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少一些莫名之鞭撻，多一點同情之理解
孫中山：一個不斷進化的愛國者
文 | 諶旭彬
今年是孫中山誕辰150周年。但民間動靜不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反思孫中山」在民間知識界蔚然成風。聞孫文之名即掩鼻搖頭而走者甚多。
孫氏此般遭遇，實是「時代意見」遮蔽了「歷史意見」的結果——按錢穆的說法，「時代意見」乃是站在今人之立場，重在澆現實之塊壘；「歷史意見」則是站在古人之立場，旨在體察歷史發生的真實邏輯。在今日民間知識界的「時代意見」里，孫氏的一生，是充滿了爭議的一生。但若是回歸「歷史意見」，卻又不難發現，孫氏充滿了爭議的一生，恰是在「知難行易」中不斷進化（或者說是糾錯）的一生；這種進化，在方向上與時代同調，在步伐上卻較時代更為超前。
試以孫氏一生最重要的「三民主義」及其所受非議最深的幾個問題，綜而言之：
批評孫中山「出讓滿洲」者，多半並不了解孫的「民族主義」的進化史
（筆者按：本小節系《孫中山向日本「出讓滿洲」一事，該怎麼評價？》一文的縮減版，已看過該文的讀者可跳過本小節）
在1911年之前，孫中山為換取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援助，曾一度不惜「出讓滿洲」。此事有諸多史料可證，毋庸贅述。大陸學術界自90年代以來，對此事也已不再避諱，如楊天石曾言：「誠然，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鬥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
「出讓滿洲」之說，對孫中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傷害。學術界較常見的意見認為：孫是為了「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選擇「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俞辛淳）。這類意見其實並不符合史實。
事實上，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分界線，孫中山在「出讓滿洲」一事上可以被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前一階段，孫的意見帶有「割讓」性質；後一階段，則收縮為「租借」、「委託」性質。如：1898年，孫中山對內田良平說：「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1900年惠州起義前，孫訪問日本女界名人下田歌子，請求其協助籌措軍費，下田稱：「革命成功後，須將滿洲讓與日本。」孫答：「可以」。「悉與」「 讓與」等詞，都透漏出「割讓」之意。1912年，孫與日人森恪密談，據森恪之秘密彙報，內有「孫已同意租借滿洲」之語；1915年，孫與日本陸軍參謀長上原勇作密談，亦強調「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可以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
這種轉變，自然與民國順利繼承清朝版圖有關。但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孫中山「民族主義」觀念的巨大進化。在1890年代，孫中山、梁啟超、譚嗣同、張之洞等，俱以傳統的「華夷之辨」來看待清廷和邊疆地區。譚嗣同則抨擊「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在時務學堂散播排滿思想，主張變賣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作為救國之資；康有為在進呈給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一書中，建議光緒賣掉邊疆之地來為變法籌措費用；張之洞在甲午之戰後，也主張向英俄割讓邊疆之地以獲得援助來報復日本。孫1898年向內田良平說「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也是這種「華夷之辨」邊疆觀的產物。
至1900年代，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在野知識界引入西方帶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倡導「民族主義救中國」，激蕩「排滿」思潮。1906年，孫中山對日人說出「中國革命目的在於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這樣的話語，正是這股以「排滿」為核心內容的「民族主義救中國」思潮的產物。
至辛亥年前後，梁啟超、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觀念均有極大的進化。梁啟超於1905年首次提出「中華民族」一詞，與「排滿」思潮決裂。孫因現實需要（革命黨人以「排滿」為發動民眾的重要工具），雖然在辛亥前從未公開批評過「排滿」，但1912年元旦發布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主張「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與梁啟超的意見已頗為相近。自此之後，保有「滿洲主權」也成為了孫中山不可動搖的一條底線。
1920年，在對上海國民黨人講話時，孫氏的民族觀再次進化。孫否定了自己辛亥年提出的「五族共和」之說，轉而倡導所有民族融和為一個中華民族：「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可惜可嘆的是，孫的這種以「融和」為核心內容的民族觀，並沒有被歷史繼承下來；歷史所選擇的，是蘇俄式的以「區分」為核心內容的民族觀。
