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妓女的浮世人生
利維坦按：日本「藝伎」的祖先原本被稱為「游女」、「神妻」，顧名思義，所謂「遊行女婦的藝能人」是也。日本的民族史詩《萬葉集》將此時代（6～8世紀）的「遊行婦」分為「宇加禮女」（淫蕩女）和「阿曾比女」（嬉遊女）兩種，如今一些日本學者的考證顯示，這些都是妓女的代名詞。日本《和名抄》一書下定義云：白晝遊行謂之「游女」；待夜而發，其淫奔謂之「夜發」。
明治時期吉原的游女
說起吉原花街（又名吉原游廓，「游廓」專指當時官方認可的妓院），可謂江戶時代男性最大的社交場所。當時的游女分為很多等級，上級的游女被稱為太夫（之後被稱為花魁）。嫖客若要見到花魁，需要經歷重重考驗（首先要通過「引手茶屋」求見，在這裡設宴招待游女，然後由茶屋引薦，這一路途叫「花魁道中」。三次見面後，花魁才會決定是否要和客人共度良宵）。明治時期以後，吉原游廓規模縮小，到1957年4月1日的《賣春防止法》施行為止，吉原已經營業了340年。
文/Lisa Hix
譯/宋瑋婕、王夢錡
校對/石煒
原文/www.collectorsweekly.com/articles/the-tragic-life-of-the-courtesan-in-japans-floating-world/
掛軸畫《寬文美人圖》（約創於1660年-1680年），妓女捧著芍藥。芍藥被視為女性情慾的象徵。
很難想像，若沒有男性施以浪漫色彩的描繪，我們將如何認識江戶時期日本妓女的世界？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畫展——「魅惑：日本浮世」——展覽的畫作都出自男性之手，畫師們是江戶城郊外（現東京）吉原花街（Yoshiwara）的客人。吉原的每處細節——裝飾風格，茶屋茶點，才貌雙全的花魁——都不過是為了滿足武士一時的興緻。
時光流逝，留給我們的是橫幅手卷，出自諸如菱川師宣（Hishikawa Moronobu），葛飾北齋（Katsukawa Shunsho?）的畫師之手，描繪接客為生的美人；還有市井畫匠創作的木版刻畫，為引誘常客再度光臨吉原。畫作大多色彩鮮艷飽滿，從形形色色的美人到變幻莫測的表情，從圖案繁複的層層衣帛，到意蘊豐富的俳句詩文，滲滿了情慾氣息。展覽中令人駐足的還當是菱川師宣那幅近58英尺的手卷——《吉原遊興畫卷》（A Visit to the Yoshiwara），畫卷讓觀者得以一覽花街的風情，從沿街的小販，到花魁遊街之時呈給花魁的食物，再到在茶屋遮陰處偎依的一對男女。
「從女性視角來看，她們在吉原妓院（Yoshiwara）的生活定是度日如年。」
吉原花街並不是日本人所說的「浮世」（ukiyo）的全部，江戶歌舞伎劇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起初，「浮世」這一佛教用語，意指因欲而起的憂傷與痛楚，被視作頓悟的阻礙。
上圖是菱川師宣所作的《吉原遊興畫卷》的局部，全圖58英尺長，作於17世紀80年代。圖中右上角的一對兒，蓋著一床和服形狀的被子。（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畫展的發起人，亞洲藝術博物館日本藝術策展人勞拉·W·艾倫解釋道，「在佛學語境中，『ukiyo』一詞帶有 『苦難世界』 的意味，即慾望帶來困苦，是世間一切問題的根源。在17世紀，這一用語意思有所轉變，被賦予新的內涵——『浮世』。該詞無視困苦，而這些問題在於規範嚴格的社會中，帶有放縱自我，及時行樂的內涵。隨後，『浮世』便與江戶城的特殊場所聯繫起來了。一是歌舞伎町，另一個則是吉原花街。描繪浮世的畫作『ukiyo-e』，即『浮世繪』，通常取材以上述兩地。」
