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身上，真如胡適等人所言，有一種「烈士情結」嗎？

圖註：1939年，汪精衛發表演講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以「烈士情結」解釋汪精衛投敵的觀點頗為流行。早在1944年，汪精衛去世消息傳來，胡適即在日記中說，「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後來，史學家余英時進一步說，「『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由此開始……」詩詞名家葉嘉瑩更從汪的詩詞入手，解讀出其中的「精衛情結」。

簡言之，在胡適等人看來，汪精衛肯拋掉個人生死、榮辱，毅然選擇「曲線救國」，同日軍合作，正是其「烈士情結」在起作用。那麼，此種情結是否真的存在呢？

行刺攝政王失敗後汪精衛沒被殺，主因是清廷想要向各國展示司法文明

同盟會成立之初，汪精衛便追隨孫中山，成為重要革命領袖，但真正使他暴得大名的則是1910年的刺殺攝政王事件。汪精衛當時的確抱定必死之心，並將所有罪責一力承擔，在供詞中說，「黃君等皆不知精衛目的所在」。讓人意外的是，因之被捕的汪精衛、黃復生和羅世勛都未被處死。對此，汪精衛後來回憶，「救我命的是肅親王……他常常到監獄中來，與我談論天下大事，談論詩歌。我是能免死，也許是有一種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憶到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這位清朝末期的偉大的政治家」。黃復生亦有回憶，言及肅王對他們的種種賞識及優待，甚至「謂為相見恨晚」。

清廷沒有按當時還有效的《大清律例》，判汪、黃「謀反大逆」，處死且株連家人，也沒有按即將實行的《大清新刑律》中「侵犯皇室罪」給他們量刑，而是給他們定了一個法律中沒有規定的「擾害治安」罪。這當然不是簡單一句肅王愛才所能解釋的。事實上，汪精衛、黃復生能免於死罪，首要原因是攝政王不想過分刺激革命黨。載灃「鑒於黨禍日夕相尋，恐益重其怒，乃作釋怨之舉，博寬大之名」，肅王僅在旁「從事贊成」而已。即使是以昏聵聞名的慶親王，也表示「該犯罪狀，非關個人私事」，主張從輕發落。另一個原因則是，當時清廷處於「預備立憲」時期，需要向各國表現司法文明性。清廷高層既有此共識，遂決定「變通處罰」，判汪精衛、黃復生永遠監禁，羅世勛有期徒刑十年。

事後，外界果然頗多好評，《大公報》報道，各國「日來多致函外部，盛稱攝政王及政府諸大老不處汪等以極刑，深合文明國對待國事犯之法律，為中國從來所未有。自有此舉，各國均深信中國刑律之改良必能悉臻完善雲」。可見，汪精衛沒能「引刀成一快」，終失去成為烈士的機會，主要清廷不想因殺一兩個革命黨，給自己帶來更多麻煩。

圖註：汪精衛的獄中供詞

1934年，汪精衛刊文《自述》回顧往事，向國人表白革命決心「始終沒有改變」

辛亥後，獲釋的汪精衛一度宣布「不做官吏」，選擇出國留學，在刺客名聲之外，收穫更多清譽。但汪精衛在海外幾年，遠離聚光燈，並無建樹，頗生悔意，在給吳稚暉的信中，曾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之語。1919年，汪精衛回國，從此投身政治。

孫中山去世後，廣州選舉國民政府主席，11名委員出席，結果汪精衛得11票——其本人亦投了自己一票。老黨員周雍能回憶，「汪精衛雖因謀炸攝政王載灃事勇敢著名，但入民國後並未任過方面大員，亦未真正做過實際職務，在國民政府成立後，卻平地一聲雷，忽然當起國府主席，真是幸運非常」。

此後，汪精衛長期陷入同蔣介石、胡漢民的政爭之中，在聯蔣和反蔣間反覆無常。此一時期，汪精衛也沒有忘記宣傳自己的烈士經歷。1934年初，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自述》，回顧當年獄中情形稱：警察從他衣服中搜出《革命之決心》等文章，問他：「為什麼把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說：「沒有別的，不過覺得拿墨來寫，是不夠的，想拿血來寫，所以放在身上，預備死的時候，有些血沾在上面」。文章末尾，汪向國人表白：「我的革命決心，固然始終沒有改變；而我對人對事的態度，卻不免時有改變。但所以改變的理由我無不講出來，至於理由的對不對，則我願接受現在和後人的評論。」這種表白，很顯然與上一年輿論因熱河淪陷、《塘沽協定》等事件而對汪群起責難，有很直接的關係。

1939年後，汪精衛又刊文將自己的獄中往事，與因所謂「和平運動」被殺的曾仲鳴等人相提並論

汪精衛再次頻頻公開談論個人生死也就是所謂「烈士情結」，是在曾仲鳴遇刺事件發生之後。1938年，汪精衛從重慶秘密出走河內，進退維谷之際，軍統誤殺曾仲鳴，對汪造成不小的刺激。汪精衛在所撰《曾仲鳴先生行狀》中引用了曾氏之妻方君璧的話：「在此時代，抗戰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當以一己之死，換取國家民族之生存」。《舉一個例》中，汪精衛還寫道：曾仲鳴「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已經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幾個月後，汪精衛的外甥沈崧在香港被殺。汪精衛又寫道：「軍興以來，同胞同志為抗戰而死者，先後相望，至於為和平而死者，以曾沈兩同志為嚆矢」。曾、沈兩人都是和汪關係極密切之人，汪把他們的死，定性成「為和平而死」，並說自己可能「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其政治抉擇已相當明確了。

