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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僅17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評審有性別歧視嗎?

115年僅17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評審有性別歧視嗎?



2016年科學獎7位諾獎得主均為男性,2015年僅有屠呦呦一位女性。

圖為屠呦呦和先生及家人在獲獎現場。Alexander Mahmoud / 攝


編者按:


直到今天,性別歧視依舊是某些地區、某些領域的頑疾。諾貝爾獎一百多年的歷史上,自然科學領域共評出581位諾獎得主,其中女性僅有17位。是女性天生在自然科學方面智商、能力不如男性?還是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審中歧視女性?本文從詳盡的史實出發,抽絲剝繭,發現背後的真相併非那麼簡單。


撰文 |陶思聖(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生)

周程(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責編|程莉

2016年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一共評出了7名獲獎者,其中沒有一名女性!


實際上,自1901年開始評獎以來,一共有581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其中僅有17名女性得主(居里夫人2度獲獎,只計1人),女性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獎人數只佔獲獎總人數的2.93%。


因此,學界有不少人把諾貝爾獎(Nobel Prize)戲稱為「No-Bell Prize」,也就是「沒有貝爾的獎」。這源自於一次評獎爭議。

1974年,安東尼·休伊什與馬丁·賴爾因發現脈衝星而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但在此過程中同樣作出重要貢獻的喬絲琳·貝爾-伯內爾(休伊什的女研究生)卻未能一起獲獎,這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爭議。一些為貝爾-伯內爾打抱不平的人譏誚地稱諾貝爾獎為「No-Bell Prize」。當然,這其中包含了暗諷諾貝爾獎評審歧視女性的意思。後來許多探討女性在科學界地位的論文中都出現了這個稱呼,尤其多見於女性主義者的著作。

115年僅17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評審有性別歧視嗎?



「貝爾」(Dame Jocelyn Bell Burnell),1967年6月


如果按獲獎學科來統計,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性別不平衡現象更加有趣(文中表格均可點擊看大圖):

表1 1901-2016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男女得主學科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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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學領域中只有2位女性獲得過諾貝爾獎;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獲得過諾貝爾獎的女性達12人。似乎越抽象的研究領域女性越難獲獎;越具體的女性越易獲獎。但是,即便是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女性獲獎人數與男性獲獎人數相比仍相差甚遠,男女獲獎人數比只有16.4:1。此種現象背後包含兩個層次的疑問:

第一,女科學家的貢獻真的沒有達到諾貝爾獎評審標準嗎?反過來說,諾貝爾獎評委會公平對待女科學家了嗎?


第二,女科學家與男科學家的人數本來就相差極大,因此人丁單薄的女科學家群體根本不可能在得獎人數上與男科學家群體比肩,這是否只是因為科學共同體和社會在排斥女性,並非諾貝爾評委會之過?


迄今有關這一現象的討論也多出於解答這兩個疑問的角度:一是從科學史實出發,考察女科學家未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直接原因;二是著重探討使女性遠離科學共同體塔尖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和心理因素。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性別不均的現象其實是整個科研領域性別不均現象的集中體現。雖然可以從論述後者的文章中得出一些有價值的觀點,但同時也很容易將兩者混淆,輕易認為女性科學家鮮有獲得諾貝爾獎是因評審不公造成的。


科學共同體中性別不均現象的成因十分複雜,而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作為一個獎項自有其評審規則。因此,論述整個社會現象的證據即使言之有理,也不宜直接套用到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審問題上來。有鑒於此,考察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審是否存在性別歧視問題,還是應該回到具體史實中來。


為便於展開討論,我們先概覽一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女性獲獎者的情況。


1、諾貝爾獎女性得主情況概覽


17位女性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的基本信息見表2。


表2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女性得主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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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女性得主的基本信息進行簡單的分類統計之後,可得到以下幾個圖表。


表3 諾貝爾科學獎女性得主國籍分布


可以看出,美國籍的女性科學家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而其他得獎的女科學家也多來自歐洲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就是經濟水平、科技水平相對其他國家更高,教育理念更為先進,女性社會地位較高,她們受到的社會和家庭壓力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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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女性得主人數分布


以十年為一個時段進行統計後,不難發現,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女性得主的人數呈現出上升的趨勢,2000—2009年期間共5人獲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與社會的進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戰後,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科學進入擴張期,女科學家也得到了更多機會。此外,20世紀60年代還是女性主義思潮大發展時期,在思想上也使一部分婦女得到了解放。


