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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對中國和西方的傳統都應認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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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對中國和西方的傳統都應認真理解


(資料圖)


東西文明對比是一個很寬泛的話題。為了避免空洞,從經驗的覺知講起。哲學取決於個體生活世界存在的覺知,經由概念的反思而提升為理論的建構。這個過程中需要豐富的知識系統,需要典籍的教養。做學問需要「五證」:歷史的考證、典籍的佐證、科學的驗證、邏輯的辯證和心性的體證,這五者各有側重,需要相互交融。


儒教和基督宗教不同。儒教是不是宗教呢?是,但又不是西方意義的宗教。孝悌、仁義、忠信是其教義;四書五經是其教典;周公、孔子是其教主;至於教團,是以士君子自居的,發散性的教團,他們不必登記,也不用受洗;敬天法祖則是崇拜對象。儒教不是一個信靠的宗教,而是一個覺性的宗教,是喚起人們內在的覺醒,而一神論的宗教是要求信徒臣服最高的絕對者,唯一的人格神。

我對東西文明比較的思考,受到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影響,也受到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先生的啟發。大學期間,我聽了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課,後來成為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早在上個世紀初,很多中國的思想家已經開始關注東西文明對比的問題。譬如梁漱溟,他提到「意欲」的概念,認為意欲向前是西方文明,意欲向後是印度文明,意欲適中是中國文明。這個說法有局限性,但它的意義在於指出了人類文明有諸多形態,中國文明有別於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這是儒家最重要的特質。


對本質主義的反思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興起韋伯熱。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等著作對整個漢學界影響很深。他認為基督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精神有非常重要的選擇性的親近關聯。


他的說法在某個意義上有歷史的因果性。韋伯將資本主義精神和現代化聯繫在一起,他認為中國也應當發展出資本主義精神,但是中國的宗教是儒教和道教,這跟資本主義精神不相關。我認為這個論斷在今天看來是不準確的。因為人類文明確實跟它的宗教、跟它的精神內核有密切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有命定的關係。我反對方法論上的本質主義,歷史上的方法論是非常多元、非常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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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在學術研究中,仍然存在本質主義的論斷,譬如人們關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爭論。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法治是很複雜的一個系統,不能因為這一句話就認為中國沒有法治精神。孔子的這句話從本身來講是合理的,因為這合乎人們的經驗。法律不能夠離開人倫,不能夠離開人情,而必須以人作為基礎點。


我們可以提出一種「理念類型」(Ideal-type)的方法。以台灣人排隊為例,排隊作為一個民族的特性,是習與性成的過程,而不是本質上的民族性。在研究東西文明時,不能說本質上的區別是什麼,可以通過「理念類型」(Ideal-type)的方法從總體上說它偏向哪邊,它可能是什麼,從而更深層地理解它,但不能夠一直延伸出去而得出武斷的結論。


東西方文明到目前為止的確有很大不同,譬如說西方是一神論的信仰,而中國是以儒教、道教,以及已經在地化、本土化的佛教為主的信仰。西方一神論的宗教是一個強控制的宗教,而東方覺性的宗教是弱控制的宗教。強控制強調法律、誡命、戒律,弱控制強調道理、情義。


張光直與杜維明的觀點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讀到張光直先生和杜維明先生的著作。張光直提出了「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的概念。他發現瑪雅文化和中國文明有一種獨特的類似性,都強調天人、物我、人己通而為一。杜維明講到有關整個文明的「存有的連續觀」。他通過一些考古的依據,更深一層到哲學的思辨,指出天人、物我、人己合而為一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道理,這就是「存有的連續觀」。「存在」在台灣翻譯為「存有」,「存有的連續觀」即「存在的連續觀」。


我很受啟發,認為這剛好和西方形成強烈對比。西方是神人、物我、人己分而為二的,分而為二必須有第三者作為連接。神人分而為二中間有一個「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來連接,後來教會作為代表。物我分而為二中間有話語概念的連接,作為主體對客體的掌握。中國物我合一,通過氣來感通。人己分而為二需要有契約、法律來連接。人己通而為一,是以一體之仁通而為一。


我們將「存有的連續觀」和「存有的斷裂觀」做一個對比。存有的連續觀強調神人、物我、人己合而為一,存有的斷裂觀強調神人、物我、人己分而為二。神人的關係以希伯來的宗教傳統做例示,物我的關係以希臘哲學做例示,人己的關係以羅馬的法律做例示。西方文明正由這三大支所構成,這正好將神人、物我、人己最重要的關係顯示出來,將西方文明的斷裂、縫合展示出來。


