠妖首先從了解本地的農民開始，跑到北京的一個有機農貿市集，和那裡擺攤的農民聊天。除此之外，她也在圖書館看了很多資料，等到自己有一個直觀的感受之後，再去採訪。不同於梁鴻寫梁庄的局內人視角，局內人可能更容易入場，擁有在日常生活的現象和事物中直覺理解的優勢。但綠妖是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一個記錄者的角度，這種視角的優勢在於，如果留心，再往內部里走一走，容易看到局內人「視而不見」的細節。
農會的兩面
讓張立憲感興趣的農會，其歷史要追溯到日據時代。台灣地區的農會於1900年最早誕生在台北廳三角涌，它和隨後成立的幾家農會一樣，由地主士紳等發起，在殖民當局支持下成立起來，目的在於協助推動殖民政府的農業施政，基本上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滲透台灣農村社會、榨取農業資源的機制。
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後，對農會進行了多次改革，包括邀請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安德森（W.A.Anderson）赴台進行農會調研，其所做報告的主體內容為台灣省政府所接受，並體現在1952年頒布的改進台灣各級農會暫行辦法中。
這次改革確立了台灣農會的基本體制（多功能性和農村獨佔等）。在其後近20年的時間裡，農會一直扮演著政府特殊代理人的角色，為台灣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長期經濟發展策略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奠定了戰後台灣經濟奇蹟的基礎。
台灣農會在國際上被譽為「台灣式合作組織」。並曾向多國輸出農會經驗，甚至派出工作組實地教授組織農會。大陸許多農業幹部在近年的考察報告中，也對農會讚譽有加。
台灣農民在收割稻穀
而綠妖通過在台灣的訪問，「有機會了解到另一個農會，一個外來者不留心，幾乎看不到的地下潛流。」
當她採訪問道農會時，得到的回復往往是「台灣的農民談到農會都會講得很難聽」，「農會不就是地痞流氓嗎？」「我把錢給你，你把農民搞定，統統要投給我。樁腳（即選戰中在基層為選舉人固樁的工作人員。）再去下放利益給農民。它的說法是很美麗，但其實是為了選票。這個在民主化過程中是很可怕的。」
台灣東部太麻里鄉農場果園生產了大量的水果
她發現讓她和張立憲興奮不已的農會，並不僅僅是那個樣子。就目前來說，在資金、技術、損害賠償，農民還可以從農會獲得較多支持，但「幫農民銷售農作物」這一環節，卻不盡如意。農會「共同運銷」的果蔬往往集中在台北「一市」「二市」，容易造成供過於求，壓低價格。農會的負面，猶如現實生活之下的潛流。它不斷被報出牽連到政治選舉中，時有黑金醜聞發生；受90年代中後期泡沫經濟破滅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雙重影響，農會信用部曾發生一連串擠兌事件。
民間豐盛的花朵：多元化的農民團體
「可是到了鄉下，又風平浪靜，大家踏踏實實種地，平均每戶農家所得，據主計處統計，2012年是九十九點五萬。」面對這樣的對比，綠妖在書中寫道，如今的台灣，如台灣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張鐵志所言，一方面政治崩壞、民主挫敗；但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來的政治社會大轉型之後，民間的新草根組織、新價值、新的邊緣發生，和種種「小革命」正在一點一滴從根底改變台灣社會的面貌。
「台灣農村給我的印象是生態是很豐富的，在農會之外，這些年你會看到很多現代社會的農民團體。」綠妖談到台灣農民團體時講道，它們很多是農民自己建立的，因為台灣農業也在加入很多服務業的成分，比如主婦聯盟，由「為了我的家人吃上安全的食物」出發，他們照顧到整個社會的環境、土壤、空氣、水質，甚至整個農業……一個自利的出發點，卻不可避免地做起了公共事務。」
還有以種地為主，交流技術和情感的產銷班；經營範圍跨到了民宿，跨到了農家採摘，農民會加入商圈，向政府爭取更多資源。當然還有像楊儒門那樣的異議分子，像牛虻一樣，時刻停在政府的脖子上，看見不對就上去咬一口。
台灣某民宿
「台灣農民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他有反饋的渠道，有發言的渠道，他想要什麼會去爭取，他們有機會去開拓並創造一個可能的、更開放的公共空間。」梁鴻談到自己去台灣的經歷時講道，台灣的社會裡有一個特別豐富、健全、強大的民間組織。這個民間組織能夠使得每個人，或者能夠儘可能的使個人，不管是台灣當局、知識分子、財團，還是農民，獲得一種自我意識，而這個自我意識能夠促生這種鄉村的某種生物基因，某種新的可能。
台灣農民：以「在地」之心建構自我
台灣農民表現出做農的職業性和自傲，讓農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而非僅是社會地位的代名詞。他們之所以有這種自信，是因為「台灣農民不是說被安排生活，不是被誰來救贖，不是被政府救贖、被知識分子救贖。他們是生活的參與者，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尊嚴，是一個人的生活，不是被救贖者。被救贖者是次要的位置，它是帶有某種歧視的眼光在裡面的。」梁鴻認為，台灣社會內部有一個黏合劑，它是靠民間的力量自己生髮，自己組織，自己形成某種力量。
「綠妖這本書是活生生的現實，就是現在，正在發生。在台灣，說到農民的時候沒有那麼大的悲愴，沒有呼天搶地的感覺。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很平淡，農民就是農民，是一種職業，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我們社會的病症，也不是感覺上的陳舊鄉村。綠妖用非常平淡、自然的方式描述台灣農村，看台灣農民的生活，看台灣農民的狀態，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是我們在將來或者在現在，或者在以後，哪怕是鄉村沒有了，當我們提到農民的時候，我們就僅僅把他還原到一個職業。「談到農民時，梁鴻這樣講道。