1898年，孫中山與興中會同仁及日本友人在日本合影
借宋教仁、陳炯明來批評孫中山，也屬於對史實一知半解，不了解孫「民權主義」的進化
孫中山與宋教仁、陳炯明等人之間的衝突，近年來也成為大陸民間思想界「反思孫中山」的重要載體；甚至於冒出了「宋教仁乃陳其美所暗殺、孫中山或有參與」的駭人新論。這也是一種典型的以「時代意見」遮蔽「歷史意見」的做法。
1、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看起來很美，但沒有實現的可能；孫中山的意見更有可操作性
比如，宋教仁在辛亥年堅持走責任內閣制道路，被當下大陸民間思想界視為「立憲主義」。宋的思想資源被一再發掘，當日與宋觀念衝突、主張搞總統制的孫中山，則成了反思對象。然而，若能誠實回歸民初的真實歷史場景，並不難發現，宋教仁的「立憲主義」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性，反倒是孫中山的主張更切實際。概言之：
民國初建，對於如何將「共和」落到實處，有許多不同意見。能稱之為「頂層設計」者，惟有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以及梁啟超的「開明專制」。這三份「頂層設計」的本質區別只有一點：即如何處理當時最具實力的政治勢力北洋系，將其納入「共和」的軌道。
梁啟超的「開明專制」且不論。孫中山和宋教仁對北洋系的處置，簡單說來，孫取合作態度，欲將之納入「軍法之治」當中；宋取對抗態度，欲組建國民黨內閣，以內閣制架空袁世凱。宋的這種對抗心態，在當日毫不隱諱——1913年3月，國民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31歲的宋教仁躊躇滿志，發表演講：「袁世凱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鬥角，設法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我們也不必懼怯。他不久的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彼時，袁並無任何破壞共和之舉，宋演講如此走極端，直將一國總統視作仇寇，顯然不當。當然，他也有自己的目的，即煽動民意來支持內閣對總統權力的架空。為獲取這種支持，宋不惜扭曲事實，為袁捏造罪行，如借外蒙問題點名斥責總統和國務總理，說俄國製造外蒙問題前後，「兄弟彼時亦在北京，見事情重大，曾屢次警告袁總統及趙總理，促其從速設法解決此問題，……無如說者諄諄，聽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將非我有，而政府猶日處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揆諸史實，袁政府當日已竭盡全力保全法律意義上的外蒙古主權，至於實質意義上的收回，實在當時政府的能力範圍之外。宋似乎也忘了，外蒙問題爆發之初，其本人及國民黨也曾高度擁護政府的處置策略。及至選舉結果出爐，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有望組閣，才一變之前的態度，轉而激烈抨擊袁政府。針對這種翻臉，梁啟超當日曾撰文諷刺：「明知其事之不可為，而必發峭激之論，以博一時庸俗人之稱譽」。
宋氏或許覺得，儘可能抹黑袁政府的內政外交，可以為其組閣贏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有了這些民意支持，內閣制就能獲得鞏固，對總統權力的架空就能落到實處。但問題在於：其一，北洋系是純粹的武人集團，其力量相對民黨具有壓倒性優勢，且對政黨政治隔膜，幾乎不參與政黨活動；宋氏政黨政治的遊戲規則，北洋武人未必認同。其二，宋氏爭取到的民意也相當有限。當日選舉，有選民資格者不過10%，這10%當中，有多少人真心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也很可疑——據《順天時報》報道，甘肅某縣長接到上級「調查選舉人札」的公文後，以為是要在境內挑選「舉人」，回復曰：本縣文風不振，貢生、監生倒有，舉人卻一個也無。基層官僚尚且昏聵如此，底層民意對選舉的認知如何，可想而知。其三，即便是袁世凱，其統合武人集團的能力，也屬有限，仍需高度依賴物質籠絡，故屢有對外借款的無奈之舉。宋氏欲純以《約法》為倚仗，架空袁世凱、收服北洋武人集團，造就一種政黨政治，理想雖美，卻實無任何成功的希望。
宋氏曾言：「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問諸人。」這是理想主義者的話語。相比之下，孫中山的意見，要現實得多。胡漢民曾以孫中山代言人的身份，與宋教仁有過一番辯駁。胡漢民主張美國式的共和，因為「美以十三州聯邦，共和既定，即無反覆。」宋氏回應：「君不過懷疑於袁氏耳。改總統製為內閣制，則總統政治上之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下得下就範，無須以各省監製之。」胡漢民反駁：「內閣制純恃國會，中國國會本身基礎，猶甚薄弱，一旦受壓迫，將無由抵抗，恐蹈俄國一九0五年後國會之覆轍。國會且然，何有內閣？今革命之勢力在各省，而專制之餘毒，積於中央，此進則彼退，其勢力消長，即為專制與共和之倚仗。倘更自為削弱，噬臍之悔，後將無及。」略言之，胡漢民主張總統制和地方聯邦分權制並行，中央與地方互相制約；宋教仁則主張內閣制和中央集權制，以內閣架空總統，以中央架空地方。宋氏沙上造塔，固然能因其理想主義色彩而得「時代意見」之青睞，卻遠不如孫氏的意見有可操作性。
2、陳炯明的「聯省自治」看起來也很美，實際上無益於時局；孫中山的「縣自治」更為務實