理所當然，這種浮世情結專屬於男性。艾倫認為，我們作為觀賞者，對畫作中的妓女不要想入非非，相反，要設身處地體會她們的真實處境。不幸的是，江戶時期妓女的個體經歷和話語並未得以留存，這背後當然有著充分的理由。那時若是大力宣揚花街的陰暗面，顯然於生意無益。
「欣賞畫作不能止於表面，」艾倫說道，「這麼說當然容易，『哦，畫里是美人，衣服華美』。」但這絕不是攝影，而是畫師受市民經濟所驅的藝術創作，用以推廣這個特殊的存在。逐利的商人敦促畫匠大量創作，進一步推動了吉原的風靡。
身著拼布和服的妓女神神秘秘，也許在讀情人的來信？圖為月崗雪鼎（Tsukioka Settei）所作的掛軸畫《燈下讀信》局部，約創於1776年-1786年。（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畫作是經過極度美化和理想化的，」 艾倫繼續說，「我不可能了解17世紀日本的真實情況，而女性也沒有留下文字記述，所以我們並沒有第一手材料。以女性角度來看，她們的日子肯定非常難熬。雖然當代有些學者提出妓女掌握一定經濟權，日子可能沒那麼難過。但我仍認為，她們在吉原的現實處境並不美好。」
一方面，大多數妓女對這一行當別無選擇。她們出身困苦的農村或漁村，從七八歲就被走投無路的父母賣到妓院。而這一傳統做法卻被儒家理念所包容，即子女要有義務為父母排憂解難。父母往往與妓院老闆簽訂長達10年的契約，女兒為此賣身抵債。幼女要在妓院做日常瑣事，照顧「姊姊」（註：地位較高的妓女），幫她們處理傳遞信件。在那些早年時光，她們了解這個行當的門道，怎麼巧妙說話，如何書寫「情書」，還學會用藏在領子中的明礬擠出眼淚。
豊原國周浮世繪中，花魁的「伊達兵庫」頭飾
在她們十一二歲時，具有資質的好苗子會被選出來當做花魁培訓。她們跟師傅學習禮儀和琴棋書畫，包括繪畫，書法，歌唱，舞蹈，茶道，吹笛，演奏三味線（一種三弦樂器），書寫俳句詩，以及學習諸如雙陸棋或是踢球的遊戲。為讓談話風趣，她們還要飽讀詩書。這些訓練趣味橫生，就此獲得的一身才藝也值得引以為豪。但尋求自我實現這種念頭並不被提倡，只是教導她們如何更加魅惑，吸引男性。
「她們被教導詩書禮儀，形式與貴族女人無異，」 艾倫解釋道，「就才藝方面而言，她們與大名（封建領主）或武士的妻子不相上下。那時的花魁要如貴族小姐一樣端莊賢淑，而這樣的素養決定了她們在妓院的地位，比如房間的大小和服飾的華美程度。這種等級制度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上圖的夏季和服以水為主題，圖案是鵜鶘捕魚，過去認為這樣的設計能帶來清涼感。（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她們很難逃離這裡，除非有男人願意為她們贖身。」
被選拔進入花魁訓練之際，她們的初夜被客人以重金買去。妙齡妓女的任務是取悅客人，與此同時努力達到花魁的要求。等級越高，妓女對青樓的負債只增不減。因其服飾華麗貴重，幾無重複，而和服往往需要穿四五層。此外連侍者的賞錢也要妓女承擔。即使生病或者月事，她們也要超負接客。吉原妓院的妓女每日都有任務指標，達不到要被罰款，在一些所謂的節日，指標還會翻倍。
「要贖回賣身契其實很難，因為欠債與日俱增，要支付五花八門的開銷，」艾倫說道，「她們很難逃離這裡，除非有男人願意為她們贖身，解救她們。」
