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腦清楚並對生命具有熱忱的人，太少了
這是一個每次讀都會被深深觸動，也每次都會引發更多思索的「故事」。好像越是時隔多年，他們的話就更是閃著灼灼光華，讓庸俗和卑微無處遁藏。
「我覺得很寂寞，不但在情感上如此，在思想上更是如此，看看咱們這一代年輕人，再看看老一代，有幾個是頭腦清楚並對生命具有熱忱的人？」這是1963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就讀的青年學人林毓生寫信給遠在台灣的大學時代的老師殷海光，所寫下的話。
書評君在此前曾經推送過《這樣的師生之誼，寫進了「自由」的歷史》，今天這條再讀他們寫下的文字，對比之下，又是另一番感慨：我們頻繁地使用微信朋友圈來「交流」，似乎並未帶來精神的成長和心靈的開闊，而他們師生二人這樣的精神交流，才能真的驅散寂寥、穿透時代。
殷海光 （右）,1919年生，邏輯學家、哲學家。早年從師於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金岳霖先生，1949年後進入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被稱為台灣自由主義開山人物。
林毓生（左），1958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60年赴美深造，師從哈耶克。1970年開始執教於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著有《中國意識的危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等。
1963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就讀的青年學人林毓生寫信給遠在台灣的大學時代的老師殷海光，談到人際間深度的精神交流的不易，以及這種匱乏給喧囂的現代人的生活所帶來的內在的欠缺感：
我覺得很寂寞，不但在情感上如此，在思想上更是如此，看看咱們這一代年輕人，再看看老一代，有幾個是頭腦清楚並對生命具有熱忱的人？……時至今日文明可能隨時毀滅，人類面臨著無比的威脅，真正可以珍惜的是個人和個人間真摯情感的交流。
這封信寫於冷戰時代，台灣尚處於戒嚴狀態，那時候的林毓生就憂慮現代文明的毀滅，再聯繫林毓生晚年與王元化先生經常提及的「文明的庸俗化」以及「這個世界不再令人著迷」等話題，可以窺測出一個知識人青年時代奠定的精神底色，對其一生的知識趣味與精神品位都有根本性的導向意義。
悠悠半個世紀過去，殷先生早已作古，而林先生也已退休，但仍然筆耕不輟，深思不輟。回頭來讀50多年前這一對師生之間的真性情的交流，對於生活在一個微信、電話交流為主要形式的時代的我們來說，無疑具有一種別樣的興味與凝重。
林先生也談及寂寞，並認為精神生活以及人際之間精神的交流，是可以驅散這種內心的寂寞感的，從殷海光先生讀其來信時之內在的喜悅，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何為心靈的契合與共鳴。而時人使用微信刷朋友圈，頻繁高密的交流似乎並未帶來精神的成長和心靈的開闊。兩相對照，更讓我們驚異於殷海光、林毓生先生在書信中反覆談及的一些議題的「經典性」。——所謂經典，就是跨越時空和不同代際的心靈而具有永恆的切時性和當下性。
《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作者：殷海光 林毓生 版本：中央編譯出版社·三輝圖書 2016年7月
反思現代性
「幾乎完全吞滅了人本主義」
20世紀60年代正是西方世界在戰後崛起的時代，也是台灣經濟開始騰飛的時代，更是西方世界資產階級的孩子們形成嬉皮士文化的時代。在殷海光、林毓生這兩個具有古典心靈的現代人的眼中，這卻是一個「技術肥腫、倫范消瘦」的時代。
去世前一年的1968年，殷海光在寫給林毓生的一封長信中談及他對人類未來的憂慮：
我所要打開肺腑說的，是我不想掩飾我內心對人類今後自由問題的憂慮。這主要的並非我個人的遭際使然。在這樣一個動亂的歲月，個人的幸與不幸，又算得了什麼？我真正關心的是整個人類前途自由的明暗。人本主義（humanism）及科學本是近代西方互相成長的一對雙生子。可是，西方文明發展到了現代，科學通過技術同經濟的要求，幾乎完全吞滅了人本主義。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看到『文藝復興人』了。我們只看見大批『組織人』『工業人』『經濟人』，紛紛出籠。他們不是被歸隊於公司，就是被束縛於工廠。我們偶爾瞥見個把海耶克，彳亍在西歐的街頭。大部分人的活動及個性逐漸被科學技術織成的組織之網纏住。大學也企業化，工商管理化，教師成為僱員。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又譯為海耶克，1899－1992），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
