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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烏合之眾》,還可以通過這些書理解集體| 推薦一些好書




我們在十一期間邀請了 8 位年輕的作者推薦他們認為的好書。他們在各自的專業頗有建樹,並樂於分享新知和思考。這是第六位作者,方可成。


又到了推薦書的時候。




去年這個時候,《好奇心日報》邀請了在微博、微信和知乎大號里一些有意思的人,給我們推薦了一批書。這些人包括知乎創始人周源、果殼創始人姬十三、微信公號「世相」創辦者張偉、微信公號「利維坦」創辦者吳淼和編劇史航等。當時的推薦邀請是說:請推薦一年之內你認為不錯的書,它可能對你的職業有幫助,可能就是單純的好。不限中英文。



今年,我們決定稍稍改變推薦的方式。




在任何時代,專業讀者都是一種稀缺資源。這些人對書籍推薦和評論的價值判斷,可能成為我們選書的重要參考,甚至書評本身也可成為閱讀的書籍,比如托尼·朱特的《重估價值》。



我們邀請的作者當然不都像托尼·朱特在書中那樣沉重地反思 20 世紀歷史。這些人更年輕、有意思、眼光毒辣,而且並非專業寫作者,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有一定的影響力,並樂於分享新知和思考。




我們希望通過「圖書推薦+長篇書評」的形式把他們介紹給你,給你提供對讀書這件小事的一點參考。




基於個人經驗的不同,每個人推薦的書籍和書評自然風格各異,琢磨這其間的差異本身也是件蠻有趣的事。從 10 月 1 日到 10 月 8 日,我們會每天發布一位作者的推薦書單和書評,希望對你有用。如果你在身邊還發現了一些不錯的專業讀者,請留言告訴我們,也許你會在不久就看到他的文章。



這是第六位,方可成。




方可成,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原《南方周末》記者,政見 CNPolitics 發起人。他創辦了提供傳媒專業服務信息的「新聞實驗室」,主要關注新聞媒體和政治傳播等相關議題,所以推薦的書大多屬於這兩者。只不過和之前的作者不同,方可成是採用社會學視角來看待人類行為,希望對你有幫助。









書籍推薦




文/方可成




《思慮 20 世紀:托尼·朱特思想自傳》




作者:托尼·朱特(Tony Judt) /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




譯者:蘇光恩




出版社: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6 年 2 月



來自:亞馬遜



2010 年,當代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去世後,他的作品被陸續引進中國,《記憶小屋》、《陳痾遍地》、《重估價值》等中文版相繼面世。今年,朱特生前最後一部作品《思慮 20 世紀》也在中國出版了。這部作品是他在罹患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ALS ,霍金也罹患此病)後,在朋友蒂莫西·斯奈德的幫助下通過對話的形式寫出來的,既是朱特個人的思想自傳,也是一部 20 世紀思想史。




兩人的對話不僅閃爍著智慧,也充滿了激情。他們不依靠任何筆記、參考文獻,但似乎能記住他們讀過的每一本書的內容,並就 20 世紀的各種問題提出獨特的創見。他們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知識分子的影響,談到了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天主教國家特別受歡迎,談到了納粹大屠殺,談到了猶太復國主義。朱特認為, 20 世紀最主要的矛盾並不是自由和威權矛盾,而是如何確定國家的角色和作用。




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樣,朱特的這部《思慮 20 世紀》也同時展現了宏觀的圖景和微觀的細節,既講述了歷史,又告訴讀者:為什麼這些內容在今天依然重要。




《1968  : 撞擊世界之年》




作者:馬克·科蘭斯基(Mark Kurlansky)




譯者:洪兵




出版社: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出版年: 2016 年 4 月



來自:亞馬遜



1968 年的中國正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漩渦,這看起來是發生在一個國家的孤立事件,但從全球眼光來看, 1968 年是「革命」精神在各個國家重燃的一年——在美國,在法國,甚至在日本。紅寶書流傳到了世界各地,儘管大部分情況下是誤讀和誤解,但確實見證了那一代人的激情與行動。