而在分享會現場，綠妖重點提到了青年歸鄉做農民的現象。「台灣和大陸走過的軌跡是相似的，前幾年是沒有年輕人回到鄉下的，一般你這麼回去都被認為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但是這幾年全球經濟放緩，大城市失業率在增加，這個時候有地就有好處了，鄉下成為了失業率的緩衝區，年輕人陸陸續續回到鄉下。」
台灣年輕的農業勞動力
除此之外，台灣有專門提供農民培訓的政策，使青年人有渠道回去。並且，農民的收入也使得青年回家更有保障。比如綠妖採訪的江明勛，他本是台北的一位電腦工程師，每個月收入3.5萬台幣，因為孩子出生，有了更大的金錢需求，他回到鄉村之後，半年就賺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
張鐵志也曾在一篇博文中提到了台灣的青年返鄉浪潮。曾經，人人都要去大城市奮鬥、找更好的工作、更努力賺錢，但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回到故鄉（或者不離開故鄉），從事農業創新、文化創作、或者各種青年活動，希望改變自己的故鄉。他認為，台灣這一代的青年比上一代更具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亦即賺錢不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生價值，而是自我價值的實踐，不論是更重視生活質量，或是更關注其他價值——在地農業、友善環境、小區文化、公共參與等等，他們更願意回到故鄉去實踐。
歌手林生祥也是「返鄉青年」種的一員，他平時住在美濃，他覺得自己是美濃的一份子。最初的他喜歡搖滾音樂、重金屬，在一次美濃的廟會上，他被自己的鄉親轟下了台，這對他刺激很大。後來他就開始思考他與這片土地的關係，他走訪了一些音樂老人，重新拾起幾乎失傳的傳統音樂——月琴，以美濃客家傳統音樂作為自己音樂的根基，同時，也收集台灣原住民的音樂，融合進自己的音樂中，最終，創造了獨具一格的新民謠體。
「在台灣，聽到的最頻繁的詞語是『在地』，不管是坐在書桌後的知識分子，還是站在田頭的老農，都很自然地使用這個詞語，它帶有方位感和族群認同」。「在地」，在綠妖看來，更多指的「在這裡」，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間、土地、自然，它是一種思維意識和狀態，強調民眾的主體感、家園感和參與意識。
「在地」，包含著對本土文化的發掘和再轉換。這一文化方式的恢復也是重建我們生活方式，重新思考我們的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觀的合理性，這一過程，既有發掘、拓展也有審視、加強、清除。在台灣鄉村，農民通過「在地」實踐，種植健康的糧食，蔬菜，水果，並將它們有保障地進入商品渠道，自己有閑暇，有自傲。
大陸農村：被遺忘的永恆幸福感
在大陸，儘管農民也是開朗的，但「這個開朗背後，他個體的存在是孱弱的。可能他們溫飽沒有問題，收入很高，但是很焦慮，找不到身份認同，沒有歸屬感，沒有自我認同感，這是最大的問題。」梁鴻認為，每個社會都需要一種恆定，一定要有某種精神基礎，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大廈就沒辦法建起來了。
當有讀者提到社會的「斷裂」問題時，梁鴻回應說，「我們談到大陸社會的斷裂，就是社會精神基礎找不到了，就是整個社會沒有黏合力了。比如說一個老人摔倒了人們不敢去扶，這就是社會公共的信任基礎沒有了。這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因素，以至於你去救這個老人的時候要考慮很多，每個人都忐忑不安。」
尤其是農民，可能更少形成這樣的黏合力。一方面所謂的知識分子參與的很少；另一方面強大的資本力量也使得農民很難去做成某種東西，這跟歷史也有很大關係。整個社會內部鏈條的鬆散使得農民很難有這樣一個主動性。
綠妖回應是否考慮到大陸農村的殘酷性，農村無法享受現代文明，是否過度美化台灣，美化農村的問題時，她說，「不要以為現代文明只存在在城市之中，你在鄉下仍然有機會建設屬於自己的文明。美濃沒有文明嗎？我覺得很文明啊，你在那裡行走，他們當地的民宿你可以看一下，爭奇鬥豔的。」
梁鴻也表示，「我們拿台灣跟大陸做比較，會美化一些東西，是難免的。但哪怕再完善，細小的細節肯定是有問題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思考，我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自信在我們的農村建構一種文明，它也是現代文明。會不會有一天，在我們的農村，我們的農民也能像台灣一樣，是生活的創造者與享有者，而不只是承受者，不再代表階層與社會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為對象的職業，一種身份，一種生活方式，不是沉默的，是積极參与的……
《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是綠妖2013年的作品，2014修改完畢，簽約出版。由於一些特殊原因，近日才得以與讀者見面。但這本書，正如梁鴻所言，她認為生活在這個時代中的每個人都需要看，「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感不僅來自於掙多少錢，也存在在和自然的和諧當中。今天我們把這種幸福感給遺忘掉了，在綠妖的這本書里，我覺得這個幸福感是閃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它是永恆的，有永恆的味道。」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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