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不喜歡阿諛逢迎的皇帝有幾位

歷史上不喜歡阿諛逢迎的皇帝有幾位

在中國古代統治者的周圍，總有很多的幫閑者，他們投其所好，進諛詞、表忠心、舞文弄墨、移花接木，為統治者抬轎子、吹喇叭，製造太虛幻境。很多統治者就是在這種自己喜歡的虛幻氛圍中，喝多了這些人進獻的迷魂湯，以至忘乎所以，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混亂不堪。當然，也有少數統治者是清醒的，他們不喜歡阿諛逢迎。他們不但會擲還諛詞，甚至還會怒斥阿諛者。

宋人龔鼎臣在《東原錄》中記載：趙匡胤登基後，曾將丹鳳門修葺一新。有個文臣梁周翰，急忙寫了篇《丹鳳門賦》，大肆渲染丹鳳門的壯觀，大拍皇上的馬屁。誰知趙匡胤並不買賬，帶著鄙夷的神色問大臣：「為何要寫此賦？」身邊的大臣們回答說：「梁周翰是做文字工作的，國家取得了新成就，皇帝開創了新氣象，他撰文歌頌，是他的職責啊！」趙匡胤卻說：「不就是修了一個門樓嗎？也值得講這麼多廢話？這些耍筆杆子的『措大』，也太愛拍馬屁了！」說完，就把那篇梁周翰精心炮製的《丹鳳門賦》扔到了地上。

「檢點做天子」的趙匡胤，本是一赳赳武夫，從他嘴裡冒出來這句辱罵讀書人為「措大」的粗話，其實也算不得什麼，可在舞文弄墨的文人眼裡，卻被一句「措大」羞了個顏面全無、灰頭土腦。而趙匡胤這一看似粗魯的舉動，對於曾經被鋪天蓋地、排山倒海般歌功頌德的文字，看花了眼和迷失了方向現代人來說，應該為趙匡胤的這一「英明」舉動拍手叫好。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春，貴州布政司報告說：「去年北征班師時，皇帝的恩詔傳到思南府，聽到太岩山接連喊了三句『萬歲』聲，這是皇帝威德遠加山川效靈之應。」禮部尚書呂震看到報告後，覺得這是一次向皇帝獻媚的好機會，於是，請求上表祝賀。永樂皇帝朱棣不但沒有允許這樣做，還把呂震狠狠地罵了一頓：「臣子侍奉君主，應當堅守道義。阿諛取容，不是賢人君子應該做的。人在山谷中呼喊口號，遠處的大山產生迴音，在道理上是解釋得通的。布政司官員不懂事理，以為是祥瑞，尚且可以理解，你身為國家主管文化宣傳和教育工作的長官，不能辯別其荒謬，還想帶頭進獻賀表，逢迎取悅朕，難道符合人臣以道事君的大義嗎？」責罵過後，呂震這才閉上了嘴（載於《典故紀聞.卷七》）。

像宋太祖、明成祖這樣不圖虛名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畢竟不多，更多的倒是喜歡阿諛逢迎、甜言蜜語的昏君和庸君。在此情況下，大臣們，特別是在皇帝身邊工作的人，如果能夠在君主糊塗時直言相諫，有時也能使昏頭昏腦的統治者稍微清醒一些。下面列舉兩個例子，以便舉一反三。

唐憲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宦官吐突承璀為了拍唐憲宗的馬屁，在安國寺建了一座高大壯觀的碑樓，準備用來宣揚皇帝的功德。唐憲宗把起草碑文的任務交給了翰林學士李絳。李絳不但沒有起草碑文，還堅決反對這一做法。他以堯、舜、禹、湯等聖人都未立碑自言聖德，只有秦始皇巡遊所過，立碑刻石自吹為例子，說明不寫這類拍馬屁文章的道理。唐憲宗聽了李絳的勸告，遂下令，以百牛拽倒了碑樓（《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七》記載）。

後晉開運元年（公元944年）六月，黃河在滑州決口，淹沒了汴、曹、單、濮、鄆等五州。後晉朝廷組織了幾個道的民夫參加搶險，終於堵住了缺口。抗災成功後，後晉皇帝石重貴準備刻碑記載此事，並打算把抗災成功的功勞全部記到自己頭上。但是，此事卻被中書舍人楊昭儉制止，他進諫說：「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四》記載）石重貴也不錯，他認為楊昭儉說得對，遂停止了這一好大喜功的荒唐行為。

戰勝一次大災難，豎立一塊紀念碑，歌頌一下英明領導，這種在如今看來都「十分正常」的做法，卻在一千多年前遭到了中書舍人楊昭儉的堅決反對。他不但反對刻石紀功，還公然要皇帝下「罪己詔」，向全國人民作出深刻的檢討。這個官員的膽子也真夠大的！不過，仔細想來也有道理，大災過後，滿目瘡痍，連恢復都來不及，哪有心思高唱頌聖之歌呢？況且，古人都是深信「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觀點和學說的。他們認為，上天在冥冥之中能干預人事，而人的行為在冥冥之中同樣能感應上天，這就是所謂：「舉頭三尺有神靈」的道理。也就是說，自然界的災異或祥瑞，表示了上天對人間當政者的譴責或褒獎。楊昭儉認為，這次黃河決口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正是上天對皇帝的譴責，是由於皇帝的「失道」引起的。因此，讓後晉皇帝石重貴頒「罪己詔」，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就合情合理了。由是，「紀功碑」變成了「罪己詔」。

楊昭儉敢於直諫固然不易，但在慣於把壞事當成好事辦的國度里，石重貴能聽得進如此刺耳的批評，也殊屬難得。

面對諛詞，領導者如果能夠像趙匡胤一樣把獻媚的諛詞「擲還」給獻媚者，那當然是再好不過了；如果不能，現在的部下，還有多少能像李絳與楊昭儉這樣做的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