那是一個動蕩卻又孕育著希望的年份。我們距離那個年份已經快 50 年了,我們遠離 60 年代精神也已經很遠了。如今回過頭去重讀那段歷史,令人感到唏噓。如作者在導言中所說,「寫作本書使我回想起曾經的那個年代,人們能夠直言不諱並不忌憚冒犯威權——而從那之後,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沒無聞。」




《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作者:麥高登(Gordon Mathews)




譯者:楊暘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5 年 11 月



來自:亞馬遜



五年前,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麥高登的這本書推出英文版時,曾經廣受關注。現在,內地讀者終於可以讀到簡體中文版了。




位於香港尖沙咀的重慶大廈因為《重慶森林》而廣為人知。大廈是一個廉價落腳點,裡面聚集了來自亞非各國的商人、勞工、避難者和背包客。麥高登稱之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節點,和中環所代表的香港「高端」全球化樞紐角色形成巨大的反差。




人類學著作的長處在於能夠講述有趣的故事,通過細緻入微的敘述,展現大廈居民與國際商品、金錢、理念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因為細節豐富,這本書有時候讀起來甚至像是一本「低端全球化者」的實用指南。此外,這本書為全球化背景下無國界移民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提供了一些解決思路。




《事物的味道,我嘗得太早了:石川啄木詩歌集》




作者:石川啄木




譯者:周作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6 年 5 月



來自:亞馬遜



在書店裡拿起這本書的文藝青年,很難拒絕淡雅的裝幀設計和封底的兩首短歌:「說是悲哀也可以說吧,事物的味道,我嘗得太早了。」「比人先知道了戀愛的甜味,知道了悲哀的我,也比人先老了。」




等把這本書買下來細細翻看,才發現石川啄木的短歌並非都是這樣夾雜著淡淡的哀傷和些許的哲思。很多時候,他就像一個絮絮叨叨的神經質,事無巨細地記錄著自己的見聞和感受:「尋求新的心情,今天又彷徨著來到,名字也不知道的街上。」「假裝睡著,勉強打呵欠,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不願讓人家覺察自己的心事。」「今天聽說,那個運氣不好的鰥夫,專心在搞不純潔的戀愛。」……




閱讀這些短歌,是一種非常獨特的體驗,彷彿無限貼近一個敏感的心靈。我並不懂日語原文,但周作人的譯本讀起來確實舒服。可惜石川啄木年僅 26 歲就去世了,不然真的想再多讀一些他的絮叨。










書籍評論




《傳播與社會影響》(英文版)




作者: Gabriel Tarde 




出版社: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6 年 5 月



來自:亞馬遜



被過度追捧的勒龐和被遺忘的塔爾德




文/方可成




中國的圖書市場上有幾本書長銷不衰,不斷被再版。而且,這些書的作者至少在 70 年前已經去世,因此作品成為公共版權圖書,各家出版社都可以進來分一杯羹,推出了形形色色幾十上百種版本。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就是這類書中的代表。僅 2016 年前 9 個月,就至少有譯林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人民郵電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現代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烏合之眾》,令人眼花繚亂。




《烏合之眾》在中國備受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現象:我們曾經經歷那群體狂熱的年代,至今也依然時常見證「暴民」的破壞性,對群體的瘋狂非理性有著切膚之痛。而勒龐對群體狂熱給出的診斷又非常簡單直接,沒有理解上的門檻和障礙:個體的人是理性的,一旦到了集體裡面,就喪失了理性,「不善推理,卻急於行動」,「誇大自己的感情」,「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動」……這些簡潔而堅定的判斷,讓人們可以迅速拿來解釋身邊的現象,易學易用。




然而很遺憾的是,西方學界最近百年來對群體行為的研究,早已拋棄了勒龐的理論。可以說,勒龐在今天的主流社會心理學中並不佔據一席之地。用聖母大學社會學教授 Daniel J. Myers 在一篇論文中的話來說,勒龐式的群體觀念已經被後來的學者們徹底駁斥了(「have been thoroughly debunked」)。 Myers 本人的研究重點即是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中的擴散模式。




其實仔細想想便很容易發現勒龐理論中的粗糙乃至不合理之處。當我們從個體走進集體,真的就會發生從理性到非理性的轉變嗎?這種突然的轉變未免過於神奇?回想我們置身集體的時刻,真的成了喪失了頭腦、任人擺布的木偶嗎?這種理性-瘋狂的二分法,未免過於絕對?