孫中山與陳炯明在1920年代的衝突，也是相似的情形。陳炯明的「聯省自治」理論被後世賦予了理想主義色彩，而得到「時代意見」的青睞；作為對立面的孫中山，則成為反思對象。但若揆諸「歷史意見」，則可知陳炯明的「聯省自治」，未必比孫中山當時所主張的「縣自治」更高明。
孫、陳分歧的實質，是通過何種手段，消滅軍閥，結束戰亂。陳所主張的「聯省自治」，在1920年代是一種風潮。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是鼓吹此說的輿論主力。其基本思路是：「一方面由各省自己制定省憲，依照省憲自行組織省政府，各省實行自治；另一方面，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會議，制定一種聯省憲法，借聯邦制來實行國家的統一。」《東方雜誌》1922年曾刊文揭示該股風潮驟起之緣由：
「聯省自治運動的勃興，其主要關鍵，全在西南方面軍人，與不滿於現政府的名流政客之相互的聯合。易言之，聯治派之所以能如此聲勢赫赫，實由於擁有實力者，與宣傳這主義者互為表裡與互相利用所致……前者之所以贊成聯治，在希望割據分治，不受中央的管轄，而實際足以牽制中央。後者之所以鼓吹聯治，其動機固不一，而其中一部分人想利用聯治的旗幟，為公開的活動，以攻擊現政府，攫取政權，要亦不可諱言。」
在武人與文人的合作下，包括湖南、四川、浙江、廣東、福建、江蘇、江西、安徽等省在內的大半個中國，當日都曾豎起過「聯省自治」的旗幟。在該理論的蔭蔽之下，軍閥們若力能進取，即高喊武力統一；若僅能自保，則退倡聯省自治。如孫傳芳佔領浙江後，聯合八省督軍宣布自治，卻將本身自治領袖驅逐到了上海；川軍諸將驅逐滇軍後，也高倡自治，但除擬出一部《四川省憲法草案》，什麼動作都沒有。
相比之下，孫中山所主張的「縣自治」更為務實。既足以落實民權、亦可防範軍閥坐大。在落實民權方面，孫曾列舉了應該搞「縣自治」而不是「省自治」的四條理由。這些理由，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仍具現實價值，相當中肯：
「第一，以縣為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釐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為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為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
在消滅軍閥方面，孫認為「聯省自治」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中國此時最可慮者，乃在各省藉各自治，實行割據，以啟分崩之兆耳。故聯省自治之所以不適於今日之中國耳……今日之所稱為聯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則其害：上足以脫離中央而獨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再要求「省自治」形態下的雲、桂、晉、川各系軍閥實施「縣政自治」，其緣由也正在於此。
3、因現實環境的變化，孫中山的意見也發生轉變，不能以此指責孫「毫無原則」
從與宋教仁衝突，到與陳炯明交惡，孫中山的觀點其實有所「進化」。如前所述，民初之際，孫主張總統制和地方聯邦分權制並行，中央與地方互相制約；到1920年代，孫卻轉而反對帶有聯邦分權色彩的「聯省自治」，主張打倒軍閥重建中央，實行縣自治。這種轉變，非是「出爾反爾」、「毫無原則」，而是「一個實行家」（胡適語）不受教條之束縛，因應現實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自我修正的結果——民初，中央政府力量尚在，袁世凱亦有威望，故民權的實現可寄托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制衡上；至1920年代，中央政府已然破產癱瘓，失去制約的軍閥反成了實現民權的障礙。
4、孫中山「民權主義」最重要的一次進化，是意識到了民權的本質，乃具體而微的訓練
頂層設計之外，孫中山在民權主義方面另一個重要的「進化」，是意識到了民權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具體而微的訓練。1916年，孫氏參考美國的「羅伯特議事規則」，親自動手為國人編寫了一本教人如何開會的通俗教材，名曰《民權初步》。孫希望國人明白：「民權」需要練習，要把「民權」從口號落到實處，第一步就是先要先學會怎樣開會。
在中國近現代政治人物中，孫是唯一一個曾致力於教民眾如何民主議事之人。可惜的是，「羅伯特議事規則」經上百年的不斷修訂後，已成為使用極為廣泛的民主議事模式；而孫遺留的《民權初步》，卻長期未能引起國人的興趣與注意。1940年代，熊式輝還在無奈感嘆：如果開鄉民大會，「以我的經驗，在開會的時候或者是沒有人，有人也開不好會，只有打架。」「我們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就沒開好過，不要說那些農民。」惟胡適曾評價稱，孫的所有著作中，《民權初步》最為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議會程序，實在是實行民權政治的『初步』。」直到1950年代，台灣推行「地方自治」，《民權初步》始獲關注，為日後台灣的政治轉型打下了民間基礎。
1923年8月14日，孫中山、宋慶齡在永豐艦上與海軍官兵合影
指責孫中山聯蘇「立場激進」者，往往沒有注意到孫的「民生主義」思想正趨向保守一側進化
晚年選擇與蘇聯合作，立場「激進」，也使孫中山飽受爭議。但若能暫時拋開「時代意見」，回歸「歷史意見」，亦可知表面上「激進」的孫，其實質仍然相當「保守」。
譬如，「聯俄」期間，孫常言及「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提倡土地國有、耕者有其田。但對當日青年最熱衷的「社會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孫卻不敢苟同。孫的理解是：