汪偽政權成立後，曾仲鳴和沈崧被推崇為「和平運動」的「烈士」，時時紀念。1939年12月，汪精衛發表《艷電書後》，將自己早年的獄中往事，同曾、沈聯繫在一起，以昭示他們的「烈士」資格：「我於庚戌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時候，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決心》幾篇文字，問我道：『帶這些文字做什麼？』我答道：『沒有什麼，這些文字，從前以墨寫出來的，如今想以血寫出來。』我今日想當初和我一同坐飛機出重慶的曾仲鳴同志，及首先勸我離開重慶的沈崧同志，我慚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間！我誓以我所余的熱血貢獻於和平運動！」

圖註：汪精衛為烈士王昌題寫的墓碑，位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除了汪精衛自說自話外，汪偽的宣換系統也開足馬力，希望用汪早年的烈士往事，來洗白汪偽政權

按《艷電書後》中汪精衛自己的說法，曾、沈二人死後，他為完成朋友遺志，「誓以我所余的熱血貢獻於和平運動」。言辭間似乎確有「烈士情結」在其中；但終究只是汪的自說自話。

汪的追隨者，也不遺餘力宣傳其「烈士情結」。1937年，汪精衛的同鄉、故人張伯楨之子張江裁輯成《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一書，將刺殺事件全歸功於汪——此事主謀實為喻培倫，後殉難於黃花崗之役，同時被捕的黃復生亦幾被忽略。更重要的是，使用「庚戌蒙難」一詞，將汪1910年系獄事對照孫中山「倫敦蒙難」，突出了汪的領袖地位（汪偽時期，雷鳴所著《汪精衛先生傳》，也單有一章「庚戌蒙難」）。

汪偽政府成立後，張江裁在偽國史編纂委員會任職，重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由周作人題字，汪精衛等做序。汪在序中說，「自以為為國戮力三十餘年，而成效未見，災難且洊至。深以不獲早死為恨。」言下頗為當初沒能早死而為烈士遺憾。周作人序中則說，「抑汪先生蒙難不止庚戌，民國以後，乙亥之在南京，己卯之在河內，兩遭狙擊，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飼餓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聲名，持此以觀庚戌之役，益可知其偉大，稱之為菩薩行正無不可也」，將汪三次「蒙難」一體觀之，以證其「烈士」精神。

後續，張江裁又編了《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汪精衛先生年譜》《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汪精衛先生行實錄》等書，請周佛海、林柏生等做序。如論者說，汪系文人從1940年左右開始，「有系統地對庚戌蒙難歌詠、序跋、宣傳，仿若將和平運動所為比附庚戌年行刺事件」，希望用汪精衛早年的烈士往事，來洗白汪偽政權。

圖註：周作人為《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寫的序，刊於《古今》雜誌

如吳稚暉所言：汪精衛晚年成了妖精，把早年的光榮歷史，糟踐凈盡，真是早死幾年是好人

今人說起刺殺攝政王事件，往往只記得汪精衛，不僅不知道為首的喻培倫，同樣不知道同時被捕的黃復生。相比於汪精衛的地位，黃復生在國民黨內籍籍無名，1948年在總統府國策顧問任上去世，「情形相當凄涼，家中除了一架子舊書外，沒有其他更值錢的東西」。不過二人的身後榮辱，卻截然不同。黃去世後，蔣介石、李宗仁以下皆發悼電致哀，總統褒揚令說，黃「器識沉毅……早歲服膺革命主義，力摧專制，名震一時……」至於汪精衛，生前即已預知死後難脫「漢奸」之名，只能一再回首往事，以圖自辯。如學者李志毓所說，「越是到了晚年，汪越依賴於早年的經歷，不斷地回顧『烈士』的過往，以此粉飾『漢奸』的現實」。

汪精衛既不能像黃復興那樣甘於寂寞，留得晚節；也未真的死在1910年的北京或1935年的南京，成為一個真正的烈士。這是他個人無可迴避的悲劇。如吳稚暉說所言，「汪精衛、章士釗晚年成了妖精，把早年的光榮歷史，糟踐凈盡，真是早死幾年是好人」。僅靠一再宣傳所謂的「烈士情結」，終究沒法成為「好人」。

至於汪精衛究竟有沒有「烈士情結」，史料所見，可以定論的是：肯定汪精衛有「烈士情結」最力者，乃是汪精衛自己以及汪偽的宣傳系統。

圖註：汪偽政府統治區的標語

注釋

《清末汪兆銘被捕後的供單及有關史料》，《歷史檔案》1983年第10期；汪精衛：《正月的回憶》；韓濤：《司法變奏的政治底色——以汪兆銘謀刺載灃案為中心》，《清華法律評論 第4卷 第1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劉鳳翰編著：《黃埔北伐：親歷者口述實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第35、36頁；王子堅編：《時人自述與人物評傳》，經緯書局1935年，第4、5頁；文中有關曾仲鳴、沈崧之死同汪精衛「烈士情結」的關聯，為友人宋希於先生所發現，同時更蒙宋先生提供《曾仲鳴先生行狀》《沈次高先生行狀》等原文，特此致謝；劉威志：《使秦、挾秦與刺秦——從1942年論汪精衛晚年的烈士情結》，《漢學研究》2014年第3期；《總統褒揚黃復生令（1948年10月21日）》，黃季陸《革命人物誌 第5集》，中央文物供應社1970年，第378、379頁；李志毓：《汪精衛的性格與政治命運》，《歷史研究》2011年第1期；羅平漢：《布衣大佬：吳稚暉》，團結出版社2010年，第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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