和勒龐同一時代的,還有另一位法國心理學家,他對於群體行為的研究長期被學界遺忘,在公眾中更是毫無知名度。但是近十年來,他的作品被學界重新挖掘出來。今天的教授們驚訝地發現:原來他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洞見,在今天依然能帶來重大的啟發。




他的名字是加布里埃爾·塔爾德(Gabriel Tarde)。塔爾德和勒龐都生活在 19 世紀末期的法國,當時社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和動蕩: 1870 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國牢固確立了(男性公民的)普選權, 1882 年銀行和股票市場崩潰, 1892 年發生權錢勾結的「巴拿馬醜聞」,法德關係依然緊張,炸彈襲擊和刺殺事件也屢有發生。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種空前活躍,但又惶惶不安的氣氛之中,社會情緒變得衝動、暴躁。




塔爾德和勒龐都在觀察這個動蕩社會中風起雲湧的群體行動。但是,和勒龐把人群叫做「烏合之眾」、「群氓」(crowd)不同,塔爾德將人群叫做「公眾」(public)。




「烏合之眾」和「公眾」都會展現出集體行為,但集體行為產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因為在集體中喪失了理性,甘願跟隨著宗教般的感情盲目行事;後者則是因為人群中的個體之間有對話、討論,因此可以分享同樣的參與熱情,成為一個共同體。




塔爾德之所以強調對話、討論,是因為他觀察到:當時的法國社會出現了一種新事物——大眾報紙。




19 世紀末,法國頒布的新聞法案讓一大批面向普通大眾的報紙得以誕生。世紀之交時,最大的報紙發行量已經超過百萬。有了報紙,民眾雖然可能住在相距很遠的地方,但卻享有了同樣的信息,有了共同的知識基礎,這讓他們可以無障礙地對話,可以分享同樣的參與熱情,這也就促使各類群體運動不斷發生。




所以,塔爾德認為,當時法國所見證的並不是群氓時代的到來,而是公眾時代的到來。民眾是被建立在共同信息基礎上的對話聯繫在一起的。他們並非一旦置身集體就愚不可及、只懂跟隨,而是具備自己的判斷力和反思精神,可以和他人進行有效的互動。




互動的妙處在於:當一個人是孤立狀態時,他往往只考慮自己。而當和其他人對話時,則往往能走出自我中心,考慮他人的感受。在群體之中時,我們真的都是沉浸在情緒中、不顧及他人的人嗎?或者,群體中的我們其實依然在進行個體之間的互動?




塔爾德的觀點在社交媒體時代尤其具有啟發意義:我們每個人在一次次的轉發、點贊、評論中,切切實實參與了對話,這些對話讓網路上的公眾群體形成。通過勒龐和塔爾德的不同觀點,我們也可以思考互聯網上的「烏合之眾」現象。當越來越多的「暴民」、「噴子」出現時,是將他們簡單歸類為「群氓」,還是承認他們的主體性,研究他們所共享的信息、共同的身份認同,進而試圖去理解他們的互動行為?這種不同的理解方式,會影響我們採用不同的行為方式:是無視、批評那些「群氓」,還是嘗試開啟對話,在互動中影響對方?




事實上,勒龐觀點的危險之處正在於:他會導向一種對民眾的蔑視和不信任,對「控制盲流」等威權政策的支持。而塔爾德則展現了另一種可能性:通過提高信息質量,通過促進對話質量,獲得更好的公眾群體。




遺憾的是,和勒龐的作品在市面上大行其道不同,我們幾乎找不到塔爾德的作品。今年 5 月,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英文原版的《傳播與社會影響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算是填補了一小塊空白。期待未來能有出版社翻譯塔爾德的作品,讓中國讀者獲得勒龐之外的另一種更值得聽取的聲音。




(本文為首發)




題圖來自: glasstire




喬布斯離開五年了,他促成的改變哪些留了下來?哪些沒有?





機會?氛圍?為什麼一些人更願意在大城市裡生活? | 好奇心大調查





都已經國慶節了,為什麼我們的電影院里還是沒好電影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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