「爭客人，搶地位，升頭銜，各種競爭在『姊姊』中尤為激烈。為此她們彼此冷眼相待，還要承受某些客人的凌辱。被出生家庭拋棄後，她們在『新家』里也被苛待。」即便如此，在某種程度上，妓女們的日子要比回到農村好些，這樣說也不無道理——她們能按時吃飯，衣飾齊整，接受教育，還可能揚名。
年輕的情侶偎依在一瓶芍藥旁，而芍藥暗示著性關係。藤川春章（Katsukawa Shunsho?）《春宮密戲圖卷》局部，創於18世紀70年代晚期。（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18世紀的朝鮮使臣在日記中，對日本男人如此迷戀春宮圖感到不可思議。」
在日本中世紀時期，佛學傳統允許性放縱和亂交，在下層階級尤其如此。甚至在日本創世傳說中，也不乏兩神性交的內容，而這成了賣女為娼被接受的文化因素。性交取樂往往還包括男性之間的交合，在當時頗為正常。
江戶時期（1603年-1868年），武家統治即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向百姓推行儒家道德理念，要求平民對家庭和社會都承擔義務。但是性交取樂的風俗仍根深蒂固，妓院因此獲利不菲。有精明的妓院老闆，想獨攬性產業，提出如果幕府批給他一塊兒江戶城近郊的土地，政府就此可以管控妓院，徵稅攫取利潤。1617年，律令限制妓院只能設置在花街——包括江戶的吉原，京都的島原（Shimabara），大阪的新町（Shinmachi）——這些地方迅速興旺，歌樓舞館，燈紅酒綠，暮樂朝歡。1642年，在吉原就大約有987名妓女。
《魅惑》目錄里，收錄了斯坦福大學教授梅拉達·竹內（Melinda Takeuchi）的論文，她寫道，「一位18世紀早期來自朝鮮的使臣在日記中記述，江戶時期日本男人毫不避諱服用春藥，迷戀春宮圖，對此他感到不可思議。顯然儒學禮儀文化佔據主導的朝鮮上層社會，認為私事不應宣揚。」
圖為歌川豐國（Utagawa Toyokuni）所作《閨房中的藝伎》掛軸畫局部，一番雲雨後，女人整理儀容。（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德川幕府的統治階層當時由約200名封建領主大名組成，他們要求在江戶城居住。守護領地、效忠領主的武士，成為軍事權貴階層，從而變成江戶城的貴族和管理者。1700年，城市人口猛增至100萬，男性人數是女性的兩倍，商人階層也開始崛起。為服務軍事權貴和新興富商，新一代妓女即花魁出現了，為這個行業帶來了詩風雅禮，貴族氣息。
1657年明歷大火，嶄新的吉原建在江戶城外兩英里處，規模更大，附近有條護城河。1657年後，客人到吉原或步行，或是乘船，若是富甲一方，也可乘坐華輦。對於佔據江戶城一大部分的武士，招妓並不被提倡。他們視浮世為桃源，逃避管控嚴格的沉悶生活。因而他們頭戴莎草斗笠，掩面潛到吉原。
江戶新興的町人階層，著迷風靡時尚和獵艷淫書，對描繪吉原花街和歌舞伎表演的木版畫毫無抵抗力。1800年，吉原人口稠密，超過4000名妓女居住於此，此外還有廚工、女僕和其他服務人員。最大的一家妓院有多達50名妓女。浮世繪研究著名學者淺野守護（Asano Shu?go?）估計, 若按現時美元計算，那時的吉原妓院日均收入約達877,200美元。
18世紀的和服上有柳樹的圖案，還有中國漢字。（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你真的很想和她們尋歡作樂，但又需小心謹慎，這就讓一切變得更加刺激。」
日本雖然性觀念開放，但女性並沒有從中獲益。大名和高級武士的妻子，受儒家思想影響，需要穿著得體，侍奉丈夫；而丈夫卻找妓女尋歡作樂。客人總是願意相信妓女與自己兩情相悅，為此慷慨一付。但妓女並未流露自己的性慾望，性自主也與她們無緣。
