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中亞爭霸：誰才是「大博弈」的犧牲品
[摘要]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殖民理論興起以來，西方史學界開始質疑殖民時代發展起來的帝國主導敘事。
在被薩義德稱作「帝國主義的傑作」的小說《基姆》（Kim，1901）中，吉卜林創造了一個小男孩基姆。基姆的父親是英國駐印度軍團里的一位愛爾蘭士官，在父母窮困而死後，基姆成了在印度街頭流浪的孤兒。一次偶然的機會，基姆為一位印度馬販子送了封密信給一位英國軍官，事後他得知，正是這封密信觸發了一場八千人的戰爭，他也因此窺到了一場「大遊戲」的冰山一角。這場「大遊戲」由無數隱藏於市井的密探組成，這些密探沒有名字，只有一個由號碼和字母組成的代號；這場「遊戲」的規模無比巨大，難以見其全貌，但一張紙片就能引發一場戰爭，一件小事就可以改變世界。這場「遊戲」的神秘和刺激吸引了基姆，使得他想要成為這場「大遊戲」的一員。他渴望成為一位只有一個號碼和一個字母的密探，渴望證明自己的智慧與勇敢，渴望以生命為代價去四處闖蕩探聽消息。這部小說使得「大遊戲」（the Great Game）這個詞廣為人知，而這場玄機四伏的「大遊戲」就是後來被稱為「大博弈」的英俄帝國中亞爭霸戰。
如果說吉卜林的《基姆》是最生動呈現「大博弈」的虛構作品，那麼，英國記者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1990年，中文版2016年）就是關於這一題材最為人熟知的非虛構作品了。在三十七個章節中，霍普柯克從十六世紀莫斯科公國擺脫「韃靼人的桎梏」和所謂的「彼得大帝秘密遺囑」——征服全世界——說起，轉而進入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帝國向著東方的一次次遠征以及英國與其的一次次抗衡。他在序言里指出，俄羅斯帝國在亞洲的目標正是奪取大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印度，而俄羅斯國境的迅速南擴及其對奧斯曼帝國、波斯、阿富汗和中亞各汗國的覬覦，正凸顯了俄國人征服整個亞洲的意圖。霍普柯克同時也提到，《大博弈》的核心是人，所以本書並不是一部帝國擴張史，而是英國和俄羅斯的軍官、大使、旅行者、密探和間諜組成的一個個故事：有的人連年征戰沙場，最終凱旋故里；有的人深入亞洲腹地，最終葬身異鄉。《大博弈》用帝國時代的真人真事再現了《基姆》里驚心動魄的「大遊戲」。
霍普柯克的成功之處在於，他生動地再現了十九世紀關於「大博弈」的傳說：本書清晰易讀，引人入勝，三十七個短小精悍的章節組成了一盤精彩紛呈的中亞棋局。而霍普柯克對「大博弈」這一概念未加批判便全盤接受，則成了本書的一大缺陷。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殖民理論興起以來，西方史學界開始質疑殖民時代發展起來的帝國主導敘事，提出需要重視被殖民世界的聲音。在這一理論視角下，貌似能夠概括十九世紀中亞風雲詭譎的「大博弈」則因為掩蓋了歷史的多樣性與複雜性而飽受詬病。為再現帝國時代的「大博弈」而寫作的霍普柯克並未吸收後殖民批評理論，仍然停留在殖民時代的敘事框架之內，也就談不上對之加以批判了。從參考文獻來看，霍普柯克閱讀了大量關於「大博弈」的一手和二手英語文獻，然而這些材料對英國以外的世界——如俄羅斯與亞洲文明的描寫都間接而膚淺，這也使得書中充滿了未加證實的傳言與成見。例如，書中多次出現的「大博弈式的任務」屬於歐洲人，這些任務需要非凡的勇氣與智慧，而「背信棄義」、「專制」、「污穢不堪」、「沉迷於性滿足」等異域風情十足的描寫則屬於中亞文明。這一切都使得《大博弈》很難成為一本可靠的歷史著作；它更像是一部十九世紀英國人有關中亞局勢的軼聞大全，或是一本寫於十九世紀英國的人物群傳。
「大博弈」概念的確定
「大博弈」究竟是屬於誰的博弈？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大博弈」原本是一個流傳於英國社會的賭博術語，首先使用這個詞來描述中亞局勢的是英國情報官亞瑟?康諾利（Arthur Conolly）。在英國，康諾利的生平廣為人知，他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大博弈」式的英雄。他多次前往中亞進行情報偵察，最後被布哈拉埃米爾（統治者）逮捕並殘忍斬首，年僅三十五歲。如今，康諾利的墓碑就樹立在布哈拉古城之中。1840年，在寫給友人亨利?羅林森的一封信里，康諾利說：「等著你的是一場大博弈，一場高貴的博弈。」他用「大博弈」這個詞來指代即將前往印度任職的友人面臨的政治機遇，希望羅林森能在亞洲傳播基督教文明。康諾利之後，出版於1901年的《基姆》又給「大博弈」增添了一分傳奇色彩。吉卜林將英國密探和出生入死的情報戰置於多彩的印度市井和瑰麗的西藏雪山之中，使得「大博弈」成為驚心動魄的中亞間諜戰的代名詞。