現代社會成為一個巨大的無遠弗屆的鐵籠，籠罩著幾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技術宰制了人類，壓抑了個人的自主性與原創性，一種經濟和計算的原則滲透到日常生活和組織管理的每個環節，人在自我精神降格的同時卻陷溺在一種巨大的成功渴望與焦慮並存的自我膨脹之中。
即便是守護人類精神之薪火的大學及其知識人，也未能幸免於難，若對照當今世界的大學管理，尤其是西方和日本一些大學紛紛裁撤被認為「無用」的人文學科或壓縮其預算，就更可以感覺到殷海光的悲愴從何而來。
談美國文化
「技術肥腫，倫范消瘦，唯利是圖」
在這樣一個時代，作為一個有精神信仰和心智生命的現代知識人，該何以自持而不為黑暗所吞沒？像殷海光先生這樣的知識人仿若置身在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過渡時代的十字街頭，只能以類似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所倡導的自製、自律來應對這個時代的紛亂與狂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真是『人心浮動』的世界。人類的器用生活相對地高度發展，而人類學家所說的人類的超自然生活卻相對地萎縮。無論怎樣科學知識代替不了"credo"（信仰）。時至今日，人類心靈上的自律力真是脆弱得可憐。科學的技術之空前發展，給我們置身於『新洪水猛獸』時期的邊沿。往古誠然沒有太多的東西值得我們留戀，戰後這樣的『新時代』又有什麼東西能令我們感到『心至如歸』？如果人類的力量不可企及那最後的永恆，與真誠地信持與人無害的旨義，那麼又有何不可？
以當時稱雄一時的美國文化而言，殷海光認為美國文明的病象已經顯露了：「一個社會，技術肥腫，倫范消瘦，唯利是圖，個個忙得失魂落魄，怎樣維持平衡呢？不平衡必至引起不安的。」
殷海光先生在台灣孤島上的這些論斷，恰恰可以從林毓生初抵美國大學與社會的觀察來印證。他在1961年的一封信里如此描述美國社會與青年：
過去二十年可悲的經驗，使得現代美國人，放棄了一切價值標準。『寂寞』與『the strain of civilization or the boredom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勞傷與文明的厭倦）是兩個最基本最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表現在實際行動方面則是：不肯深思，對一切反convention（約定俗成）的東西表示歡迎。』據說一般州立大學，極少人肯用心讀書，就拿芝大而論，學生的生活方式也是在畸形的狀態之下。社會上普遍地流行adultery（通姦），婚姻破裂的比率高達三分之一，青年人的性生活也是很隨便，因此使得感情沒有真正寄託的所在。青年人歡喜新奇，但，paradoxically enough（夠弔詭或悖論的是）他們處處卻傾向conformity（與別人一致），言談、舉止、衣著不用談，即使在思想上，也表現著清一色的『統一』。
在林毓生眼中，所謂反叛的一代青年，由於所能汲引的思想價值資源的有限，往往只能變成高度同質化的一個群體，新奇就變成刻奇或者說媚俗，或者一種低俗的模仿，而放棄了對人生的真誠而嚴肅的責任。
知識的尊嚴
「讀書做學問是少數知識貴族的事」
書信錄里涉及讀書治學的文字，尤其是對大眾傳媒時代如何讀書治學的闡釋，對今日的學界也不無警示意義。在這一點上，殷海光與林毓生都堅持讀書做學問是少數知識貴族的事，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他們是反對所謂學術的大眾化與民主化的。
殷海光在1967年12月1日的一封信里寫道：
不管我是否會成眾矢之的，我依然認為讀書做學問是少數知識貴族的事。我極不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知識分子『大量生產』的趨勢。這是造亂！依此，我固然很窮，我認為在原則上書必須貴而且裝潢高雅。這樣方顯知識的尊嚴。這種想法真是『滿肚子的不合時宜』！但是，時宜是什麼？我根本看不起時宜！
知識生產的大眾化和平民化，固然可以提升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但真正精深和有原創性的學術與思想，卻基本上不可能在一種淺薄而即時的交流中產生，它需要的環境就是像林毓生與殷海光隔海通信這樣的語境與心境。
殷海光
殷海光對讀書的由衷喜悅，以及對電子媒介的深惡痛絕之間判若鴻溝：