通過進一步搜集資料,還可以得到有關這些女性得主的家庭背景和配偶情況、合作關係等信息:


表4 諾貝爾科學獎女性得主家庭背景與配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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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與女性科學家共同獲獎的合作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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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17位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女科學家們幾乎清一色出身於條件良好的知識分子家庭。環境對於個體行為的塑造作用非常明顯,良好的家庭環境為這些女科學家們提供了至少比普通女性更好的啟蒙教育,也許還讓她們從小就擁有了女性自強的意識,這為她們後來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再者,可以確定配偶情況的女性諾獎得主們都選擇了在科學上與她們志同道合的伴侶。可以想像在家庭中,這些女科學家們可以與其配偶進行科學上的交流,其中三對更是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這說明,她們的伴侶至少不會對她們追求科學的意向起到阻礙作用,因此這些女性諾獎得主們不必承受過多來自社會和家庭角色的壓力。


此外,17位女性諾獎得主中,有10人是與自己的合作者一起獲獎,良好的合作交流氛圍讓這些女科學家們在工作中能夠發揮作用。更加重要的是,她們的貢獻能夠被其合作者承認,這對她們贏得諾貝爾獎無疑大有裨益。


不過,分析這些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女科學家的情況雖然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有價值的信息,但有關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審是否歧視女性的爭議焦點並沒有集中在她們的身上,真正引人關注的是那些所作貢獻不亞於她們、但並未得到諾貝爾獎評委會青睞的女科學家們。


2 爭議、流行的解釋與反駁


能夠舉出來的存有爭議的例子有許多,這些未能獲獎的女科學家們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爭議的焦點。


目前仍然健在的喬絲琳·貝爾-伯內爾曾幾度為自己沒能獲獎的事作出解釋。她的學生地位和女性身份可能對她獲獎造成了阻礙。著名物理學家霍伊德就批評道,諾獎委員會沒有把獎頒給伯內爾是極大的錯誤。他甚至說休伊什盜用了伯內爾的數據。


1977年伯內爾在一次演講中表示,界定貢獻究竟來自於她自己還是她的導師休伊什,這其實是件困難的事,而她本人也認為諾貝爾獎由導師獲得是應該的。但到了2004年,她卻在訪談中表示,當時,自己的學生地位和女性身份的確阻礙了她獲得諾貝爾獎。伯內爾的說法在許多女性主義者看來,無疑為諾貝爾獎評審歧視女性又增加了一個佐證。


但伯內爾的例子遠不如另外幾位女科學家的例子更受爭議。物理學家高德哈伯曾經評價道,居里夫人最有原創性,吳健雄的實驗精確性第一,邁特納的工作則比較多樣。在高德哈伯看來,她們三位應該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女科學家。然而這三位最傑出的女科學家中,僅居里夫人一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其餘兩位都遺憾無緣獎項。高德哈伯深受物理學界的敬重,他的看法也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


的確,在諾貝爾獎性別歧視問題研究中,吳健雄與邁特納出鏡率極高,研究者們紛紛稱讚她們的貢獻。既然如此,以獎勵貢獻最傑出的科學家為宗旨的諾貝爾獎卻未給她們留出一席之地,這似乎只能讓人聯想到性別歧視。


麥克格萊恩在她的著作《諾貝爾科學獎中的女性》一書中也記述了吳健雄等傑出女科學家的工作,認為她們「在獲得諾貝爾獎的項目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這些女性在大學尋求得到科學教育和從事她們心愛的科學研究與發現事業時,都受到了嚴酷的歧視」。麥克格萊恩在諾貝爾獎性別歧視問題研究領域中享有盛譽,她的評論無疑加深了「性別歧視說」的影響。


然而,討論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審是否存在性別歧視問題,必須回歸本源。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評獎流程大體上分為三個步驟:提名、調查、評選;所看重的標準在於確定性(是否真有什麼科學發現)、重要性、創造性、優先性、以及科學家是否在世。可以說,對於一位科學家,無論他(她)的貢獻多麼傑出,如果未能依次通過諾獎評選的這三個步驟、或未能滿足任何一個標準,按照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評獎機制,都不能說是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想要站在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角度來考察某個女性科學家是否應該獲獎,就必須明確這些前提。