而這個概念首次被用於學術語境是1926年由英國歷史學家亨利?戴維斯（H. W. C. Davis）在一場題為「中亞的大博弈（1800-1844）」（The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1800-1844）的演講中提出的。他在演講中重點分析了第一次英阿戰爭，把它稱作英國為取得亞洲政治霸權而下的一個賭注。縱觀「大博弈」形成初期，可以發現這一概念顯然誕生於英語語境之中，一開始並不代表英俄在中亞的對抗，而是泛指英帝國為爭奪亞洲西南部（尤指阿富汗和波斯）的控制權所採取的軍事或外交手段，是英國單方面的「大博弈」，而俄羅斯是在之後才逐漸被認為是英國在「大博弈」中的對手。歷史學家馬爾科姆?亞普（Malcolm Yapp）在《大博弈的傳說》（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2001）一文中就曾指出，「大博弈」被詮釋為英俄在中亞的爭霸，明顯是一種後見之明，是為了突出英國在亞洲事務中的地位。在十九世紀，俄羅斯帝國向南部迅速擴張，諸如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和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這樣的反俄派開始宣傳「俄羅斯怪獸」和「俄國威脅論」，渲染俄羅斯的好戰和擴張主義以及對印度的威脅，同時突出英國在中亞的戰略意義。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以及1979年的阿富汗戰爭與十九世紀的「俄國威脅論」不謀而合，而霍普柯克出版於冷戰末期的《大博弈》更使得這個概念重新被炒熱。有關英俄爭霸的「大博弈」傳說就這樣固定成形。
俄羅斯帝國進軍中亞
事實上，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對中亞各汗國的了解極其有限，有關中亞的大部分信息是通過俄羅斯地理學會（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和俄文報紙獲取的，而對俄羅斯帝國邊界的迅速南擴，英國的影響力也微乎其微。在十九世紀中期，俄羅斯帝國開始在哈薩克草原上迅速擴張，並於1865年攻佔塔什干，隨後成立突厥斯坦總督區。俄羅斯花費了數十年才通過建立要塞線成功控制了哈薩克草原，在此之前，哈薩克草原是一片極難征服的巨大土地。著有《俄羅斯的草原邊疆》（Russia"s Steppe Frontier，2002）的歷史學家米哈伊爾?霍達爾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就曾將哈薩克草原比作一片巨大的海洋，而哈薩克游牧民就是猖獗的海盜。征服這片草原需要花費比跨越海洋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防守草原上的邊境線更是難上加難，俄羅斯選擇的是一片幾乎不可能被征服的土地。對這漫長而艱巨的過程，霍普柯克基本沒有敘述，而僅僅在《大博弈》的後半部分直接跳到1865年的俄羅斯攻下塔什干，並將其稱為「俄國大進軍的開始」。呈現給讀者的是俄羅斯一次次逼近印度的突然擴張以及英國方面的恐慌，由此可見，霍普柯克對材料的選取其實相當有限且偏頗。從書中就不難看出，儘管霍普柯克一開始就將俄國威脅印度論擺上了檯面，但在英俄勢力邊界在瓦罕走廊相撞之前，兩個帝國事實上少有直接交鋒，而是兼有合作與對抗。英國無意從俄羅斯手中爭奪哈薩克草原和河中地區（Transoxiana / Mawarannahr，指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綠洲，位於今哈薩克南部和烏茲別克）的霸權，而俄羅斯是否覬覦印度也值得商榷。這重重矛盾，使得「大博弈」這一概念飽受歷史學家的批評。
對俄羅斯征服中亞的動機，霍普柯克只給出了幾個流傳甚廣卻經不起推敲的說法。其一是至今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棉花危機」說，指美國內戰帶來的棉花短缺促使沙皇下定決心南下，旨在得到中亞的棉花種植地。這一說法是根據列寧為宣傳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惡行而採用的史觀，極大地影響了蘇聯對俄羅斯帝國史的書寫，使得蘇聯史學家以及大部分西方史學家都從經濟角度來詮釋俄羅斯帝國向中亞的擴張。事實上，近年來已有中亞經濟史學家指出，在俄羅斯征服中亞之前，當地出產的是一種不適宜大規模加工的短絨棉，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俄羅斯在中亞引進適宜工業加工的美國長絨棉，突厥斯坦才成為棉花種植的重鎮[可參閱貝阿特麗切?佩納蒂，《俄羅斯突厥斯坦的棉花熱潮和土地稅收（1880年代至1915）》，Beatrice Penati，「The Cotton Boom and the Land Tax in Russian Turkestan (1880s-1915)」，2013]。更重要的是，美國內戰帶來的棉花危機絲毫不能解釋俄羅斯在1860年之前進軍哈薩克草原的行動。
