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曉群談書人書事：一面追風 一面追問

四十多年前，「上山下鄉」的知青俞曉群從農民大爺那裡學來一個概念，「做活」。在移植稼禾草木的過程中，秧苗要在3-5天後才能確認是否成活；再3-5個月開花；而要掛果則需要3-5年的光景。多年後，身為出版家的俞曉群與外國出版公司談合作，對方關於3-5年才能「做活」新企業的一席話，竟和大爺的話吻合了。

俞曉群，1956年生，著名出版人。三十年從業經歷中，出版了「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萬象書坊」等叢書，以及《呂叔湘全集》《傅雷全集》等全集，著有《數與數術札記》《一面追風，一面追問》《這一代的書香》。

事實上，這種耐心耕耘的做法一直被俞曉群踐行著。從1982年大學畢業後進入出版行業至今，他向讀者和業內交出了「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等格調沉穩、不失雅趣的叢書，也成就了一部個人的出版史。翻開它，讀到老一輩海派出版人的風骨，也能窺見他在「鬧水災」的辦公室里著急救書的往事。

這一籮筐的書人書事，佔據了他的大半生。今年，60歲的俞曉群開始陸續地寫《六十雜憶》。他講到小時候，「造反派」抄家搜去了父親的書，又退回了幾麻袋，他便每日從牆角書堆里選取翻看——總之，還是在講書。

三十多年來，他有沒有把書，把個人的文化生命「做活」？俞曉群做了很多書，涉獵廣泛，也撰寫過不少專欄文章。但有一件事，他始終「不會」：不會做壞書，因為一棵活著的樹不會長出死掉的葉子。

1 不離傳統

延續從天一閣到民國的書脈

「我還有很多事沒做」，俞曉群一邊拉開辦公室里的書櫥，一邊談到，國內出版業和大眾對精裝書及其藝術收藏價值的了解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書櫥里放著他近期新做的「精裝書」，它們與西方將書作為藝術品收藏的藏書傳統相關，又和像天一閣這類中國藏書樓的傳統不同。兩者之間，是古代出版形式與現代出版形式的差別。

中國傳統的出版業誕生於家族藏書樓中，但刻印規模和受眾都有局限性。發明了印刷術的中國並沒有像西方那樣掀起一番印刷革命。在歐洲，古登堡印刷機則開啟了現代印刷時代。從16世紀開始，印刷技術的提升與簡裝書的出現推動了啟蒙知識的傳播。

當這場印刷風暴兜轉到中國時，已是19世紀末。現代出版家張元濟、王雲五等主理商務印書館時，恰經歷了從傳統中式線裝書到現代簡裝書的轉變。清末，伴隨著私塾的日漸減少，現代出版形式才與現代教育一起引入國內。

此後，張元濟、王雲五等一批民國出版家在編寫各類教材之外，還譯介《天演論》等西方學術著作，並編輯了卷帙浩繁的「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系列叢書，引領著當時的思想時潮。多年後，俞曉群讀到王雲五撰寫的「萬有文庫印行緣起」時，仍為那番決絕的情懷感嘆不已，4000分冊的印行規模在當代更是一座難以翻越的大山。

當年的出版家、出版行業也和時代的走向關聯密切。當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在晚清如火如荼時，認定大清將亡的陸費逵因與商務印書館的保守觀點不一致，決心出走，在民國元年創辦了中華書局。在之後的五四運動和上世紀40年代的民族抗戰時期，作為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出版家因承擔著思想與知識的傳播責任，也被深刻地牽連於歷史發展的漩渦中。

俞曉群對這些往事如數家珍，因而更明了那個已經翻頁的時代給當代人留下的重量。這些需要傳承下去的重量，從1982年他進入遼寧教育出版社起後的三十多年間，逐漸化為一個做書人質樸的職業修養和文化風度。

《這一代的書香》作者：俞曉群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6年5月

2 不忍老去

文化生命靠書才能活

1982年初，俞曉群大學畢業。82屆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同學之中年齡相差個十多歲並不為奇。畢業後，這批動亂年代後新生的大學生有相當一部分人進入了出版業。

在至今仍會讓人想起就激動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輿論與思想的開放，新觀念和新思潮通過閱讀進入知識界與大眾認知領域。西方譯著的出版因而頗具文化運動的意味，甚至參與到了90年代末關於中國發展方向的激烈思想爭論中。