接下來,就遵循這種思路,通過分析幾個爭議最大的案例,對流行一時的「性別歧視說」進行檢證。


2.1 羅莎琳德·富蘭克林:DNA研究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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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Rosalind Elsie Franklin)


1951年,富蘭克林來到倫敦的國王學院,進入威爾金斯的實驗室,開始了對DNA的研究。富蘭克林為此收集了大量數據和資料,並發表了五篇論文。從她的同事、198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克魯格保存的資料來看,富蘭克林改進了X射線照相機,她拍攝的DNA分子照片至今都在教科書上使用;作為一個傑出的結晶學家,富蘭克林能夠比其他科學家提純出更好的DNA樣品;後來,富蘭克林首先發現了根據DNA分子吸收水分的多少會呈現出A、B兩種不同形態,她甚至掌握了通過改變樣品周圍空氣濕度而使DNA分子在兩種形態間相互轉換的方法;根據觀察,富蘭克林首先推斷得出了DNA分子結構的一個特徵。


在富蘭克林得出一些數據之後,與她同實驗室的威爾金斯便開始使用這些數據,儘管富蘭克林本人並不同意,但威爾金斯認為自己有使用權。而在1951年11月的一次討論會上,富蘭克林總結了一下自己的發現,聽眾中就有沃森,當時他在劍橋大學與克里克共同研究DNA。沃森承認他受到了啟發,因為當時富蘭克林的研究程度遠勝於他和克里克。回去以後,沃森、克里克二人便據此做了一個模型,但富蘭克林看過之後馬上指出了其中的錯誤。


直到1952年底,富蘭克林的進度都比沃森和克里克更快。但整整一年的時間,富蘭克林一直被困在數學計算中,並犯了一些錯誤,這使她浪費了大量的精力。1953年初,富蘭克林的實驗數據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沃森和克里克拿到,這讓他們的研究得到很大進展。通過對富蘭克林數據的仔細研讀,再加上他們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沃森和克里克終於發現了富蘭克林尚未發現的DNA結構特徵,並於1953年3月6日向《自然》雜誌提交了論文。即便富蘭克林在3月17日也提交了論文,但因為那時她還沒有確定雙鏈結構和鹼基配對這兩個概念,所以並未像沃森和克里克那樣解決了全部問題。由於沃森和克里克率先提交了論文,富蘭克林只得將自己的論文做了一些修改,變成對沃森二人的支持。至此,沃森和克里克後來居上,贏得了這場競賽。


時至今日,DNA的諾貝爾獎之爭仍舊未能平息。許多人深深敬佩富蘭克林在這一偉大發現當中所做的貢獻,並為沃森等人在領獎時未曾向她表示感謝而憤慨。富蘭克林的好友安妮·薩爾後來為她撰寫了傳記,稱她在國王學院受到了性別歧視。這一記述與沃森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富蘭克林抹黑式的描寫相對比,似乎暗示富蘭克林在她的研究生涯中的確受遭遇了性別歧視,而她未能獲得諾貝爾獎也可能是源於她的女性身份。


看起來,性別歧視使富蘭克林未能獲獎已經板上釘釘了,但這種說法實際上存在極大的漏洞和事實不清的問題。富蘭克林在1958年便因病去世,年僅38歲,而關於DNA分子結構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在1962年才被頒發給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此時富蘭克林已經去世四年。一般來說,確定哪些成果可以獲獎需要一定的時間周期,距1953年DNA結構的論文提交,到1962年獎項頒發共有九年的時間,相比其他獲獎成果等待的時間沒有明顯拖後。而諾貝爾獎只能頒發給當時還在世的科學家,所以富蘭克林未能獲獎一事從流程和規則上來說並無不妥,不能說明諾貝爾獎本身存在性別歧視的不公正情況。


那麼,澄清了這個事實之後的爭議就變成,如果富蘭克林還在世,是否能夠得獎。持肯定態度的占多數,如上文提到的克魯格,以及卡文迪什實驗室主任布拉格,他們認為只要諾貝爾獎評委會認真研讀富蘭克林的論文,就會承認她的開創性貢獻。不過也有人堅持認為,即便富蘭克林仍然在世,也會受到性別歧視的影響而不能得獎。


