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為什麼沒有留守兒童問題的產生？

摘自書籍《原來你是這樣的宋朝》吳鉤（著）， 時代華語出版社授權合作稿。

宋代的「留守兒童」問題

文：吳鉤

「留守兒童」顯然是社會有了頻繁的流動性之後才可能會出現的產物。如果是一個沒有多少人口流動、人們安土重遷的靜態社會，肯定不會有「留守兒童」的問題。朱元璋時代堪稱是靜態社會，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井然有序。而11至13世紀的兩宋時期則是流動性十分活躍的時代，士農工商全都捲入到社會流動中，士人「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工匠從五湖四海湧入城市，在街巷「羅立會聚，候人請喚」；商人不遠千里，「舟舡往來興販」。很多富人亦「皆僑居寄處，至或假賃舍宇」。那時候人口流動的規模雖然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經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兒童」。

然而，古代社會包括宋朝社會的「留守兒童」問題，其實都不嚴重，並沒有發展成為需要引起重視的社會難題。這背後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國家「十一五」青年專項課題《西部留守兒童道德成長研究》有一篇論文提出，「據研究發現，古代的留守兒童問題不突出的關鍵原因在於並非父母雙方外出，而往往是母親和孩子一起留守」，這個結論是有道理的。我們看古人外出經商也好，當傭工也好，很多時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極少出現父母都離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從母親那裡得到保護與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與母親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面的表現在留守兒童中是最好的」。

這是古今留守家庭結構的差異。如果我們將視野拉寬，從基層社會的構造來看，還會發現古今差別更大。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對留守兒童最大的傷害，不是來自貧困，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狀態。人，不管是成人，還是兒童，都離不開共同體的扶持、保護、救濟、安頓、慰藉。用司馬光的話來說，「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強，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則久為異類食矣。」因此，人需要結成共同體，告別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體當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擴展為宗族。

宋代是宗族共同體得以重新構建的時代。趙宋立國之初，由於剛剛歷經五代戰亂，原來維繫秩序的士族門第已經瓦解，社會陷入失序當中，以致「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對於主要依靠宗法聯結起來的傳統社會來說，宗族之不存，即意味著社會的潰散。有鑒於此，張載、程頤、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籲「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通過建立宗族共同體，「有無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這個過程中，范仲淹創設的范氏義莊無疑是宗族共同體建構的典範。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將全部個人積蓄都捐獻出來，在蘇州購置良田千畝，作為范氏義莊的公益基金。凡蘇州范氏族人，均可從義莊獲得救濟。

就這樣，蘇州范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體的庇護網路之中，不但可以從中獲得物質的資助與救濟，還能在共同體中體會到人情的溫暖，養成對共同體的情感認同。不過，宗族救濟通常是封閉的，外族人無法分享，但范氏義莊還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倘若鄉親、姻親、親戚陷於貧窘，或遇饑荒不能度日，范氏諸房共同核實後，也可以用義莊糧米「量行濟助」。

其實古人不但生活在血緣性的宗族共同體中，同時也生活在地緣性的村社共同體之內。北宋士大夫呂大鈞在陝西藍田創立的呂氏鄉約，南宋士大夫沈煥、史浩、汪大猷在明州設立的鄉曲義莊，均是跨宗族、超越血緣的村社共同體。當過宰相的杜范在《跋義約規式》中也提到另一種村社共同體：「余每嘆王政不行，風俗不古，無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1237）春，歸自中都，得鄉之義約。隱几讀之，其憫窮恤死，庶幾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堅此意推而廣之，必有聞風而來取法者，則斯約之倡，其仁遍吾邦矣。余雖貧，亦願助焉，喜而為之書。」這個「同井相扶持」的村社共同體叫作「義約」。

有了這些共同體，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人們便不至於彼此孤立、疏離。因此，假設宋朝社會也有雙親均外出的「留守兒童」，他們亦應該可以從家鄉的宗族共同體、村社共同體中得到照顧、安頓。

而當這些民間自發形成的共同體也不足以實現救濟時，後面還有政府救濟兜底。宋朝戶令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勝致者，當界官司收付村坊安養，仍加醫療，並勘問所由，具注貫屬、患損日，移送前所。」「近親」即宗族共同體；「鄉里」即村社共同體；「村坊」則是政府設置的福利機構。南宋時，單救助孤兒的政府公益組織，便有「慈幼局」「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嬰兒局」「慈幼庄」「及幼局」等。

現在我們再將視野拉闊，從整個人口流動形態的層面來審視，還會發現古今社會的另一處大差異。「留守兒童」固然是人口流動的產物，但更確切地說，他們其實是那種無法落地生根的人口流動的產物。所謂「無法落地生根」，是指城市通常只熱衷於接納作為勞動力的外來人口。由於戶籍准入、孩子入學難、生活成本過高等因素的限制，一名外來的農民工往往很難在城市安頓他的家庭，只好將老人與孩子留在老家。

對於宋朝的流動人口來說，這些問題都不嚴重。蘇軾原籍四川眉山，但他一直在外輾轉為官，妻兒也是一路跟隨。蘇軾任杭州太守時，兒子蘇過在杭州完成學業，並在兩浙路參加科舉考試。你或許會說，這是官員的情況，一般平民呢？那我們來看另一個例子：北宋名臣馮京，父親是一名商人，他從小「從其父商，遨遊四方」。商人居無定所，但馮京並未成為「留守兒童」，而是跟著父親四處漂泊，馮京也因此有「東南西北人」之稱。後來馮京考中狀元，可見他儘管小時候漂泊不定，但他在客居之地肯定是可以入學讀書的。

宋代的士兵為職業軍人，通常也允許攜帶家眷、入住兵營。即使是社會底層人，舉家流入城市也並非不可能。《夢梁錄》載，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技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資」。這些流浪藝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杭州的公立、私立學校非常多，「都城內外，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觀、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弘誦之聲，往往相聞」。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戶籍一般只跟納稅掛鉤，孩子入學並不受戶籍限制。儘管慶曆五年（1045）的一條法令要求，「天下見有州縣學，自今只許本土聽習，若遊學在外者皆勒歸本貫。」但這一政令很快就作廢了，官學又不分戶籍招收學生。至於書院、私塾等私立學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慮戶籍了。因此，宋代遊學之風極盛。中央太學有大量旁聽生，大儒胡瑗在太學講《易經》，「常有外來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復在太學講《春秋》，「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戶外者甚眾」。地方官學也多有遊學生，呂祖謙在嚴州主持州學，「士由遠方負笈者日眾」。書院的開放性更大，陸九淵主持象山書院時，「每開講習，學者輻輳，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

而且，宋朝的外來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難，通常只需要住滿一年，或者在當地購置有田產，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動人口才能「擇其所樂而居之」。對宋朝城市的流動人口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戶籍之類的制度障礙，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據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層人，不管是在城市擺街邊攤，還是當傭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錢之間。我們再來看宋朝「店宅務」提供的公共租賃住房，實際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過十幾文錢（這還是京城的房租水平）。宋朝學校的學費也不貴，宋人說，當時「負擔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日挪一二錢，令厥子入學，謂之學課。亦欲獎勵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可知州縣小學的學費約為每日一二文錢。所以，只要不是赤貧之家，外來人口拖兒帶女進入城市謀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來，並讓孩子在當地入學讀書的。這就避免了「留守兒童」的產生。

今天「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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