這一時期，掛軸美人圖常常描繪妓女苦思情人的畫面，但有的作品提醒世人蛇蠍美人假意逢迎，辜負一片赤心。1660年集藝術與詩歌為一體的《吉原鏡像》（Mirror of the Yoshiwara），假借與妓女相會，揭露她們如何假裝性高潮、怎樣逢場作戲，但這些都是虛構的——又一次，透過男性視角來解讀妓女。
「這就是男性看待女性賴以的方式，認為這些蛇蠍美人會讓你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艾倫說道，「她們假裝愛著你，但其實都是假的。《吉原鏡像》塑造了極為魅惑的女性形象，在這點上十分出色。你真的很想和她們尋歡作樂，但又需小心謹慎，這就讓一切變得更加刺激。但這類故事不斷重複，被當成一手資料流傳了數個世紀。如果加以深究，發現其實並不然。這些只是對花街似是而非的世俗認知罷了。」
勝川春章（Katsukawa Shunsho?）的《仕女讀信圖》局部，約創於1783年-1784年，畫中妓女正讀情人來信，紅色內衣隱約可見，略帶撩撥。（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江戶城真源寺葬有21,056具無依無靠的妓女遺體，很多才二十幾歲，沒人為她們出資舉辦葬禮。」
實際上，妓女無論等級高低，都患有性病，還得撫養意外得子。她們用含鉛的化妝品，塗白面部、脖頸和手腳。因而許多妓女年僅二十歲就去世了。
「江戶城真源寺（Jo?ganji）葬有21,056具無依無靠的妓女遺體，很多才二十幾歲，沒人為她們出資舉辦葬禮，」竹內在《魅惑》目錄中解釋道。「（畫展指南之1672年中的）插畫《吉原裸女》（The Yoshiwara Stripped Bare），描繪了一位哭泣的妓女向住持塞錢，大概為了悼念兩個『姊姊』。」
妓院老闆將妓女按照嚴格的等級加以劃分，最底層的妓女身價低微，被邊緣化。而花魁等級最高，名揚吉原，過著妓女中最舒適的生活——華麗的服飾，奢華的寢具，羨煞旁人的教育。但大多數吉原妓女並非如此幸運。1642年，吉原妓院處於較高等級的有106名妓女，處於較低等級的卻有881名。
菱川師宣58英尺長的手卷——《吉原遊興畫卷》，卷中妓女們隔著格子，像坐在動物園的籠子里般，任由客人挑選。（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1761年之前，等級最低、人數最多的妓女為「橋姬」（hashi）或普通妓女。她們極力顯得光鮮照人，實際入不敷出，在吉原最外圍的妓院接客。她們比「御局」（tsubone）妓女低一級，後者能坐在如籠子般的柵欄里聚談，彈奏三味線。再高一級為茶館侍者，叫「煎茶」（sancha）或「抹茶女」，據說她們從不拒絕付費的客人。再高一級是「格子」妓女，她們也可以隔著柵欄向客人賣弄風情，但她們化著白妝，身著華麗和服，更為美艷貴態。她們在陳設講究的格子里竊竊私語，賣弄風騷，男人則看得如痴如醉，評頭論足。
最高等級的妓女叫做太夫（tayu?），作為時尚風向和吉原名人，備受傾慕。太夫住在精緻的「揚屋」（ageya）里，內部裝潢與與江戶城貴族居所相似。牆上掛軸畫，架子上擺著珍稀古玩，還有凹室以供學習，雅緻花園以供散心。太夫不是輕易可以接近的。相反，客人需要通過中間者，與太夫會面幾次，款待太夫及其隨從。
第一次會面，太夫對有錢人不屑一顧，拒絕任何食物。第二次見面仍是如此，但可能會坐得離客人更近一些。但到了第三次見面，她才願意與之對話，品嘗美食。雲雨之前，有個品嘗清酒的儀式，雙方從三個不同的杯子里各抿三口，共九口。妓院老闆主持這些會面，記下食物、酒水、性服務的費用，常常不是小數目：高達13000美元，但妓女只能得到十分之一用以還債。