對「性別歧視」說法的反駁一般立足於對類似安妮·薩爾所撰寫的傳記類書籍的批評,認為這些書中的許多記述太過偏激。一位名為邁多克斯的學者在2003年1月23日的《自然》雜誌上撰文稱,當時國王學院的女同事們一般都認為工作的氛圍良好,並未受到排斥。富蘭克林本人在國王學院遇到的不愉快也不僅因為她是女性,畢竟她還是猶太人,宗教上的不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他們的傳記,而傳記中一些內容的真實性卻是存疑的,因此由這些記述得出的結論也許不足以說明事實。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富蘭克林的案例並不能成為論證諾貝爾獎存在性別歧視的證據。雖然爭議一直存在,但「如果富蘭克林還活著」的這一「如果」,也僅僅是假設而已。人們應該對富蘭克林所作的貢獻致以敬意,但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含金量,是無可非議的。


2.2 吳健雄:宇稱不守恆的實驗檢驗者

115年僅17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評審有性別歧視嗎?



吳健雄


在未能獲諾貝爾獎這件事上,吳健雄引起的爭議顯然比富蘭克林更大,畢竟她的科學研究水平看起來足以達到諾貝爾獎的水準,楊振寧、李政道獲獎時她也還健在。198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斯坦伯格的一段評價最能代表支持吳健雄獲獎的人的想法:「1957年的諾貝爾獎沒有同時頒給吳健雄,是諾貝爾委員會最大的失誤。原因是宇稱不守恆的構想雖然是楊、李提出的,但卻是吳健雄做實驗發現的。」


這段話既能概括支持者們對吳健雄工作的態度,又指出了爭議核心所在。「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究竟是吳健雄通過實驗發現,還是檢驗?她的工作的確值得獲諾貝爾獎嗎?要回答這些問題,還是應先來回顧一下吳健雄的工作歷程。


1956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在美國一次會議上提出在弱作用下宇稱可能不守恆。但問題是,當時宇稱守恆定律已經被人們視作真理,雖然楊、李的觀點震撼性極大,但幾乎沒有一個物理學家願意相信他們。要使這些物理學家相信這個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實驗來證明這個理論。當時美國的一些物理學家倒是有興趣做這個實驗,但由於這個實驗的風險太大,就是投入大量精力、人力、財力也不一定能得到理想的結果,失敗的話還有可能搭上自己的聲譽,因此他們並沒有貿然進行實驗。費曼和泡利甚至表示,為這種理論設計實驗完全是浪費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李政道想起了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吳健雄,拜託她為這個理論設計實驗。吳健雄同意了,並在1956年6月初與另外四位物理學家組成團隊,一起開始了檢驗β衰變中宇稱是否守恆的實驗。


經過五個多月的艱苦探索,在1956年聖誕節後不久,吳健雄小組的實驗結果終於顯示出了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現象。小組成員們雖然驚喜,但這一現象畢竟與一直以來的認識太不一樣,所以吳健雄只把結果告訴了李政道,她還想對實驗進行再次檢查,避免過程中發生錯誤。但李政道覺得吳健雄過分謹慎,在1957年1月4日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例會上宣布了實驗的結果。當時一位叫萊德曼的實驗物理學家聽聞後,馬上回去採取另一種實驗思路對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恆進行了檢驗,四天後就得出了與吳健雄一樣的結論。1957年1月9日,吳健雄實驗組終於確定實驗結果無誤,1月15日他們宣布了這一結果,2月15日,報告論文正式在《物理評論》上刊登。


吳健雄成功的消息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她也受到了高度的讚揚,因此1957年諾貝爾獎評委會將物理學獎僅授予楊振寧和李政道的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吳健雄本人一直未對此發表看法,只強調自己做實驗不是為了榮譽。直到1989年她寫信恭賀斯坦伯格獲獎,才隱約提到一點自己的心情。她說:「當時我的工作因某種原因而被人忽視,實際上深深傷害了我。」可以想像她的失望。


究竟是何種原因,恐怕吳健雄自己也沒有答案。但作為一位女性科學家,她一定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經受過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並因此一直關注著女性在科學中的地位。1942年吳健雄不得不離開伯克利,到一所規模很小的女子學院教書,因為當時美國最好的20所研究型大學沒有一所學校有教席留給女性,伯克利顯然不想為她破例。女子學院的教書生活很安逸,但不可能為吳健雄提供科學研究的條件。幸好不久後由於製造原子彈研迫切需要人才,吳健雄才終於有機會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然而1951年吳健雄已經名聲在外時,也還是沒有在哥倫比亞大學得到副教授的職稱,因為她是女性。後來吳健雄在演講中經常提到,「教育事業和社會科學領域中也許很需要女性視角,但在物理學和數學學科中女性也只能一直呼籲平等。」「我從不認為女性先天的智力水平低於男性,也不覺得社會和經濟因素是阻礙女性參與科學的根本原因。我想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難以打破的傳統。」