我們得認清讀書的價值。人類有食色等生物性的欲求必需滿足，這是未可厚非的。科學技術在這些方面對人類已經幫了很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實在幫忙過火，發生反作用。電視就是邪魔的東西。Radio（收音機）更是煩躁之源。沒有高深靈魂的人才親愛這些玩意。書，則是人類最高級的心靈滿足的發明。感謝上蒼，我們居然是讀書人，並且真愛讀書，並且說到最後又是為讀書而讀書，真是有幸！
林毓生先生有一個很經典的說法，那就是做學問是「比慢的事業」，但其實青年時代的林先生一度為了自己博士論文的進度太慢而焦慮，殷海光的回信如荒漠甘泉滋潤了他的心靈：「根據現在美國的『潮流』，凡事以快速為尚。但是我看不出『效率』的本身就是一崇高的價值。……學問之道，快煮不成的。古往今來，凡在學問思想上真有分量的東西，無一不是長期浸沉出來的。我總認為大成為尚，犯不著跟流俗爭一日之短長。」
評價五四一代
思想園地里半生不熟的「青蘋果」
由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開始，殷海光與林毓生在通信中對中國的「現代時刻」——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代表性人物也進行了歷史的反思。因林毓生最終確定將五四一代知識人的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與中國意識的危機作為博士論文研究的課題，所以師徒二人在書信里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圍繞五四一代知識人進行闡釋和評價。
《中國意識的危機》作者:林毓生 版本: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月
在1968年9月24日的一封長信里殷海光剖析其觀念活動里同時潛伏著兩種強烈的衝力：第一是iconoclasm（反傳統思想），第二是enlightenment（啟蒙）。他認為之所以形成這種基本的價值觀念，除了受到五四的影響和五四後期西南聯大的熏育以外，也與其出生及長養的時代環境和家世背景大有關係：
我這一輩子眼看著中國大大小小的政治勢力因爭奪權力而敗德的各種表演。這曾給予我心靈中道德意識極度的不安和反感。這五年來，隨著我對人生世事了解的加深和擴大，我的這種不安和反應漸漸凈化並且概念化了。……在家世方面，當我童少年時，家道已經中落，但是長一輩的人還要擺出一副架子，說話矯揉造作，室屋之內充滿理學式的虛偽。我簡直討厭透了！這成為我日後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傳統文化的心理基礎。
對於其受影響的五四一代人，殷海光基本上是負面評價居多，反而對戊戌一代啟蒙者比如梁啟超、嚴復相對有正面一點的評價：「自五四以來，中國的學術文化思想，總是在復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盤式的折中這一泥沼里打滾，展不開新的視野，拓不出新的境界。」
《中國文化的展望》作者:殷海光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1年11月
在另一封書信中，殷海光先生指出：「默念中國近幾十年來，在知名人物里，除了嚴又陵（嚴復）及梁啟超二位先生比較有些成熟的見識以外，都是青蘋果。這些人物的名望和地位及所事，無一與其知識與才能相埒。」五四一代知識人就成了思想園地里半生不熟的「青蘋果」，在一個急劇變動的過渡時代因思想和學術上的青黃不接而被催熟或早熟了。
對於五四新文化的象徵性人物——胡適，師生兩人都沒有什麼好評價，甚至於在書信中經常出現對當時尚在台灣的胡適的不滿、譏諷與嚴肅的批評。林毓生的學位論文分析的五四人物之一就是胡適。他在一封致殷海光的書信中如此寫道：
最近正要寫論胡適之的那一章，仔細想來，他帶給中國知識界的災害恐怕多於恩惠。奇怪的是：自五四以來像他這種只會『眼到、手到、腳到』，內心深處平淡得像一杯白開水的人，怎麼會領袖群倫數十年？傅孟真以霸才聞，又怎麼會居然被他罩住一輩子？（等而下之的，當然更不用提了。）
當然，罵他的早已很多，但大都糊塗不堪，或別有居心，結果只造成他的聲名更大，發散的影響更大。他個人長袖善舞，精於做人之道（這在他留學日記里倒有坦然的自述），當然是造因之一，但近幾十年的人才貧瘠（也許有許多人才是被壓在社會底下），無人能拿出一套結實的思想來，我想大概是造成『胡適現象』的主因。
這段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而殷海光更是在另一封信里對胡適畢生推崇美國文明給予了嚴峻的批評：「胡適之流的學養和思想的根基太單薄。以『終生崇拜美國文明』的人，怎能負起中國文藝復興的領導責任？更何況他所崇拜的美國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雖長住美國，其實是在新聞邊緣和考據堆里過日子，跟美國近五十年來發展的學術沒有相著干。」