圖為葛飾北谷（Katsushika Hokuun）的掛軸畫《漫步櫻花下》（Courtesan Promenading Under Cherry Blossom），大約創作於1815年至1819年間，畫中花魁正穿著厚底木屐扭動身姿，炫耀著華麗多層的和服，侍童伴其左右。（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如果太夫受到富人的青睞，每年賞給她四次最時髦的服飾，包括用真絲緞、錦緞、天鵝絨、稀鬆苧麻等上等織品做成的和服。紋樣主要是花鳥風月，流水美景，或染或綉，一般用絲線和金線。太夫每日在吉原遊街，穿著高跟木屐，緩慢得走著八字步。臉上化著白妝，頭髮雕飾成最流行的樣式。她們炫耀著昂貴的服飾，而這些則顯示了她們的地位和客人的財力。
除了服飾，富裕的客人也會贈送蒲團和奢華的床罩，以宣稱他與太夫關係獨一無二。只有在他來訪時，才會使用這些寢具。江戶初期，亞麻製品一般包括和服狀的床罩，叫做「夜著」（yogi），類似於絲綢或棉花製成的大睡袋，填絮可以隨時拿走。
「太夫會在揚屋裡陳列夜著，炫耀客人的財力，又誘使其他客人效仿，」艾倫說道。「對於妓院老闆來說，這可以刺激客人，帶來潛在收益。」
夜著，指和服狀床罩，上圖繪以鳳凰紋樣。（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最後一位太夫於18世紀中葉逝世，隨之也帶走了她們的傳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高級妓女：花魁（oiran）。當年輕妓女成為花魁後，她將得到一個紅漆木箱、鏡台和化妝盒——這與貴族婦女結婚時購置的物件相同。這時候，妓女是時尚的風向標，上層社會的夫人也開始到訪吉原，只為了看花魁遊街。
最受人傾慕的妓女，年輕時形象完美，在一定程度上，和今天的明星文化形成對照。黑痣或斑點不會出現在身體上，纖細苗條是理想的身段（儘管竹內指出，「圓潤豐腴的身材」在18世紀80年代被視為絕美的藝術品）。另外，男性對完美妓女有許多具體要求，小到耳朵形狀都有規定。對好萊塢來說可能會有些奇怪：在現代美國，女性會注射膠原蛋白豐唇；而江戶時期的男性則愛慕小嘴。今天，我們欣賞瘦削的臉型；日本則偏愛圓潤細嫩的臉蛋。我們拔眉毛，讓眉毛成為一條細線；而他們則描黑、加粗眉毛。大胸和乳溝在這些日本藝術作品中並不色情——相反，裸露的小腳，或是露出一點紅色內衣更引人遐想。妓女的皮膚塗得發白，與終日在日光下勞作的農婦有很大區別。
圖為江戶時期由紫藤花紋的鏡台，多半為貴婦所有。妓女有類似的鏡台，但一般為純黑色。（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層次繁複的和服如同寬鬆長袍，既可掩藏又可顯露女性的身材；而寬腰帶（obi）則如同緊身外套，凸顯纖細的腰肢。起初，女性在前面繫上寬腰帶，是提供性服務的一種暗示。但當妓女成為時尚風向時，貴婦也在身前繫上寬腰帶。男人對妓女的渴求大多源於平常看不到，關上門來才能看到的東西。遊街的妓女顯擺著層次繁複的和服，露出一截小腿吸引著潛在的客人。
在江戶時代，確有畫師繪製春宮圖，裸體的武士與妓女交合姿勢千奇百怪。許多掛軸畫中妓女穿戴齊整，僅有些對其職業的零星暗示。「露出脖頸後部、伸手或探腳，這種撩人的暗示在貴婦畫中並不會見到——這也不被允許，」艾倫說道。
