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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牛隨筆:信仰者的選擇

牧牛隨筆:信仰者的選擇



信仰者的選擇

牧牛/隨筆


佛陀為釋迦太子的時候,通過幾次出遊,觀察到世間的種種苦相,於是,決心要出家,去尋找解決人生的「苦」之道。據說當時佛陀的父王派了五位親信,跟隨佛陀一起修行。有一次,這五位看到佛陀接受牧女的供養,懷疑佛陀是否放棄了苦行?放棄了對真相的參究?結果,這五位隨從選擇離開了佛陀。但是,當佛陀在菩提樹下覺悟宇宙人生真相後,再一次走近這五位隨從面前時,他們又一次選擇了佛陀,成為佛教最初的「五比丘」,佛教的僧團也從此成立了。並且,通過佛陀的教導(苦、集、滅、道四諦法等)也悟道了。


佛、法、僧的確立,象徵著佛教的正式開始。佛陀在世,一切以佛陀以及佛陀的教法為中心,弟子們通過佛陀的教法,專心參究,基本不存在太大的問題,即使有,也會由佛陀主持,以最有效的方法得於解決。但僧團逐漸擴大的同時,問題也隨之而來,因此佛陀根據有些弟子們的不當行為,制下了戒律,以下不為例警告之。就這樣,不斷的隨犯隨制,最終形成了有250條的比丘戒。僧團也是根據這些戒律,共同遵守,和合共住,延續至今。


佛陀制戒的意義,通常說有十個方面的意義:

一、攝取於僧;


二、令僧歡喜;


三、令僧安樂;


四、令未信者信;


五、已信者令增長;

六、難調者令調順;


七、慚愧者得安樂;


八、斷現在有漏;


九、斷未來有漏;


十、令正法久住。

以上有關戒律的十點意義,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首先戒律是令僧團清凈、和合,讓大家能夠安心辦道。畢竟是一個團體修行,不能今天這個人說得算,明天又是那個人說得算,那樣是不會長久,也難於共住下去,最終只能是分裂。戒律,不僅僅是為了眼前的僧團考慮,更是為長遠的佛教延續著想。一個組織的永久性,靠的不是一個人的魅力,而是一個團體的共同努力,因此,團體就必須要有團體共事的共同規則和一致的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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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教化世間,這有兩點意義:一是保證佛教在家信徒的素質培養;二是培養將來的出家人。因為出家人基本是從原來的在家居士身份轉換而來的。教化他們,從身份而言,要麼令他們出家,成為出家人的身份;要麼令他們繼續做一個有素養的外護在家信徒。那麼,戒律可以讓這幾層關係,得於良性循環的互動。

再其次是個人的修持,如上所說「斷現在有漏,斷未來有漏」,其實這一點也相當重要。


由以上的三大意義,最終要導向的目標就是令「正法久住」,這是佛教徒的共同理想。總之,個人修行也好,團體和合共住抑或教化世間也好,朝向共同一個目標,即是令「正法久住」。


佛陀除了規範弟子們的生活行為之外,更為重要的還是老婆心切地講解人生的真諦之法,通常稱之為「法」或「佛法」、「教法」,就是以教理指導我們的實際修行,這部分內容就是後來結集為「經典」,成為我們信仰的根本依據。


但是,自佛陀示寂之後不久,人們逐漸對佛陀所說的「法」產生了不同的理解,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對法論",也稱為"阿毗達磨"的產生,大概就是對佛陀的「法」進行分析、理解、論述,形成一套嚴密的思想體系。佛教史學家將這一時代,稱為"部派佛教"時期,或「小乘佛教」(「小乘」這一詞帶有點貶義,還是謹慎使用為好)。


從佛、法、僧三大方面來看,部派佛教時期的人們雖然對"佛陀」本人的認知上,也就是「佛陀觀」,存在稍有差異,但最大的差異還是在對於「法」的不同認知和不同的取向。如果試著閱讀《俱舍論》,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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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佛教的特點之一,即是著重在義理上的哲學思辨,對「法」的討論相當精細。也正因如此,引起人們開始反思佛法的根本精神何在?