再對比中西方的文字差異。漢字是方塊字,是圖像性的文字。圖像性的文字可以從圖像的直覺中體會到文字的意義。例如「山」,但是人們無法通過「mountain」的形象而知道它是「山」。拼音文字,是通過符號去記錄語言構成文字,文字是隸屬於語音的,所以有語音中心主義的傾向。漢字是人類文明的輝煌成就。中國的語言和語音聯繫密切但並不等同。中華民族是多元的語言、多元的種族、多元的宗教、多元的文明構成的一個整體,最具有包容性。一個地方的哲學跟地域、經濟、生長方式都有密切的關係,而不是本質之如何。

費孝通《鄉土中國》的對比理解


我們再依照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我同意中國傳統是波紋型格局,而西方傳統則是捆材型的格局。波紋型格局是弱控制系統,捆材型格局是強控制系統。更進一步,波紋型的格局是差序格局,捆材型格局是團體格局。


中國傳統講「天下」的概念而不是近代的「國家」的概念。「中」是內,「國」是城,「中國」是指城內,擴而充之,即宇內、四海之內。「天下」這個概念影響到日本、韓國。在古代,他們也稱自己為中國。


天下格局和國家格局不同。以前人們認為「國家」這個概念沒有被強化起來是中華民族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確如此,但是在21世紀,人們需要重新思考,如果人類文化圈中有更多「天下」的概念,可能人類族群之間會有更多共生、共長、共存、共榮的關係。


依照費孝通的理論,中國文化強調平等原則,而西方強調憲法原則;中國文化強調家族結構,西方強調社會結構;中國強調禮治社會,西方強調法治社會;中國強調氏族倫理,西方強調社會道德。

林安梧:對中國和西方的傳統都應認真理解



中西思維方式的對比


繼續來對中西思維方式進行對比。中國傳統強調內在根源性,而西方傳統強調外在超越性。中國傳統強調宇宙造化通而為一回到總體的源頭,所以中國有道論的傳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如果受到西方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的影響,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是個人主觀情感透射的結果,但中國傳統認為,人們的價值跟存在合而為一,存在的律動隱含著價值的意含。主體和客體通而為一,只有主體的對象化活動才使得對象成為一個被決定的定象,而成為被決定的定象的過程,是人們的話語的論定過程,話語的論定過程才使得它成為一個對象物,這個對象物不是存在物本身。


在保留中原古音的閩南話中,「爾八否?」即是「爾知也否」的意思,「八」是指分別,也就是說,理解就是分別。所以沒有一個獨立於心靈之外的客體作為主體認識的對象,主客體原先是混而為一的。混而為一就意味著人的價值和認知都包含在其中。人們把它分別開來特彆強調哪一面它就成為哪一面,所以它可以是自然科學所要觀照的對象,它也可以是人文學問所要去探索的對象。例如水可以是H2O,水也可以是人之性善如水之就下。


中國哲學注重人們參與到總體中去展開參贊活動,在活動中開啟一個新的可能。例如看崑曲《遊園驚夢》,演員在空蕩蕩的舞台演了兩三個小時,演完後觀眾都叫好說這個園子可真美。洋人不理解,認為空蕩蕩的舞台很抽象,但其實園子是演員演出來的,而且非常具象。中國人的感受能力特彆強,因為人們存在的情境是心靈參與的。這個部分是人們今天恢復中國文化時需要去留意的。


中國人重視客觀的法則,但不是以客觀的法則作為最重要的依據,因為客觀的法則之上更重要的是存在的律動。道是存在的韻律,是超乎客觀規律使得客觀規律之所以可能的根據。「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王夫之先生詮釋為「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中國哲學講人性論,性和生是相關聯的。整個中國人性論都是回到生,從生去講宇宙萬有一切。從漢字來看,生是一根小草從泥土中生出來。在是從土才聲,講植物從泥土中冒出來,跟「生」意思很接近。存在的存是「子」參與於「在」,參與進去而把「人」字省略了。所以存在是人進到世界中。中國哲學的「存在」跟西方哲學的「being」看似很相似但是不等同。西方講being是從to be講being,從is講being,而中國哲學強調參與、實踐。《易經》有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世界和自己本來就是一個整體。


由此再來對比中外神話的差異。中國哲學認為天地萬有一切通而為一,不會因為主體的對象化活動而往上超越,超越出絕對的唯一的人格神。中國的神話講宇宙是氤氳造化,萬有一切是由氤氳造化而成,人是得天地陰陽五行之秀氣而最靈者為人。人有男有女,是陰陽和合同而為一的,陽氣重者為男,陰氣重者為陰。在西方神話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而創造了亞當,而女人只是亞當身上抽掉的一根肋骨所創造。宗教是人類文明之所產,也是人類文明之能產,參與到人類文明中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一神論是方式,非神論也是方式。