在批評聲迭起的左右之爭中，中式文人雅趣卻在俞曉群主持出版的「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與其主編的《萬象》雜誌中得以存續。這番和時潮保有距離、又與民國海派風味親近的風度，俞曉群將其歸功於前輩沈昌文的引導和吳彬、趙麗雅和陸灝的合力。沈昌文看重那些「並非學以致用的書」，也懂得在時間過濾出的文人八卦中「撈月」拾趣。恰是這種在當年顯得非主流的樂趣，喚起了一批知識分子和有生活情趣的人對於一種長久文化脈絡的感知。

與此同時，從90年代開始，不少出版社開始整理在動亂時代散軼的大家作品，在資金與政策利好的時機投入全集出版的熱潮中。編纂全集是深入一個人思想和人生肌理的過程，像顧毓琇這樣文理兼通的大家，既是科學家，又是教育家、詩人、戲劇家和音樂家。俞曉群將其理科成就交由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的學者承擔，人文成就則交由中國社科院的學者梳理。從那時起，他有了「全集情結」，穩穩地把《呂叔湘全集》《傅雷全集》《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顧毓琇全集》等做了出來。

當一線做書人以文化情懷編纂全集，做書這一行在經歷著企業化的轉型。在中國剛進入市場化的90年代，曾有一段極端商業化的時期，在行政力量的引導下，國內不少出版社轉型為出版集團。用叢書和全集交出一份紮實工作履歷的俞曉群被提升為遼寧出版集團的副總經理。

《一個人的出版史（三卷本）》 作者：俞曉群 上海三聯書店 2016年6月

本是一個令人欣羨的職務，可「副總」俞曉群坐在靜悄悄的辦公室里，卻有些不知所措。一陣陣恐懼和孤獨總會找到他——一個親手做書的人，遠離了書稿、作者和讀者，「眼前會浮現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個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漸漸地衰竭、老去」。

2009年，俞曉群辭掉了「副總」。那年他53歲。82屆那批年紀相差不小的同學，經歷了畢業後風華正茂的二十多年，已陸續有人抱病、退休、辭世。不忍繼續再「老去」，俞曉群在50多歲重新回到做書的第一線。

3 不做壞書

一本壞書你怎麼修？

這次，他來到了北京。1949年以後，民國時期駐紮在文化、出版中心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都遷入新都。在世界文化版圖中，文化中心與出版中心總是疊合的，在美國，它是紐約；在加拿大，它是多倫多。在當代中國，這個中心是北京。

在各大書局北上近70年後，俞曉群南下到了中國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他的新身份是社長，一個仍可以在一線做書的崗位。海豚出版社並不高調，但讀者若拿到一本裝幀細巧幹凈、不帶任何腰封和推薦語、偶爾會夾著藏書票的書，十有八九出自海豚。

從遼教社到海豚出版社，俞曉群「一面追風，一面追問」。他出過不少暢銷書，如蘇叔陽《中國讀本》、「幾米繪本」，還請台灣出版家吳興文策劃講「文人八卦」的「海豚啟蒙叢書」。可「幾米繪本」不庸俗，而所謂的八卦，風格一如王雲五喝醉了讀英文，喝得大醉了就念西班牙文。他不排斥追風，但總會追問自己：這風為何要追。

俞曉群說，自己不做壞書的自信來自於巴金。對於巴金、葉聖陶、魯迅那一代人，出版家是與作家身份同等分量的一份事業。巴金有理想也有眼光，以出版的方式扶植了一批青年人。

而他追問、自省的情懷，緣於他的「師傅」沈昌文。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的沈昌文，把金庸、蔡志忠引入國內，既不掉格調，又精準地把住了文化的脈。做書是一種技藝，在當代，相較現代教育體制下出版、編輯專業的訓練，這種師徒傳承貴在格調、風骨和文化判斷力的潛移默化。在俞曉群看來，「不會」做壞書，正是師徒傳承的力量所在。

其實直到今年，工信出版集團對海豚的增資才使俞曉群肩上的貸款重壓得以緩解。同樣地，讀追憶民國上海出版人的那些文章，雲淡風輕的風骨背後是他們在艱難時世中艱難的實業救國。當年圖書市場有限，好書難推；低俗壞書則需要全行業建立聯盟、設定準則來抵抗。

「我是主張實業救國的」。俞曉群在當代的實業是出版業，他的職業是一個做書的企業家，而他三十多年的出版史就是一個文化人的奮鬥。只是這種奮鬥在這個行業中，需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衡量。

「可一本書又和一個冰箱不同，冰箱壞了可以修；一本壞書，你怎麼修？」俞曉群說，出版人該有這種決絕的情懷。（文/孔雪 新京報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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