說法之二是霍普柯克在「塔什干雄獅」一章提到的「先斬後奏」，指俄羅斯在中亞的大規模擴張是由於前線「好鬥」的俄羅斯軍官——尤指米哈伊爾?切爾尼亞耶夫（Mikhail Cherniaev）——急於立功，他們在未得到聖彼得堡批准的情況下擅自行動、先斬後奏，使得俄羅斯帝國的邊境在看似偶然的情況下不斷南進。這一說法在西方史學界流傳甚廣，被視作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返祖現象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as atavism）的一種形式，意指某些帝國的擴張是在一些「在位之人」（Man on the spot）的擅自行動和爭強好勝之中進行的，而非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帝國主義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1918）。然而，如果對十九世紀前半葉俄羅斯帝國的擴張史稍加考量，就不難推測出，這一說法其實是當時的聖彼得堡為應付歐洲輿論、推卸武力侵略的責任而編造的借口。俄羅斯在中亞的每一次行軍都花銷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馬匹、駱駝和火炮，這絕非以「偶然」或「好鬥」就可以解釋的行為。俄羅斯攻佔塔什干背後更有可能的動機是，在哈薩克草原難以防守的情況下，俄羅斯意在通過向河中地帶擴張，尋找綠洲的定居文明（浩罕汗國和布哈拉汗國）和一道自然屏障（阿姆河）作為可靠的邊境線。一面是列寧主義史觀，另一面是俄羅斯帝國編造的借口，霍普柯克選擇的這兩面都對釐清俄羅斯進軍中亞的脈絡毫無裨益。
除此之外，霍普柯克還給俄羅斯向亞洲進軍找了一個相當深遠的動機：「黃禍」——俄羅斯受到金帳汗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統治。《大博弈》以俄羅斯被成吉思汗的鐵騎攻克開頭，談到金帳汗國的統治、「成吉思汗帳下那些矮小殘暴的游牧騎兵」在俄羅斯人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創傷，使得俄國人一方面可以忍受東方式的「專制統治」，一方面排外且恐懼東方人。俄羅斯為了保證真正的安全，必須要消滅蒙古人的威脅，向亞洲進軍。這一觀點，同樣是對俄羅斯歷史的誤讀。蒙古帝國的確對俄羅斯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將其視為俄羅斯征服中亞的動機就是無視其他歐洲帝國對亞洲文明的殖民，同時也無視了蘇聯初期對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積極扶持與互動。
「大博弈」的真正犧牲品
總之，「大博弈」傳說突出了英國在中亞的地位以及英國與俄羅斯在中亞的對立，卻從未提及雙方的合作與溝通；霍普柯克對歷史的解讀大部分基於英語材料以及一整套陳舊的史觀：東方總是殘暴而專制的，俄羅斯總是野心勃勃而難以預測的，而英國似乎永遠是「大博弈」里高貴的一方。此書最值得反思的一點是將帝國的行動當成歷史的絕對主角。在這樣的敘事中，中亞本土文明被完全邊緣化，中亞人被形容為任人擺布的棋子，而棋局兩邊只有英國與俄羅斯兩位棋手。讀者的目光完全被遇難的情報官、好鬥善戰的軍官和智慧的帝國外交官所吸引，而中亞本土的歷史卻被掩蓋在了宏大敘事之後。所以，「大博弈」的真正犧牲品並不是那些霍普柯克筆下如聖徒般殉難的帝國人，而是沉默的中亞、想像的東方。這個東方是薩義德《東方學》中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的東方，這也是吉卜林在《基姆》中「能與東方人打交道的只能是我們（歐洲人）」的東方。「大博弈」一詞在當下的流行也有一定的警示意義，在2006年的再版序言里，霍普柯克認為，美國和俄羅斯正在中亞進行一場「新的大博弈」以爭奪油氣資源。儘管蘇聯解體後中亞已經成為一個個獨立國家，在這樣的敘事中，中亞似乎又回到了一個世紀前被動且邊緣化的地位。如何越過「大博弈」框架及其驚心動魄的故事來重新研究歷史，把書寫中亞的話語權交還給中亞，這才是閱讀《大博弈》時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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