孤獨與呼喚
願能「一起煮茗，論學，抱小孩」
正是五四一代人執拗的反傳統情緒，尤其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主義與意識形態的崛起，導致中國知識界整體地崩塌在一種流於淺表的論說氛圍之中，而無法從根基上奠定現代中國學術的底色、問題與圖景等。在這關鍵處，殷海光目光如炬地洞穿了這個時代知識人心靈的奧秘及其糾結和影響：
五四人的意識深處，並非近代西方意義"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這二者雖有關聯，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們所急的，是從傳統解放，從舊制度解放，從舊思想解放，從舊的風俗習慣解放，從舊的文學解放。於是，大家一股子勁反權威、反傳統、反偶像、反舊道德。
在這樣的氣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謹嚴的學術思想工作？新人物反舊，舊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蕩，意氣飛揚。防禦是尚，於是形成兩極，彼此愈來愈難做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後的中國就沒有日本那樣的穩定的社會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間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蕩，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時，日本從中橫掃，遂至整個土崩瓦解。
儘管殷海光對五四一代有著冷峻而嚴苛的審視，但他並不否認自身受到五四新文化源流與精神的浸潤。當他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孤島台灣回望現代中國的這一場啟蒙運動中的歷史人物時，不由感慨萬千：
千頭萬緒，真不知從哪兒說起。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當年比較起來，前後判若兩種人。在這樣的氛圍里，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里，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孤獨的殷海光將與遠在美國的弟子林毓生、張灝的通信，就看作是身處孤島的自己通往外部世界的「知識之窗」，他頻繁地要求弟子給他郵寄新書、雜誌和文章，汲取西方世界最新最精深的學術與思想，在孤島上展開獨立而深邃的思考。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深受邏輯哲學家金岳霖影響而堅持理性品格的殷海光對剛剛得子的林毓生及其夫人發出了這樣的深情呼喚：「你們二位可以想像這一時代一個孤獨的心靈的光景吧！願我們終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論學，抱小孩。」
殷海光、夏君璐一家合影
趙越勝在追憶與其老師周輔成先生跨越半個世紀的交往時如此寫道他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中的「燃燈者」：「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誨，體會先生的偉大人格，漸漸明白，希臘先哲所區分的『靜觀的人生』與『活動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渾然一體的。先生用超越的純思貢獻學術，又以入世的關注體察民生。平日慎言篤行，卻不忘讀書人『處士橫議』的本分。邦有道，先生聞雞起舞，邦無道，先生鶴衣散影。內心死守善道，終不忘循善取義。」對於青年時代的林毓生先生來說，殷海光先生又何嘗不是一位至真至純大勇大智的燃燈者。
五十多年過去了，重讀殷林兩位先生當年散發著滾燙的情懷與求知精神的書信，就會怦然心動於黑暗時代的燃燈者是何等重要。殷海光與林毓生的交往相對於周輔成之於趙越勝，更不僅僅限於單向的精神和知識傳遞，師徒二人在冷戰時代隔海相望相守彼此溫暖的書信交流，更像是彼此都在扮演對方的燃燈者，點亮對方的心靈之光和智慧之光。
他們之間的清雅自持和遺世獨立，守護著無邊黑暗中的一線微光，讓自身不被黑暗所吞滅和毒化，讓來自真理和人格的溫暖之光給予孤獨的知識人以一種溫情與暖意。（文/ 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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