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統治時期相當折騰，為何沒有跟隋朝一樣亡了國!

對於漢武帝的評價，長期以來存在著兩極化的觀點。首先，他的大刀闊斧，革新吏治，一改前朝的休養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舉把漢帝國拉到高度專制中央集權的軌道之上，使得「漢」在武帝之後成為一個民族的名字永垂於東方。因此有人評價，就大一統制度的建設而言，試驗於商鞅，成型於嬴政，集大成於劉徹。

但是，因為漢武帝長期的對外用兵，破匈奴奪回河套、河西走廊，滅衛氏朝鮮置樂浪四郡，收服夜郎南越政權…大動兵戈，征徭無度，幾乎使文帝，景帝兩朝積累的充沛國庫為之消耗一空，史記上描述中央財政出現了「用度不足」的危機，據載，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其二，是漢武帝為了有效疏解上述的一系列財政問題，在輔以桑弘羊的操刀下進行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成效顯著，但也有政策性的後遺症。經濟上的國家主義盛行，集天下國營之財大都「補貼」在國防軍備上，平民階層所得到的實惠少之又少，武帝晚年出現天下困頓、盜賊群起的景象。以至於公元前89年，68歲的武帝頒布了《輪台罪己詔》。中央趨於寬鬆，民間得以喘息，方才避免了更大的動蕩。

以武帝的雄才大略，不可一世，晚年卻黯然罪己，不可謂不是歷史的一個諷刺和驚醒。由此，才有了題主引用到的司馬光的尖銳評判，說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再引征一句，與司馬光一生政見不和的王安石推行國家主義整體配套體制變法時最推崇的兩個政治人物，其一就是漢武帝。司馬光在和王安石「延和殿廷辯」時，當王安石說起前人桑弘羊做漢的政策導致「民不賦而國用繞」時，他幾乎當場就和王安石翻臉，說「漢武帝就是聽了桑弘羊的騙話，導致晚期群盜並起被迫下了罪己詔，國家差點滅亡「。因此，司馬光對漢武帝的批判，上升到當時朝政時局的角度上，是對王安石變法集團所推行的經濟新政的側面攻擊。一味用司馬光的話貶斥去漢武帝，其實是不夠客觀的。

扯遠了，言歸正傳。司馬光對漢武的評價，歸結起來是對他後期經濟改革措施疾弊的批判。

那麼漢武帝某些改革和政策導致了疲敝天下，國家動亂的結局，為何到底還是成功了?(為何沒一舉失足而致亡國之禍?)

漢武帝有底氣推行一系列大刀闊斧國策是有其厚實基礎的。在解讀他的改革之前，有三個前提是要預先觀察到的：

第一，在經濟改革開始之前，政治集權和思想統一已經完成;

第二，以抵禦外族為口號的討匈戰爭為集權改革創造了道義上的理由，對凝聚基層民心起到了關鍵作用;

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汲取的民間財富。

這三項是保證改革得以推行的客觀條件，也就是說，漢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時間窗口「。

進一步從技術層面角度上說：

在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上，漢武帝變革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目標，而經濟集權的前提正是政治集權。漢武帝啟動改革之時，「七國之亂」已經平息，削藩取得成功，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可對抗的集權能力。這是最為重要的內部條件。中國自形成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之後，歷朝新建，最重要的任務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權可得，「削藩」不成，中央與地方、政府與財閥的權力和利益之爭必永無寧日。殊不知王莽托古變制，激起門閥勢力的激烈反彈，最後以本人掉腦袋謝幕;光武帝初建東漢，意在削藩圖強，結果豪強武裝暴亂，幾千餘子弟上書，迫於世族勢力擁兵自重，光武帝這得留下「苟非其時，不如息人」的感嘆。

在改革與民心的關係上，從漢代社會幾大利益集團的權益博弈上看，中央集權改革將侵蝕地方政權和有產階層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務必獲得底層民眾的支持。

一般而言，集權者用以鼓噪民心的方法和理由大抵有四個：抵禦外敵入侵;防止地方割據;反貪反腐;反對貧富不均。而漢武帝搞改革的口號，正如上面提到的，是保家衛國，抵禦強匈。漢王朝對匈奴的戰爭順應了當時的民心，為改革爭取到了強大的輿論支持。

在集權式改革與民間財富的關係上，任何集權式改革從根本上來說都不是為了促進生產力，而是通過財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獲得更多的經濟權益。漢武帝變法建立在70多年的「文景之治」的雄厚基礎上，為漢武帝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而且財富藏於民間商人之家，易於剝奪。倘若換做王朝初期或大亂之世，是不可能有這樣的經濟、社會條件給武帝折騰的;換做王朝衰微的末期(如西漢末年，唐朝末年，明、清末年時期的變革)，士大夫精英集團做大，龐大的財富集於官商一體的世族集團之手，搜刮的難度和激發的社會反彈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在改革和官僚執行能力的關係上，漢武帝是一世雄主，心狠手辣，可謂冷酷無情，手段霹靂，他在改革中有效發揮了能臣與酷吏的作用，在不同階段時期任用不同官吏，用之深寵，過之則棄，絕無拖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擁有一支忠誠高效的執行團隊。

天時地利人和漢武帝盡據佔領高地，改革不難不成。這是行君道的智慧。

進一步說，如果要論後人從中吸取的經驗，一場大的社會變革如同空間重構，疏處應可跑馬，密處必不容針，國政視野應有系統思考和風險預警，倘若魯莽激進，漏洞必然百出，失敗乃題中之義。

劉徹時代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把循了歷代政治經濟變革的演變邏輯，在矛盾激化與放權讓利間輾轉游離，磅礴大氣而又綿中藏針，取得微妙平衡，武帝之後再難有人能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