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軍法之治為何僅持續了三個月

[摘要]當選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首先宣布改用陽曆，以中華民國紀元，儘管仍遇到阻力，被迫做出妥協，於陽曆下註明陰曆節候，但畢竟改元使中華民國具備一個近代國家應有的外觀。

在《革命方略》中，孫中山不僅指出中國民主革命必須經過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三個時期，而且大致描繪了各個時期的任務和目標。在第一時期，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集兵權與政權於一身，除指揮軍隊戮力破敵、驅除光復外，也要依次掃除下列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並施教育，修道路，設警察、衛生之制，興起農工商之利源」。只有這些都取得成效後，才能「解軍法，布約法」，進入第二時期。應該說辛亥革命正如孫中山所預想的那樣，義師既起，各地反正，紛紛建立軍政府。而南京臨時政府是總攝各地軍政府的軍政府，孫中山當上臨時大總統後，立即將他所構想的軍法之治付諸實踐，希望督率國民掃除舊污。

南京臨時政府的組建

但剛開始就遇到了一些阻力。1911年12月26日，抵達上海的第二天，孫中山參加黃興、陳其美在哈同花園組織的公宴。席間，商量組織臨時政府方案，他提出總統制，宋教仁卻力主內閣制，雙方爭執不下，黃興耳語宋教仁勸其妥協，「宋頻搖其首，幾成僵局」。晚上，在孫中山住處繼續討論，「宋仍主內閣制不稍更，孫力持總統制不屈，面紅耳赤，幾至不歡」。27日，南京的各省代表會派代表到上海歡迎孫中山，其間也談到了組織臨時政府問題：

同人謂：代表團擬舉先生為臨時政府大元帥，先生之意如何？

先生答：要選舉，就選舉大總統，不必選舉大元帥，因為大元帥的名稱，在外國並非國家之元首。

同人謂：在代表會所議決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本規定選舉臨時大總統，但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到漢口試探議和時，曾表示如南方能舉袁為大總統，則袁亦可贊成共和，因此代表會又決議此職暫時留以有待。

先生答：那不要緊，只要袁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不過，總統就是總統，臨時字樣，可以不要。

同人謂：這要發生修改組織大綱問題，俟回南京與代表會商量。

先生又謂：本月十三日（農曆十一月）為陽曆一月一日，如諸君選我為大總統，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職，同時宣布中國改用陽曆，是日為中華民國元旦，諸君以為如何？

同人答：此問題關係甚大，因中國用陰曆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習慣，如毫無準備，驟然改用，必多窒礙，似宜慎重。

先生謂：從前換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現在推倒專制政體，改建共和，與從前換朝代不同，必須學習西洋，與世界文明各國從同，改用陽曆一事，即為我們革命成功後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須辦到。

同人答：茲事體大，當將先生建議報告代表團決定。

可見對於孫中山組建政府的方案，即使是其黨內同志都持有異議，更何況與他相對不熟悉甚或隔膜的迎孫代表及其背後的各省代表會呢。這意味著孫中山的軍法之治不可能令出必行，完全貫徹其意志。即以上述爭議為例，他的總統制、改用陽曆主張經代表會辯論甚久，始獲通過，而大總統前的「臨時」字樣依然保留。

當選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首先宣布改用陽曆，以中華民國紀元，儘管仍遇到阻力，被迫做出妥協，於陽曆下註明陰曆節候，但畢竟改元使中華民國具備一個近代國家應有的外觀。隨即他著手組建中央政府，任命胡漢民為總統府秘書長，將《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的五部擴增為九部，並提出各部總長人選：黃興，陸軍總長；黃鐘瑛，海軍總長；王寵惠，外交總長；宋教仁，內政總長；陳錦濤，財政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湯壽潛，交通總長；張謇，實業總長；章炳麟，教育總長。結果宋教仁、章炳麟遭到由各省代表會改稱的代理參議院否決，王寵惠則飽受爭議，因為伍廷芳任外交總長更合適。於是宋教仁、章炳麟被替換，王寵惠主動請辭，孫中山對他說：「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外交問題，吾自決之，勿怯也」，說服他繼續留任。九部總長名單通過後，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政府——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

孫中山的軍法之治

「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宣布臨時政府的內政外交方針是實現民族統一、領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治統一、財政統一，去除清代的辱國舉措和排外心理，使中國為國際社會所重視。為達到此目的，孫中山主要做了幾方面的努力：首先，在國家治理方面，他除舊布新，建章立制，在政權建設上確立了一套比較完備的中央行政體制，設官分職，明確許可權責任，同時也構建地方行政機制，推動地方政權建設；在人事管理上實行現代文官體制，通過考試選賢任能，並清除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改變稱呼，以官員為人民公僕；在維持治安上，整飭軍隊，頒發軍律，嚴禁軍人任意搶擄，殘殺無辜，私募軍餉，勒索強買，擅封民屋財產等；在發展經濟上推行新政策，保護私人財產，制定商業註冊章程，鼓勵興辦實業等；在推動教育上改革學制，普及教育，採用新式教科書等；在保障人權上不準刑訊體罰，禁止買賣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取消所謂賤民身份；在社會上革除陋習，樹立新風，如廢跪拜、剪髮辮、禁纏足、禁鴉片、禁賭博、易服飾等。凡此種種，皆異乎往古，展示了一派革故鼎新的氣象。

