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滅亡由一杯酒註定？沒這麼簡單，看趙大做了哪些聰明的蠢事

公元前961年的一天晚上，剛剛黃袍加身的北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正在和王審琦、高懷德、石守信等親信大將歡宴，酒意正濃時，宋太祖趙匡胤嘆息說：「如果不靠你們擁戴，我當不上皇帝，當上皇帝後，又不能安眠。」諸將忙問緣故，趙匡胤說：「事情很明顯，我這個位子，誰不想做？如果你們部下諸將擁戴你們，你們會拒絕嗎？」諸將這時才發覺氣氛已變得殺氣騰騰，危機四伏，不由魂飛魄散，為避殺身之禍，忙向太祖問計，趙匡胤說：「你們不如辭去軍職，多置良田美宅，快活一世，這樣我們君臣無猜，不是很好嗎？」諸將點頭稱是。次日諸將辭去兵權，趙匡胤厚加賞賜，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

這一事件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自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皇帝形同虛設。五代十國的統治者都是割據一方的大小軍閥，對他們來說「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寧有種乎？」確實不謬。只要擁有強大威力，軍閥們就可以在轄區域內稱孤道寡，黃袍加身，宋太祖就是因為掌握了強大威力而取代後周的，對此，趙匡胤自然有著深刻的體會。因此上台後，他就對軍事機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變動，「杯酒釋兵權」僅僅是一個開端。好多人認為，正是因為這杯酒「自廢武功」，註定了宋朝的滅亡。但歷史絕對沒有這麼簡單。一個王朝的覆亡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可以說是趙匡胤非常用心地做了無數聰明的蠢事，為宋朝滅亡做好鋪墊。

宋朝以樞密院為最高軍事行政機構，設樞密使、知院事使為長官，以同知院事、樞密副使、簽書院事、同簽書院事為副長官，佐助天子執掌兵政。下設有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閱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雜房等機構。樞密院主要執掌「軍國機務、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令，以佐邦治」。凡是侍衛諸般人值，內外禁兵招募、軍官的升遷賞罰，都由它掌管。但是沒有指揮權，並且出任樞密院長官的都是文臣，如向敏忠、范沖淹曾任同知樞密使，王欽若、夏竦曾任樞密使，這些人都是進士出身，不善軍事，不會威脅皇權。當然也有以武將出任樞密院長官，如韓世忠、張俊曾任樞密使，岳飛也曾任樞密副使，不過都是在解除兵權之後才擔任的。用文臣為樞密院長官，是宋王朝一貫堅持的重文輕武、以文制武政策的體現。

同時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帥，罷去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等高級軍職，同時把禁軍二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三衙門，三者鼎足而立。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而且時常調換，他們負責訓練軍隊。禁軍對外作戰，由皇帝另派統帥。同時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務須聽命於樞密院。更絕的是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幾年調動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調動，這樣造成「兵無常將，將無常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從而將不得專兵。軍隊的布防是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的，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附近，其餘分戍在全國各要地，邊境只駐少量禁軍，以免內輕外重，難以駕馭。宋太宗說得明白：「國家若無外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說明了其布防的用心所在，就是把農民造反視為心腹之患，禁軍任務就是鎮壓農民造反。

（宋朝禁軍）

宋太祖對國家養兵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認為：「荒年百姓造反，軍隊不會反；豐年軍隊造反，而百姓卻不會反」。因此一遇荒年，他就大量募兵，強壯的作禁軍，不合格的作廂兵，這樣，起義的力量變為鎮壓起義的力量，這裡含有狡猾的政治詐術，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兵員的日趨膨脹。如宋太祖末年，全國軍隊37萬餘人，到宋英宗時達116萬餘人，90年間，增加了兩倍多。

禁軍對外作戰，由皇帝派遣統帥，並由皇帝制訂作戰計劃，遙控軍隊作戰。為鉗制將帥的行動，常利用宦官充任監軍，或直接以文臣領兵，如向敏忠曾指揮西北戰事，范沖淹、韓琦也曾擔任西北邊防重任。這些文人，本不擅長軍事，由他們統兵，無異於驅士卒入虎口，後果可想而知。如夏竦指揮西北邊防戰事時，就為西夏人所輕視。王欽若出鎮大名，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滾尿流，只好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這樣的將帥怎麼能指望他們打勝仗。

北宋對軍事機構的改革，對解決藩鎮割據，武人擁兵稱雄是起到重大作用的，但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如實行兵將分離政策，帶來了將帥互不熟悉、指揮不靈，以致戰鬥力削弱的弊端。雖然北宋政府券養了百萬大軍，卻抵擋不住遼和西夏的進攻，屢屢喪師失地不得不在1004年，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後又與西夏達成和議，每年向遼和西夏支付大批白銀和絲茶，以換得邊境的安寧。

有宋一代，正是這種軍事機構嚴重阻礙了軍事戰鬥力，使得軍事戰鬥力非常低下，造成整個北宋絕少能臣良將，保證不了大宋江山的穩固，反而加速了北宋的亡國步伐。這對宋太祖趙匡胤的「良苦用心」，可謂是絕妙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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