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萬青年學生奔延安原因何在

延安，這個遠在西北一隅的小鎮，儘管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依然不妨礙它成為溫暖、明朗、堅固和蓬勃向上的聖地，成為青年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當時很多青年是從《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等書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畫家看過書後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官兵平等、軍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並且辭掉了在上海一家銀行的工作，經香港、廣州、重慶和西安，輾轉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到達延安。

就這樣，伴著連天烽火，衝破重重險阻，「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1938年至1939年，這股潮流進入高峰，成為當時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6萬人」。

延安有什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為在當時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希望在延安

有一位叫白刃的華僑青年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戰，到了南京準備參加戰地服務團，但報名處卻冷冷清清，花名冊上只有一個人名。他和同伴要報名，管事的卻讓他們找殷實的商家做擔保，並且說，現在漢奸到處活動，沒有擔保就不讓報名。

一位上海青年曾回憶道：「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里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就是這樣走掉了。」

在重慶，政治上，國民黨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力量，強化新聞報刊審查制度；經濟上，民族工業舉步維艱；軍事上，正面戰場接連失敗。這一切都使大批愛國青年對國民黨政府喪失了信心。

而延安與國統區、淪陷區形成鮮明對比，這裡有自由、平等、民主的寬鬆氛圍，有「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

一些喪失了工作和學習機會，或者要擺脫家庭束縛和包辦婚姻的人，似乎也在這裡看到了光明。所有這一切都讓青年們感到，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

奔赴有途徑

當時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徑：一是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二是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中共中央通過北方局、長江局等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以及一些進步團體、新聞媒介和社會名流引導疏通，組織知識分子前往延安。

延安先後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院校，面向全國招生，在各地的報刊上刊登招生簡章。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報上看到招生簡章後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慶讀初三的李莫愁，由於家境衰落，加上對舊式教育的不滿，自動放棄升學機會。有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陝北公學、抗大招生的廣告。於是，她與同窗好友相約，集合了九個人，於1938年春節過後啟程奔赴延安。

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抗大的招生廣告從延安一路貼到西安。「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而且對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也一律歡迎，不加一點限制。當時抗大招生名額滿了以後，從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杆上貼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還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來，他們來後仍然得到了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沒有一個人被拒絕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隊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隊則在甘肅慶陽建校，一些學生還被安排到旬邑縣的陝北公學分校學習。

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專門設立了交際處。一般來說，青年學生到了以後，先由交際處負責安排食宿，登記造冊，然後根據個人情況進行安置，絕大部分青年都是先進入各類院校或培訓班，經過學習和培訓後，再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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