其次，在軍事統一方面，他加強領導，組織北伐。由於清政府尚未推翻，孫中山在進行政權建設的同時，也整編軍隊，籌劃北伐。其用兵方略是「以鄂湘為第一軍，由漢京鐵道前進；寧皖為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會合於開封、鄭州之間；淮揚為第三軍，煙台為第四軍，向山東前進，會於濟南、秦皇島；合關外之軍為第五軍，山陝為第六軍，向北京前進」。等一、二軍與三、四軍各自會合後，再聯合五、六軍，「共破虜巢」。為了統一指揮，協同作戰，孫中山在總統府內設立參謀部和大本營兩個機構，直接隸屬於他。這兩個機構不入政府系列，前者指揮作戰，後者負責軍需供應，長官都由陸軍總長黃興兼任，其下的人員也互相兼任，貌似兩塊牌子一個班子，可實際經濟獨立核算，以1912年3月為例，參謀部支出69947元，大本營支出100416元，說明它們人員相同，所辦之事並不一樣。隨著南北議和成功，清朝皇帝退位，孫中山下令撤銷大本營，相關業務歸併到參謀部。大本營隨即發出通告：「照得戰局告終，大本營著即取銷，所有兵站業務，統歸參謀本部兼理等因，奉此，本總站遵即於三月底將鎮江、蚌埠兩支站，楊州、清江、臨淮、徐州、浦口各出張口，一律取銷，僅留上海支站及下關總站，辦公處移交前參謀本部。茲聞參謀本部總站設在下關。參謀本部支站設在上海，嗣後各軍如有運輸事務，可向該兩處接洽辦理可也」。據此不難看出，大本營是專為行軍打仗而設立的軍事機構，戰事結束即裁撤。它存在的時間不長，卻是孫中山軍事集權的一個見證。

再次，在鞏固政權方面，他積極籌措經費，開拓財源。財政是關係一個政權存亡絕續的命脈所在。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張謇曾發表《對於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估算臨時政府一年開支至少需要1200萬兩銀子，但收入至多400萬兩，短缺800萬兩之巨，他不客氣地指出：「今臨時政府能否得此巨款，此誠一大問題也」。誠如張謇所言，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待用急於星火，籌款難於登天」，連臨時政府成立的費用都是由張謇作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來的。為了扭轉這種艱難竭蹶的狀況，孫中山做出了極大的努力，除了出台相關法令、政策，統一和健全稅收和財政制度外，當務之急就是舉借內外債，以獲取現金維持政府的日常運營。據統計，從南京臨時政府1912年1月1日成立之日起至1912年4月30臨時政府北遷，共收入銀8660065.31元、規平8860475.711兩，支出銀14234234.009元、規平3856825.43兩，入不敷出，還有透支移交給袁世凱政府。收入中，向外國借款規平8495414.15兩，佔了56%多，可見南京臨時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外債。孫中山在出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就預想到臨時政府非借外債不可，他想當然地以為屆時「不用抵押，但出四厘半之息，已借不勝借」，還提出三大原則：「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然等到他上台後，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各國列強非但貸款意願不強，而且掐住經濟命脈，致使臨時政府「度支困極」。

軍法之治為何不成功

以上即為孫中山軍法之治的犖犖大者。從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至4月1日正式解職，他的軍法之治共進行了三個月。實際上，2月14日，南北和議告成，孫中山根據事先約定，已提出辭職，推薦袁世凱繼任。若非袁世凱不願南下就職遷延復遷延，孫中山的在任時間將會銳減一半，那就不可能有上述那麼多的施政內容了。因為民國肇建，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破舊立新談何容易。事實也證明在剛開始的一個月里，孫中山都是忙於籌款及其他一般性的事務，頒布的建設性政令有限，而在等待交接的日子裡，他儘可能出台更多的政策，其中不少頗具亮點。按照其革命方略，軍法之治以三年為限，要掃除政治、風俗之害，「並施教育，修道路，設警察、衛生之制，興起農工商之利源」。比對上述施行軍法的舉措，可知他基本是按革命方略第一期所羅列的要點行政，只是三年要完成的任務，他在三個月之內大都部署完畢。

那麼，不免產生以下問題：一是這些政令規章過於密集，臨時參議院根本來不及認真審議，就匆匆議決，許多還比較粗疏、不完善。二是這些政令規章大多未獲實施，僅停留在紙面上。三是臨時參議院遵循三權分立原則，法制意識強，有時孫中山辦事、作決定未預先知會，引起前者的不滿而反掣其肘，導致兩者之間關係緊張。對此，孫中山耿耿於懷。在他看來，所謂軍法之治猶如用兵一樣「貴有專權」，臨時參議院「狃於三權分立之說，好持異議」，嚴重製約了他的作為，使他不能得遂其志。後來，他回憶這段往事時，還憤憤不已：「民國建元之初，予極力主張實施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此種計劃，為同志所格而不行」，「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可見，孫中山對自己的首次軍法之治是不滿意的，認為正是黨人和同志的格而不行，使其革命計劃根本沒有很好地付諸實施，從而造成革命的「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由此，他得出的教訓是革命黨人「不守革命之信誓，不從領袖之主張」。應該說孫中山這一總結不盡客觀，他忽略了更為錯綜複雜的外部因素和歷史條件，這就註定了他後來的革命歷程仍是一番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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