我要再呼籲,中國哲學應該參與東西方哲學對話。十多年前,大陸興起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中國哲學是哲學,只是中國哲學之為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之為哲學。例如佛教哲學在西方參與研究之下,已經提出佛教本體論,Buddhist Ontology,這大大豐富了本體論的內涵。同樣,中國的道德哲學論據可能會對西方哲學有很大的對話作用。我認為應該讓漢語參與哲學思考。譬如,知識不只是knowledge,道德不只是moral。「識」是了別,是對對象物的客觀的清楚掌握,「知」是定止,是回到內在的確定。「明」是通達於道,「知」是定止於心,「識」是了別於物,而「執」是陷泥於欲。中國知識論的重點不在於怎樣掌握一個客觀的知識,而是主體心性的修養活動和真理的了徹活動是密切關聯的。


進一步談中國道德哲學的本義。道德講的是根源和本性的關係。如其根源順其本性就稱為道德。道德不是控制,不是強制。中國傳統先講道德仁義禮,再講法。道為根源,德為本性,仁為感通,義為法則,禮為規範。《老子》有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在中國傳統中,宗教是相連的,宗教是祭祀祖先神靈天地而形成的教化的傳統,這不同於religion。Religion原來的含義是神人的再連接,而中國傳統認為天人合一。《荀子》講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立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在恢復中國文化的時候,應該把「天地親君師」的牌位立起來作為象徵,象徵天地和良知。


西方是絕對威權的強控制系統,而傳統中國是宇宙、人我、萬物通而為一的弱控制系統。這甚至體現在用餐工具上,中餐用筷子,西餐用叉子。叉子是強控制系統,使用叉子是主體通過一個中介者強力侵入客體控制客體;筷子是弱控制系統,使用筷子是主體通過一個中介者連接客體構成整體達到均衡和諧才能舉起客體。


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具體的普遍性,西方談抽象的普遍性。雖然漢字是很具象的,但是卻能表現普遍抽象的高度的意義,這是中華民族從最具體的存在到一個最抽象的普遍的東西,這是連續的不是斷裂的。中國傳統講意義的辯證消融而不在於結構的辯證超克。中國傳統認為萬有皆具於道之中而不是超越的人格神論。中國傳統認為天人、物我、人己是連續合一的關係,而不是神人、物我、人己的斷裂關係。中國哲學強調生命的默契感通而不是話語概念的論定。中國傳統注重血緣性的自然連結,不同於西方注重契約性的社會連結。


今天人們需要反思,現代社會是非常注重契約性的社會連結,我們血緣性的自然連結慢慢會不見了。中國哲學原來所依託的載體該何去何從?人類文明不是西方意義下的現代化可以泛限一切的,這也引發了更多人反思人類的未來該當如何。人們應該思考儒、道、佛三教的學問對於人類文明進入21世紀可能會起到的作用。這一切必須在對比的思考中重新解答。當然,原先中國的傳統有很嚴重的問題,西方文明也有很嚴重的問題。我用道的錯置和具體性的錯置來對比。

林安梧:對中國和西方的傳統都應認真理解



(資料圖)


如果繼續對「存有的連續觀」和「存有的斷裂觀」進行對比,還可以看到多點透視和定點透視的差異。不同於西方水彩畫的定點透視,中國的山水水墨畫是多點透視,是不合物理比例的,這是情景交融的結果。山水水墨畫要進入畫中而觀畫,需要換位去體會,感其意味體其意蘊,這樣才能夠看出畫之好之所在。這個過程是需要心靈參與的。中國傳統思維是象在形之先,所以象不被形所拘,名以定形,文以成物,道之所顯為象,話語之所論為形。「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大象」是指造化最原初道之顯現。


學之為學是人參與創造的,而不是原本如何由人去揭示的。大家要去理解中國可貴的傳統,也要好好理解西方的文明傳統。理解中國的傳統要回到經典中去,要接受更多的思維訓練,在更多的訓練中讓思維生長。我希望漢語的思考慢慢出現,中西方能夠有更多的互動和對話。

林安梧:對中國和西方的傳統都應認真理解



林安梧教授,一九五七年生,台灣省台中縣人。國立台灣師大國文系畢業,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當代大儒牟宗三先生高足,美國傅爾布萊德(Furbrighter)訪美學人、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麥迪遜校區)(Wiscon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訪問學人。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林安梧


原標題:省思東西文明的異同


轉載自:中山國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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