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不給范質看座 唐宋宰相待遇大不同！

開放的唐朝歌舞昇平，宰相上朝還可坐下喝茶

唐代朝廷比較民主，實行群相制，形成了一套形式上比較民主的集體審議制度。唐代從初期就其制度大致如此：唐初，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的首腦共議政事，都是宰相。《新唐書·百官志》說宰相是：「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後來，因為唐太宗即位前雖曾任過尚書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職，便以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門下侍中、中書令號稱宰相。

中書舍人負責擬為皇上擬詔，由中書令或中書侍郎適當修改，送給皇帝畫敕。畫敕後，就表示皇帝的正式意見已經形成了，這時就送到門下省。門下省侍中或侍郎對詔書的內容可以駁正違失。如果認為詔敕不當，可以修改後奏還，稱「塗歸」。太宗稱之「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然駁正。」

因此，唐代的三省六部制，臣下對皇帝有反駁權；唐時皇帝的詔令，沒有分管大臣的副署就沒有法律效用。正是在這些制度的熏陶下，在盛唐的官場，如果一個官員從不敢頂撞上司，就會被人認為沒出息，仕途也就不好。魏徵能屢屢把唐太宗頂撞得七竅生煙，並不全是個人的稟性剛直，也是整個時代官場風氣的產物。

據《冊府元龜·宰相總序》說，自隋代以來，就有「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為輔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輕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並假借他官之稱。如唐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稱「參議得失」，或稱「參知政事」等等，名稱不一，都是宰相之職。

《舊唐書·李靖傳》載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中書令（《百官志》作僕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辭極為懇切，唐太宗為之感動，說：朕觀古往今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縱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猶自強居職位。公能識大體，精神誠可嘉。於是，太宗除下優詔，令其在家調養外，又命其疾小愈，兩、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貞觀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績為太子詹事（東宮百官之長），並特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使其與侍中、中書令一樣參預宰相職事。

從此之後，就有「平章事」與「同三品」的銜號，就是品級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則，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職權，只有三公、三師及中書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黃門侍郎郭侍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以後，「同平章事」也成為宰相的銜號。開元以後，為僕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結果就不能參與宰相機務，而被擠出宰相行列。

宋朝常被稱為弱宋，但是並不意味著他的君主專制與其國家一樣積弱，反而強於唐朝。其原因在於，宋太祖趙匡胤兵變起家，對安內自保更有深刻認識。首先是通過「杯酒釋兵權」把軍隊收歸已有，再有就是確立「重文輕武、強幹弱枝、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所以，有天水一朝的皇帝們一心只想關起門來做個地主，而不是走出去做個霸主。在這種意識支配下，個人專制既有實現的條件也有需求，因此，宋朝專制的特點是外弱內強。

因此，宋朝的宰相的權力比起唐朝來，要小得多，境遇大不相同。唐朝中書草詔，皇帝畫敕；宋朝是宰相擬一個意見，稱為「剳子」，經皇上定奪後，再擬詔，其差別很大。不僅權力如此，甚至宰相所受的尊崇待遇也慢慢消失。唐時的宰相，上朝時可以坐下喝茶，即《千字文》中所謂的「坐朝論道，垂拱平章」。但是自宋朝起，宰相就得和其他官員一樣常朝立班。一坐一站，待遇截然不同。 N9Fu

王定國《聞見舊錄》記了一個說法，宋太祖一次趁宰相范質站立奏事時，密令撤座。等范質奏畢，才發現沒有了位子，也不好意思討回，於是成為定例。此說法可信與否尚難推測，然而一來趙匡胤的點子很多是事實，二是宰相立班確實也是從范質開始的。按《宋史·范質傳》的說法，是范質自己提出的：

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而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尊此制。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則具子進呈，具言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多，坐論之禮廢。

皇帝給不給宰相凳子坐，並不是因為皇帝的文化水平高低，也不看皇帝講不講禮節，只是因為君主專制宋逾於漢唐，而相權宋遜於漢唐而已。

宋朝還設置有副相，而且職官常不專事，官多無用。《宋史·職官志》描述宋朝是「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的一個沒人管事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