這就是諾貝爾獎性別問題的一個有趣之處。即便再客觀的研究者也無法完全否認性別歧視在其中可能發揮的作用,雖然回歸史實的目的不是要將傑出的女性科學家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歸因於性別歧視,現在爭論的主體也並非落腳於此,但很難說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由人組成的評委會真的能夠完全客觀和公正。研究者們只能盡量不使自己被這種心理預設影響,因此不至於像一些略顯偏激的女性主義者那樣硬要將一切歸因於性別歧視。


目前,關於吳健雄未能得獎的原因有三個說法。第一是認為吳健雄的實驗工作雖然出色,但原創性不強。有研究指出,吳健雄的實驗設計思路其實是來源於楊、李論文的一種實驗方案,並非完全原創,這一點可以從楊、李的方案中找到證據。第二,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現象是由吳健雄小組等三個不同的實驗組幾乎同時、獨立發現的,因此吳健雄在優先權上不佔優勢。第三則是,即便在吳健雄小組內部,幾位科學家也是各司其職,貢獻相當,例如實驗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低溫技術就是由美國國家標準局提供,吳健雄雖然是發起人,但不能說貢獻遠在他人之上。


然而,對於這三點說法,其他研究者則有著不同的看法。針對第一點,他們認為,楊、李在提出自己理論的時候也並不確定,他們承認強作用下宇稱確實守恆,只是發現弱作用下是否守恆並未獲得檢驗,建議以實驗進行檢驗,而正是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這一理論。針對第二點,他們認為,雖然萊德曼與吳健雄的實驗報告幾乎同時提交,但的確是吳健雄首先開始實驗,萊德曼從聽來的報告中得到啟發,至於為何萊德曼僅用四天就得出結論,那也是因為他在吳健雄工作成果的指引下少走了彎路。針對第三點,他們認為,雖然來自美國國家標準局的科學家們也作出了貢獻,但如果沒有吳健雄的慧眼和果決,第一個同意進行實驗,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恆至少不會這麼快就被證實,這些科學家也根本不會有機會出現在諾貝爾獎優先權之爭中。


不得不承認,這是讓人難以決斷的爭議。人們可以根據自己手中的史料和價值判斷進行選擇,卻總是無法徹底將對方的觀點視作無稽之談。在諾貝爾獎的百年歷史中,這樣的爭議不在少數,直到今天也沒有定論。不過在本文的主題中,我們仍然可以說,吳健雄在爭議中更多是以一位純粹科學家的面貌出現,性別歧視並不能充分解釋為何她未能獲獎。


2.3 邁特納:發現原子核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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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特納(Lise Meitner)


提起邁特納的名字,國人也許不如熟悉吳健雄那樣熟悉她,但這位女科學家的貢獻恐怕不在吳健雄之下。同樣,這位傑出的女科學家也未能獲得諾貝爾獎。錯過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的確很多,也難怪性別歧視說看起來這樣可信,畢竟女性想要在男性主導的科學界中達到如此高的地位是極其困難的。女性科學家必須克服諸多困難,獲得遠超男性科學家的成績才能被注意到,因此能夠進入人們視線的女性科學家基本上都是極為傑出的,在大多數人看來她們也應該有獲得諾貝爾獎的資格。相反,如果有一位男性科學家與她們的情況一模一樣,恐怕也引不起人們的多大興趣。當然,實際上作出偉大貢獻而未能獲獎的男性科學家的數量遠超這類女性科學家的數量。