我們今天常稱為「大乘佛教」,就在這個時候興盛起來,大約是公元前後,這是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的,學習印度佛教史的人們不能不關注當時的時代背景。也就是人們開始思考佛陀教法的真正精神是什麼?是脫離人們生活而經院式的哲學思辨嗎?開始追問佛陀教法的核心精神是什麼,比如龍樹菩薩提出了「空」的核心思想,隱含著回應了當時部派佛教以來的一些弊病。另外也暗示著一個危機感,就是如果一味經院式的探討,與群眾生活脫節的話,宗教也將失去生命力。大乘佛教的精神正好符合此時人們的思考,時機成熟。


這裡必須說明一點,大乘佛教並不是後起的。我們現在的印度佛教史有一個誤區,就是按歷史劃分期,例如初期佛教(或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的時代順序,這僅僅是為了初學者便於學習而劃分的,看起來一目了然,但實際上能這麼簡單嗎?


印度地理環境相當複雜,佛陀弟子的分布區域也複雜,而且佛陀並不固定一個地方說法,基本上一直是行腳中度過的。弟子中有聲聞根器的,也有行菩薩道根器的,然後各弘化一方。在這種複雜的人類活動中,絕不能簡單地劃分早期是怎樣,中期是怎樣,後期是怎樣的「歷史」一貫性的發展。總之,千萬不能簡單用歷史的"發展"來看佛教在世間的活動和展開,那樣很容易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後來興盛起來的佛教是後人創造的結果,這樣是很危險的。


我們大概可以說,無論是偏於聲聞乘修行者,還是偏於菩薩乘的修行者,自佛陀以來一直存在著,只是在某個時期,或某個區域,其中也許是聲聞乘較興盛,也許是菩薩乘較興盛,這是各個區域以及各個時代的信仰者們的選擇,與他們自己的根機有關。通常佛教歷史書,真的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依據他們不同來源的資料,會有不同的論述和結論,這本是世間語言的局限性,應該要注意的,歷史描述也只是其中一個表象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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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部派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好,在不同區域不同時期,是要看人們的接受程度的,也就是通常說的「根機」。比如斯里蘭卡的佛教,早期時,實際上部派佛教(上座部)和大乘佛教。差不多都傳入過,但是,事實上人們更願意接受上座部佛教,這是他們的選擇。又如中國佛教,最早在2世紀時,就由安世高等人翻譯了諸多部派佛教或聲聞乘的作品,東晉末以及南北朝還翻譯了各部《阿含經》,但中國信仰者最終大多還是選擇了大乘佛教。印度各地區的佛教何嘗不也是這樣呢?不同區域(古印度分有相當多的大小國家)不同時期的人們,根據他們的根機,由他們自己的選擇,這當中當然也包括弘揚者自己的選擇。


有一次在聊天時,說起了如何看待大乘佛教興起時,部派佛教有些人質疑說:你們的經典是何時結集?佛陀什麼時候講過?我們怎麼沒聽說過?當時我隨口說了句:佛陀講《法華經》時,人家都跑了,當然不知道了(引起哈哈大笑)。這也是他們的選擇,選擇離席。


西藏佛教,公元8世紀末,有過一次印度系佛教(寂護弟子蓮華戒)與中國系佛教(中國禪宗僧人摩訶衍)在西藏桑耶寺進行教義論爭,通常也稱之為「拉薩論爭」,在這一次決定了西藏佛教是要接受來自當時印度系的佛教?還是來自中國系的禪宗?對西藏佛教史而言,意義重大。但最終還是中國禪宗的摩訶衍禪師以失敗告終,離開了西藏。暫且不論是不是真的失敗了,畢竟現存的資料還只是單方面的記載。但這也說明了西藏信仰者自己的選擇,或者說當時來自印度系的佛教可能更適合西藏信仰者。


根據信仰者的根機,會有不同的選擇,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不過,歷史上人們的選擇,是歷史上他們的選擇,並各自創造了各自的歷史。那麼,今天的我們似乎也正在做我們自己的選擇,也正創造著活生生的歷史。該如何選擇?這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自己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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