「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什麼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
孫的「中國人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判斷，與紅色經濟學家薛暮橋1932年對江南農村的考察所得結論，完全一致。薛在《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索引》中寫道：在他所考察的地區，「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淪入債叢者，亦已寥若晨星。……留居鄉間之中小地主，日漸沒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貸之壓迫。今年農民、新華兩銀行之抵押貸款，幾全以地主為其對象，且所借款項，無一投資農業，多用於還債、押會及各種消費事項。」如此全面貧困之下，劫富濟貧式的「社會革命」，雖能掀起滔天波瀾，但並不能真的拯救民生。故此，孫認為中國完全不需要引入蘇俄式的以「階級鬥爭」為主要內容的社會革命——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中，孫明確表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中國實業尚未發達，階級鬥爭也「用不著」。
孫有如此「保守」的認知，也是不斷「進化」而來的。孫早年的思想要「激進」得多。1896-1899年，孫流亡歐洲，正值社會主義運動蓬勃之際。孫深受其影響，成為最早向國人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那批人中的一員，如梁啟超所言，「孫逸仙，他不是個學者，他眼光極銳敏，提倡社會主義,以他為最先。」1903年，孫流亡日本，又與幸德秋水等人過從甚密，對社會主義的興趣更增。1905年，孫訪問第二國際書記處，請求第二國際「接納他的黨為成員」，在稍後的另一封信中，孫又請求第二國際「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過，這種「激進」沒有維持太長時間。1912年4月16日，孫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演說時，已明確表示，自己所倡導的「民生主義」，不反對資本，也不反對資本家——「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雖然主張鐵路國營、土地國有，但也是有前提的，即政府必須是民權政府，而斷不能是滿清這樣的專制政權——「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清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為尤甚。」
知難行易，孫是一個「時代的先行試錯者」，是一個「實行家」，其思想不斷進化，一直走在所處時代的前沿
綜上，與其說孫中山是一個「時代的先行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時代的先行試錯者」。時代整體認知的局限，往往也是孫的個人認知的局限；惟孫最終能超越時代，留下迄今仍極有價值的思想遺產，則殊為不易。
孫所處的時代，乃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知難行易」，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在救國之路上最痛切的感受。今人之「時代意見」，固然能找出先行者諸多的行差踏錯；但在「歷史意見」里，梁啟超的感慨卻是「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胡適亦抱屈云：「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在「知難行易」里，孫的一生，是多變的一生；在這多變之中，孫自有堅持，這堅持，即努力做一個不斷進化的愛國者。
也惟知難行易，今人回顧孫中山當年的摸索與進化，應更多地給予「同情之理解」，而非粗暴的「對錯之鞭撻」。
孫中山（右）與宋慶齡在1923年赴廣州為中國自行組裝的第一架飛機[洛士文]號舉行開幕儀式。
注釋
更詳細的論述，可參考：諶旭彬，《孫中山「出讓滿洲」一事，該怎麼評價？》，短史記第541期。此說之荒誕不經，尚小明教授有系列論文進行了廓清：《陳其美主謀殺宋謬說之流傳》（《歷史教學（高校版）》2015年第9期）、《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謀》（《史學集刊》2016年第1期）、《「宋案」中之袁世凱——何曾主謀刺宋》（《史學月刊》2016年第2期）、《疑心生暗鬼——趙秉鈞如何被「誤」為宋案主謀》（《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更詳細的論述，可參考：諶旭彬，《紀念宋教仁不必貶損孫中山》，今日話題歷史版第136期。更詳細的論述，可參考：楊津濤，《別再拿陳炯明來黑孫中山》，短史記第255期。更詳細的論述，可參考：諶旭彬，《轉型中國·1917：孫中山手把手教民眾搞民主》。《孫中山全集 第9卷 1924.1-1924.3》，中華書局，2011，P381。《孫中山全集 第2卷 1912》，中華書局，2011，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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