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洋務運動的張之洞，為何突然反水殺害上千自立軍

義和團運動期間，張之洞與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都堅決反對朝廷支持、利用義和團的政策，而力主剿滅。但他們已無力影響朝政，1900年6月19日，清廷正式決定「向各國開戰」，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得此消息，劉坤一、張之洞認為大禍臨頭，開始積極籌劃以「保境安民」為主旨的「東南互保」。

就在緊鑼密鼓地籌劃、運作「東南互保」的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使張之洞緊張萬分，一時竟不知應如何處理是好。

原來，戊戌政變後康、梁亡命日本，一直積極從事力促慈禧歸政光緒的「保皇」活動，此時孫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雙方在反對慈禧集團方面有一定共識。當北方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頓時一片混亂。康有為、梁啟超認為時機已到，決定「武裝勤王」，即用武力救護光緒皇帝，使其重新執掌大權。年輕的維新志士唐才常，主動承擔這個危險而艱巨的任務。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張之洞創辦的武昌兩湖書院的學生，因學習成績優秀，很得張之洞器重。而張在甲午之後痛責李鴻章賣國，則使唐對張之洞欽佩異常。由於思想觀點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瀏陽同鄉，因此唐與譚嗣同更是刎頸之交。

維新運動高潮時，譚曾從北京致電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來京，共襄維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滿懷希望進京途中經過漢口時，戊戌政變發生、譚嗣同被殺的消息傳來。唐才常失聲痛哭，準備赴京為譚收葬，後知譚的屍骸已經南運，於是折回家鄉，不久輾轉到日本。在日本，他不僅積极參加康有為、梁啟超的各種「保皇」活動，還經人介紹結識了孫中山及一大批中國留學生。

1899年深秋，他與一批留學生回國，為發動武裝起義做準備，臨行前梁啟超、孫中山都來為他餞行。

他從日本回到上海後，立即組織了「正氣會」；1900年春，當義和團在北方興起時他將「正氣會」改名為「自立會」，並組織自立軍。他的活動重點，從鼓動士林的「正氣」、依靠讀書人轉為側重運動會黨，開始聯絡和組織秘密會黨，準備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發動武裝暴動。

當八國聯軍開始入侵、慈禧向各國宣戰時，唐才常以挽救時局、保種救國為名在上海召開「國會」，選舉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同時，他加緊購置軍火，組織力量，自立軍迅速發展到2萬人，分為七軍；另聯絡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會黨領袖，共十萬餘人，準備在安徽大通、安慶，湖北漢口和湖南常德同時起義；康、梁則在海外負責籌款。其宗旨，還是「武裝勤王」，使光緒皇帝歸位。

譚嗣同（1865.3.10—1898.9.28），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在唐才常的計劃中，起義定在8月9日，以漢口為中心，其餘幾處同時響應。然而，由於康、梁海外籌款未到，武器嚴重不足，故決定推遲起義。但此時安徽大通方面消息已經走漏，引起清軍警覺，而且安徽方面未得到起義推遲的決定，所以按計劃於9日起義。幾天後，安徽自立軍孤軍奮戰，被鎮壓下去。安徽自立軍起義消息傳出後，武漢方面經過一番準備，認為雖然海外武器、軍費仍未到達，但整個自立軍已完全暴露，再加北京已在8月14日被八國聯軍攻陷，慈禧挾光緒皇帝西逃，形勢已在弦之箭，不得不發，決定8月23日在武漢發難，然後進軍西安，救出光緒皇帝。

唐才常將起義活動、指揮中心設在漢口，有多種因素。

首先，武漢是九省通衢，交通發達，進退方便。第二，他聯絡的會黨，也以兩湖地區為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唐與一些回國的留日學生對張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夠擁張宣布兩湖獨立。

據說，自立會成員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組成回國請願團，先後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見到「東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勸他們乾脆將「自保」改為獨立。結果遭到劉坤一嚴斥，但張之洞卻未置可否。

本來他們就對以「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抱有好感，這使他們對張印象更佳。直到最後時刻，唐才常都未放棄對張的希望，還通過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勸說張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亂而宣布獨立，張仍未表示反對，給唐造成張「似非全無好意者」的印象。

幾個月來，唐才常的自立軍在以兩湖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發展迅速，而且漢口是自立軍總機關所在地，也是自立軍起義的指揮中心。這些活動都是在鎮守武昌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眼皮底下進行的，由他指揮的湖北「新軍」中還有些士兵和下級軍官秘密參加了自立軍。

張之洞（1837—1909），晚清名臣、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對此，張之洞早有所聞，但他一直沒有採取鎮壓行動，只是多招了2000兵丁，設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邏，加強對自立軍的防範。其實，正因為張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說某種程度的放縱，自立軍才可能短短時間迅猛發展。

在此局勢大亂之際，老謀深算的張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輕舉妄動，對自立軍，他也採取了靜觀局勢發展，相機行事。在慈禧、光緒最終誰能掌權的局勢未明朗以前，他採取了「明」「暗」兩種手法。

在明面上，他大張旗鼓地宣揚擁護慈禧；暗地裡，他又容忍了自立軍明目張胆地反慈禧活動。何況，自立軍標榜的是「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也就是協助列強攻打義和團、從慈禧手中救出光緒，不以洋人為敵不會破壞張最重視的「東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國聯軍乘勝追擊，光緒很可能重新掌權，自立軍的「救上」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靜觀時變，不能貿然行動。

局勢很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出逃，但聯軍並未派兵追緝太后，途中慈禧還不斷發布命令。張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權將仍在慈禧手中。從8月18日起，大批會黨成員潛入武漢，準備23日起義。

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張之洞終於做出最後的抉擇，趕在自立軍起義之前於22日清晨突然行動，將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義領袖20多人一網打盡，並在當晚就將這20多人斬殺！

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斬殺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殺人滅口，不能讓朝廷知道自立軍曾經與他有過聯繫，他對自立軍曾經採取靜觀甚至縱容的態度。

事後，在上報朝廷的奏摺中，除唐才常因是主犯不能不具名上報外，對其餘人張之洞卻故意含糊其詞、隱匿不報，因為這些被殺者中許多是他創辦的兩湖書院的學生。若朝廷細究，肯定於己不利。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軍先後被殺者總數上千。

鎮壓自立軍、殺害對己深抱好感與希望的學生，是張之洞審時度勢、權衡利害之後的冷靜而冷酷的決斷。他確是當時體制內最為開明的大臣，唯其如此，當他都以如此殘酷的手段對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軍時，表明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決心與能力其實非常有限。這種種變化，都為後來的「革命」提供了一個階梯。

摘自《從甲午到辛亥》雷頤(著)，東方出版社授權合作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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