邁特納可謂是一位有主見的才女。即便是家人強烈地希望她能修習音樂,她仍然選擇了自己喜愛的物理學專業,並於1905年成為維也納大學歷史上第一個物理學女博士。但是畢業之後她卻找不到工作,這並不奇怪,因為當時連男博士都難以就職,更何況是女性。不過在190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邁特納結識了普朗克,普朗克很欣賞她,因此在普朗克前往柏林大學任教後,邁特納也隨之前去。不過在兩人初識的時候,普朗克也驚訝地表示:「你已經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想要什麼呢?」那時在普朗克看來,邁特納身為女性也想得到教職真是天方夜譚。也正是在柏林大學,邁特納認識了她的終身好友與合作夥伴哈恩。哈恩邀請她到自己的實驗室,但卻遭到了自己的上司費歇爾的反對。雖然後來普朗克出面勸說使費歇爾作出讓步,可邁特納也只是被允許在地下室的一間木工房中工作。費歇爾會有這樣的反應並不奇怪,要知道當時德國甚至沒有正式允許婦女進入大學學習,更別提接受女研究員。


但是通過邁特納的努力,她終於在1915年成為德國大學第一批女助教中的一個。她的工作很出色,名氣越來越大,愛因斯坦稱她為「德國的居里夫人」,雖然邁特納其實並非德國人。一戰之後,邁特納和哈恩回到了他們一起工作的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並很快發現了新元素「鏷」。這段時間他們的研究進展很多,而真正讓二人的聲名震驚世界的,則是原子核裂變的發現。


1938年12月19日,哈恩發現用中子轟擊92號元素鈾以後竟然產生了56號元素鋇,也就是說,鈾核被中子轟擊成了兩半。哈恩堅信自己在化學上的分析無誤,但在物理上如何解釋得通呢?原子核中本身就有強大的「核力」使核緊緊聚在一起,因為能量不夠,從來沒有人在實驗中從原子核上敲擊出比質子或氦核更大的顆粒。他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邁特納,邁特納堅信哈恩的實驗不會出錯,於是她開始思索其中的原因。解決問題的靈感來源於玻爾的一個觀點:原子量很大的核可能很像水滴,中間較細,顫動著隨時想分開。因此中子能量雖小,但擊中鈾核會使原子核的顫動更加劇烈,最後從細處分開。令人震驚的事情在於,如果真像邁特納設想的這樣,那麼一個鈾核分裂時的能量大約有二億電子伏,而最激烈的化學反應的能量也不過五電子伏。一千克鈾放出的能量相當於三千噸煤燃燒的能量,十分驚人。邁特納又用愛因斯坦的質能公式進行了計算,結果剛好相符。原子核裂變就這樣在二戰即將爆發的時候被哈恩和邁特納發現。


邁特納之前的經歷與吳健雄相似。1944年哈恩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而邁特納則無緣獎項。不必贅述,邁特納的經歷必定使爭議的一方面倒向性別歧視。但歷史的種種複雜之處又明確地指出,邁特納沒有獲獎的確有更重要的原因。


簡而言之,這是時代造就的遺憾。196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佩魯茨在其著作《真該早些惹怒你》中的一段記述也許可以解釋這個遺憾:


「有關導致這一不公正評獎結果的文件在諾貝爾委員會卷宗中秘藏了五十年後才公之於世。這些文件披露,諾貝爾評獎團的審議之所以延長主要是因為對他們(邁特納與哈恩)在該發現前所做的合作研究和邁特納在離開柏林後所作的書面和口頭貢獻難以準確評估,但由於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因為評獎團缺乏與外界交流的限制,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忽略了這些(建議哈恩和邁特納共同獲獎的)提名要求,而將注意力僅限於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發表的兩篇論文上,在論文中,他們純粹用化學方法證明中子轟擊鈾會產生鋇的同位素……」


邁特納實際上是出生在奧地利的猶太人,她的家庭信奉基督教。但在納粹德國時期,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迫害,只得逃往瑞典。因此,在哈恩發表的關於原子核裂變的論文中,並未有邁特納的署名,這是因為那時德國不會刊登猶太人的文章,這也造成了諾貝爾獎評委會手中沒有能直接證明邁特納貢獻的證據。而二戰中的混亂狀態也使評委會沒能注意到對邁特納的提名。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麥克格萊恩在書中寫到,即使後來仍有人提名邁特納獲物理學獎(她本來就是物理學家),但物理學委員會中的一位評審委員賽格巴恩卻百般阻撓。出於對自己名譽和未來權威地位的維護,賽格巴恩想方設法地阻止了邁特納獲獎。這再一次強調了一件事實,雖然諾貝爾獎自有公正性,但評選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們卻無法避免自己的一些私心,從而對結果產生一定影響。這只能說是一種無奈。