圖為久保春滿（Kubo Shunman）掛軸畫《漫步盛開櫻花下》，創於1781年-1789年。兩個體態豐腴的妓女梳著燈籠鬢貝髷，由侍女陪同，正在遊街。（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男性，尤其是來自歌舞伎劇場的男性，比女性更為理想。歌舞伎起源於江戶初期的妓院，妓女為醉酒厭戰的武士表演低俗歌舞，作為吸引客人的新手段。但幕府甚是困擾，反感歌舞伎將社會各階級融為一體。熙來攘往的歌舞伎劇場里，女人調戲男人，男人玩弄女人。醉酒的武士動不動就打架, 諸如賭徒和皮條客的下層人民也在尋歡作樂。還有一種的歌舞伎型態是年輕男子反串女子，同時也提供性服務。
17世紀中葉，幕府對歌舞伎劇場嚴格管制，禁止女性及少年男子演出歌舞伎。自此，所有歌舞伎角色都由成年男子擔當——但幕府並不能阻止他們從事賣淫活動。作為學徒的少年男子，也會在某類特殊的茶屋裡提供性服務。男妓和妓女一樣，存在等級差異，有的甚至比頂級的花魁還要貴。
江戶城的町人階層喜愛反串表演，愛聽喬裝假扮、神秘身份、秘密使命等題材的故事。講述妓女的奇聞傳說，往往含有妓女、惡魔、僧侶、神靈喬裝打扮，雙面人生的情節。因為當時認為女性比男性低人一等，浮世繪中女性臉龐模糊朦朧，而劇場里的男性，尤其那些男扮女裝者，則配以獨一無二、富有個人色彩的表情。「如果你看勝川春章的畫，你會發現所有美人的長相多多少少有些類似」，艾倫說道。
圖為勝川春章的掛軸畫《三美人》，畫中一名妓女衣衫不整，似乎剛接完客，另一名則對著歌本吟唱。藝伎梳著傾髻，衣著樸素，彈三味線伴奏。（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18世紀初，妓女技藝精進，所以妓院向客人提供另一類藝人——藝伎——為等待花魁的客人歌舞奏樂。18世紀末，妓院開始僱傭訓練有素的女性藝伎。她們不可賣身，避免與花魁競爭。相反，藝伎在其他方面比妓女技藝精進，包括文雅藝術、談吐知性。同時，她們的服裝和髮型也沒有花魁華麗，反而這種簡化的裝扮後世認為更加現代、更時髦。和受訓的年輕妓女類似，舞妓或藝伎的初夜會被出價最高的客人買去，成為完整意義上的藝伎，但這並不被認作賣身。
19世紀，藝伎越來越流行，地位超過了花魁。這反映了日本人迷戀欲求不得而苦樂交織的傷感。藝伎的魅力很大程度在於她們只賣藝不賣身。農民和漁夫將女兒賣給妓院10年或更久，好苗子被選為藝伎；略遜一籌則降為妓女。同以前的妓女一樣，藝伎也分三六九等。她們要購置華服，演習禮儀，提升談吐，欣賞風雅藝術。通常由普通女性管理並打理藝伎的住所。
扇面畫用黑墨、彩墨及金粉在絲綢上繪製而成，圖中是扇谷（ōgiya）妓院的妓女花荻（Hanaogi）。喜多川歌麿（Kitagawa Utamaro）繪於1794年至1795年。（選自《約翰·C·韋伯精選》，圖片來源：約翰·比奇洛·泰勒）
總之，浮世繪在吉原風靡一時。竹內在《魅惑》目錄中解釋道，「19世紀末的吉原妓院，照片上看起來又小又臟，破舊不堪。窄巷摩肩接踵，雨天泥濘，晴日揚塵。護城河肯定很招蚊子。」但《魅惑》收錄的手繪、板繪都將花街描繪成「遁世者的樂園，客人是『一日君主』，『狂歡之王』，在戲台上可以短暫充當主角。這裡文人墨客、藝人名流齊聚，大名偶爾光顧。吉原揮霍無度，紙醉金迷，而這在原本為高度節制的社會所不容。」
男人遁入「浮世」，女人吃盡苦頭。
「在我看來，這不過是精心設計的手法，推銷一個感官享樂的世界。妓女的真實生活未必與描述相符，」艾倫說，「沒有人敢為她們說話，浮世繪鮮少呈現畫師眼裡真實的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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