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勝利會否為自己挖下了一個大坑？

知識 11-14

當口水戰轉變為圍繞政策議程的激烈討論時，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特朗普的勝利既不是大眾對精英的勝利，也不是反全球化的勝利，更不是右派對左派的勝利。

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選戰，雙方都守住了自己的基本盤。特朗普的上台更多是不想多交稅的中上階層（包括但不僅限於白人），和感覺自己原來的工作崗位被非法移民和工作外包「偷走」而減稅果實被黑人及拉美裔等少數族群過多佔有的中下層白人聯手促成的結果。

要說反全球化，是左派知識分子精英和民主黨傳統票倉的工會更早著先鞭，他們批判資本家為逃避稅收和環保規制而將資本輸出到國外並把自己的利潤在建立在血汗工廠上，而代表大資本利益的共和黨反倒更支持投資和貿易全球化。當然，全球化本身有很多面向，它同時包括資本和人員的跨國流動，所以一個人可以同時贊成資本的全球化而反對非法跨國移民。

而且奧巴馬政府在過去八年已經著手應對全球化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拉大惡果，當然主要不是通過反全球化，而是通過克魯格曼等人力主的修復福利體系再造美國人民購買力的路徑。當然，現實表明這個路徑效果不如預期的理想，既激起了中上階層因加稅而產生的反彈，也沒有有效緩解白人中下層的被剝奪感，因而引發了他們共同的反彈。

特朗普的本事在於能夠通過不連貫的（因而能夠分頭討好各階層選民的）辦法來讓人們「容忍」他那些不體面的言行：中產聽到的是悅耳的「減稅」聲，這分明對底層民眾不利，但他們「選擇」聽到的是特朗普通過叫嚷驅逐非法移民和對「外逃資本」徵稅而大聲說出了他們心底的恐懼和憤怒。

特朗普還充分利用了美國民眾認為美國資源被濫用在國際事務中的挫敗感。「郵件門」給希拉里造成的真正傷害在於巧妙地將美國捲入中東事務轉化為是民主黨高層有意為之的陰謀論，而罔顧是小布希時代的對伊戰爭埋下了中東亂局的種子這一事實。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當然，在國際政策方面特朗普的意向也是一組矛盾體，一方面鼓吹充滿孤立主義色彩的從國際義務撤退和發動貿易和匯率戰等政策，一方面又聲稱要在一些地區採取更強硬的姿態。

接下來的問題是，特朗普如何兌現自己的競選諾言，在相互衝突的口號中實現自己強國富民的目標呢？

身為當今國際政經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的美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了那麼遠，還有回頭路可走嗎？美國在一戰後之所以能夠選擇孤立主義，是因為大英帝國還在勉力維繫當時的國際秩序，而美國人覺得選擇孤立主義從成本收益上來說更划算。二戰後至今美國固然為維繫以其主導的正經秩序投入了巨大的資源，但也收穫了巨大的利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或許只願意看到美國付出的一面，但有沒有充分考慮到退出和收縮所帶來的利益折損呢？

貿易戰同樣是把雙刃劍。廉價商品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擠佔了美國本土製造商的空間，但也確實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維繫美國消費者生活水平於不墜，而且對方的報復也同樣會損害美國的高端製造業，整本賬算下來是否合算難言樂觀。

資本尋找更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實現收益最大化是資本主義體系得以維繫和運行的根本，試圖以行政力強行令資本轉投國內是不現實的。在沒有重大技術突破來提高生產率和實體經濟回報率以及流動性總體過剩的大前提下，靠減稅能夠吸引多少資本迴流並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尚在未定之天，而其即時效果將是巨大的赤字缺口和福利開支削減造成的居民購買力下降導致的內需萎縮。

當特朗普提出要大搞基建來創造就業崗位時，人們恍惚以為是老羅斯福總統在發表新政演說。一個口口聲聲要減稅的共和黨當選總統要搞積極財政，其間的諷刺意味還是頗為濃厚的。

回頭看去，里根時代減稅政策的成效一直是個爭議性話題，現在人們更傾向於認為 1970 年代技術革新和投資開始轉化為成果以及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接過工業化的接力棒才是美國走出困境的根本原因。換言之，里根的保守主義大業是被技術革新和全球化拯救的。現在特朗普流年不利，面臨的是技術革新周期的末端和全球化的退潮期，由此導致的全球流動性泛濫和全球產能過剩不是美國一家的收縮戰略所能應對的。

此外，收縮戰略所導致的另一重風險是，前些年風聲水起的新興市場國家手裡也積攢了相當份額的資本和產能急於尋找出路，一旦新一輪工業化和全球化重啟，美國的資本和製造業能否收復失地再次發揮引領作用難以逆料。

即使在社會和文化領域，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至上」和原教旨主義也面臨成本收益難題，它或許能滿足一些右翼保守選民對左翼自由派種種「過頭」的多元文化議程進行糾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