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面子不好說，臣子怕擔罪不敢說，真是不作不死

當崇禎從哥哥手裡接過大明江山的時候，王朝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內憂外患的危局使在位的崇禎皇帝像熱鍋上的螞蟻。

當時大明王朝的態勢是這樣的：清軍接連佔領了山東、河北的許多州縣；張獻忠一路沿湖北、湖南奪關佔地，準備全面佔領四川；更嚴重的是李自成已西進潼關，佔領西安，控制了西北，整頓兵馬要直取北京，大有稱王建國之勢。

國家社稷危在旦夕，如果此時的崇禎皇帝權衡利弊，當機立斷，遷都南京，以期捲土重來，或許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也許不會這麼快就滅亡。但是崇禎皇帝卻遲遲猶豫不決，坐以待斃，以至斷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落得個弔死煤山的可悲下場。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首先提出南遷的不是別人，正是崇禎皇帝本人，那麼他為什麼又遲遲不肯南遷呢？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四，崇禎皇帝急召大學士及首輔陳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書房議事，討論兵部給事中吳麟征、陝西總督余應桂和薊遼總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調吳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緊急奏摺。

這本是一個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雖然不得不因此放棄山海關，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然而，崇禎皇帝卻躊躇再三，不能當機立斷。面對外患，如果棄地守京，就會落下丟失國土的千古罪名；面對內憂，坐以待斃，又會蒙受失政於寇的奇恥大辱。

這個兩難的選擇讓崇禎猶豫不決，他一心想做位名垂青史的聖君，這種失地失國的重大罪名崇禎是不願意去承受的。他把這個皮球踢給了大臣們，試圖讓大臣們正式提出建議，然後他再順水推舟做個表態，免得承擔責任。

可是，這些長期生活在崇禎身邊的大臣們都不是省油的燈，他們心裡跟明鏡似的，早就看透了崇禎心裡打的小算盤，竟無一人站出來表態。

崇禎一見是這個結果，最後只好決定：「早朝廷議公而決之」。正月初九的早朝上，群臣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莫衷一是。一派主張棄地守京，另一派主張決不棄地，結果相持不下，不歡而散。

那麼主張不放棄一寸國土的臣子們，真是心口如一誓死報國的忠臣嗎？

其實並非如此，當時的內閣首輔陳演就懷著不可告人的心思。他想：如果自己當廷表態不棄國土，日後就逃脫了丟失國土的罪名。他後來不公開反對「棄地守京」，則是遵照崇禎皇帝的心思。

另外，說不定有朝一日朝廷秋後算賬，這個剛愎自用又心胸狹窄的皇帝為了開脫自己的罪責，會找一個丟失國土罪名的替罪羊，所以他陳演最好是明哲保身了，其他人也不例外，都是抱著這個想法。

此前崇禎曾與周延儒秘密商議「南遷」，並叮囑不得泄露消息。但這時崇禎已經認識到，即使放棄國土也難保京城，大敵當前，應當效仿晉、宋南遷，以後再圖恢復北方，以緩解目前的危急。實事求是的說，這個消極的應對策略是當時確保朱明王朝的可行方案。

但是，崇禎的心裡卻顧慮重重，認為南遷是丟棄宗廟社稷的大罪，比「棄地守京」更甚，他實在不願意承擔這個千古罵名，於是南遷這個方案被擱置在了一邊。

同年三月初，李自成的農民軍勢如破竹，攻克了寧武，明軍一敗塗地，京城已經岌岌可危，崇禎又連夜召諸大臣商議對策。這時，李明睿奏清南遷。崇禎心想，要是沒人反對，他就可以下決心南遷了。

而左都御史李邦華居然提出，皇上應該守京城，讓太子下江南。崇禎見自己的如意算盤被打亂，便怒斥道：「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孩子家做得什麼大事？」眾人頓時嚇得啞口無言。

其實人人心裡明白，皇帝自己本想難逃，卻非要大臣說出來，死要面子。大臣們又一想，如果皇帝南遷，一些大臣便會留在京城輔佐太子，變成替死鬼；而那些隨駕南遷的人，一旦京城失守，說不定也會因為力主南遷而替人受過，這實在是個兩面不討好的苦差事。

然而，崇禎卻不知道大臣們心裡的想法，見沒人表態，結果大家議來議去，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到了最後，也只是下了個「入京勤王」的聖旨，等待各路大軍來京護駕。

但是，此後的幾天，勤王的軍隊沒到，告急的奏摺如雪片一樣飛來，這個時候，也許是崇禎南遷的最後時機了，如再猶豫就無可挽回。但是死要面子的皇帝不肯開口，明哲保身的臣子沉默不語，南遷之事就此中斷，農民軍佔領北京已成定局。

在大明生死存亡的時刻，崇禎皇帝最缺少的就是他先祖的那份魄力和膽略，而滿朝重臣最缺少的是于謙那種忠君愛國的大義凜然之氣，這個王朝就是在議論、你推我就之中覆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