3 結語


那麼,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審過程中存在對女性的歧視嗎?在進行總結之前,我們再引兩個案例。


第一件是關於我們剛剛講過的邁特納。1922年10月31日,邁特納第一次公開講課,題目是《宇宙的物理學問題》,但一家報紙在報道時卻把演講題目寫成了《美容中的物理學問題》。在德語中,「宇宙」(Kosmische)和「美容」(Kosmetik)二詞寫法有些相像,之所以產生這種錯誤,也許是因為編輯人員以為女性只可能講授有關美容的問題。


第二件則是居里夫人的案例。居里夫人的貢獻不必贅述,她的成就也遠超大多數男性科學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居里夫人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時間分別是1903年和1911年。隨著社會發展,女性地位一直在提升,在居里夫人生活的年代,女性的社會地位一定遠不及現在,人們對女科學家的偏見也會更為深重,而居里夫人卻能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真是一件既值得敬佩,又讓人困惑的事。

115年僅17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評審有性別歧視嗎?



瑪麗·居里(Marie Curie),1903年獲得諾貝爾獎時的肖像


其實,居里夫人第一次獲獎也受到了重重阻礙。一開始她並沒有獲得提名,當時的提名信中只說皮埃爾·居里和貝克勒爾應該一起獲獎,甚至皮埃爾也只被隨意稱作貝克勒爾的助手。但實際上這兩人並沒有合作過,皮埃爾的合作者一直是他的妻子。皮埃爾得知此事後馬上給瑞典科學院寫信要求與夫人共同提名,科學院經過考慮後才使用另一位科學家對居里夫人的提名來頂替皮埃爾的信件,讓居里夫人能夠獲獎。而在頒獎典禮上,也只有皮埃爾作了學術報告。居里夫人獲獎後,社會輿論一直把她放在從屬地位,說她是丈夫的好助手,把她描繪成一個配角。一家報社甚至偽稱採訪了居里夫人,她表示唯一的心愿就是幫助丈夫工作,完全是一個賢內助的形象。第二天居里夫人就予以否認,但當時社會對她的看法可見一斑。


然而,即使有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居里夫人也沒能完全突破女性在科學界的「玻璃天花板」。居里夫人早年任教於女子師範學校,獲得諾貝爾獎之後都沒有自己的實驗室;丈夫去世後,居里夫人多方申請,索邦大學才將她丈夫生前的實驗室交給居里夫人,但沒有給她教席。她終身未能進入法國科學院,1910年倒是獲得了提名,這件事卻瞬間成為法國的爭論焦點,而最後她以微弱差距敗給另一位科學家,之後未再參選。社會並不關注她作出的貢獻,而是對她的私生活更感興趣,並對這位傑出的女科學家極盡嘲諷和侮辱。


回到諾貝爾獎本身,居里夫人生活在女性地位如此低下、社會輿論壓力如此之大的年代,但一經提名,諾獎委員會還是本著評選規則對她的工作進行認定,讓她兩次贏得榮譽,甚至在第二次獲獎時,居里夫人還作了報告。這也許可以作為一個旁證,說明諾貝爾獎本身並沒有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


從幾個最具爭議、同時也是「性別歧視說」中似乎最有說服力的案例來看,女性科學家們沒能獲得諾貝爾獎,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本身的評審機制不夠靈活。這與朱克曼的許多「第四十一席者」(註:法國科學院總共有四十個席位,那些有資格進入但由於某種原因卻未進入的人被稱為「第四十一席者」)的經歷並無差別,如此看來,「性別歧視說」至少缺乏具體評審事實的支撐。


既然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審過程中的性別歧視問題被嚴重誇大,那為什麼女性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如此之少?


不管如何統計,全球從事科學研究的男女之比都不會大於97:3。如果研究貢獻不存在性別差異,按照等比例獲獎原則,女性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佔總獲獎人數之比就應該大於3%。這意味著在諾獎評審過程中不存在性別歧視的情況下,要麼是在研究貢獻上存在性別差異,要麼是在研究過程中存在性別歧視,要麼兼而有之。 然而,這樣問題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


要而言之,從科學史實來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性別不平衡問題,並非是因評審存在性別歧視引起的,很有可能是由於位於科學共同體頂層的女性科學家原本就很少以及這些位於頂層的女性科學家很少能夠獲得推薦人的提名而造成的。這意味著指責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評委會在評審過程中存在性別歧視之說不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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