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军褒奖了多少基层士兵？

文 | 杨津涛

国军将士抗战最高荣誉乃「青天白日勋章」，170余人获此殊荣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修订《陆海空军勋赏条例》，规定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宝鼎勋章、云麾勋章、勋刀和荣誉旗6种为三军通用「勋赏」。空军待遇特殊，另外专有大同勋章、河图勋章等5种勋章。国光勋章地位最高，1949年前只曾授予蒋介石、傅作义，可望而不可即。因此，青天白日勋章事实上是国军将士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青天白日勋章中间为「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国徽」，代表国家，其「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侮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的功勋」。该勋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军人于战时捍御外侮、保卫国家，战功卓著者颁给之」。

最早获青天白日勋章的是张学良、于学忠等6名东北军将领，表彰他们在中东路战争中的表现。1931年，蒋介石因统一全国的功勋，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九一八事变后，青天白日勋章有过几次大规模授予。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12人因淞沪抗战；宋哲元、张自忠、徐庭瑶等49人因长城抗战；孙连仲、汤恩伯、庞炳勋等16人因台儿庄战役，以至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等20人因参与远征军作战，都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依照相关统计，截至1949年10月，有194人获此勋章，约170人为抗日将士。不过，中下层军官中获此殊荣者不多，约仅20人左右。较著名者，如长城抗战中的少校营长何蕃、上尉连长杨汝维，以及守卫四行仓库的中校团副谢晋元、少校营长杨瑞符等。武汉会战中的两位士兵，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中士班长安德成、下士炮手张纶林，在战友溃败时，坚守阵地，操炮击中江面上数艘日舰，后获授青天白日勋章，可谓个案。

国军褒奖体制明显偏重将领，士兵授勋人数仅相当于军官的10%

从青天白日勋章的授予情况可知，国军的奖励制度明显偏向将领，而漠视基层士兵。事实上，在抗战期间，国军受勋人数总体偏少，计有军官51083人次、士兵5610人次、外国人1707人次、行政官917人次、普通百姓330人次。国军士兵受勋人次，只相当于军官受勋人次的10%多一点。

究其原因，一是勋章申请的手续繁琐，等待批复的时间较长。故战斗结束后，中基层军官往往倾向于选择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用奖金代替授勋，以求尽快达到激励士兵的目的。

但最关键的，仍是国军整个褒奖体系对士兵的关注度严重不足。战役结束后，受奖者往往只及排长、连长，极少奖励士兵（即便是中基层军官用奖金代替授勋，也是如此，奖金甚少发到基层士兵手中）。蒋介石对该问题也忧心忡忡，1944年曾下达手令：「今后要明定条规，令饬做到：在每一次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如要保荐官长，必先保荐士兵。如仅保荐官长而不保士兵，应不予核奖。」

抗战后期，上述状况稍有改善，勋章授予范围逐渐向下扩大。如1945年缅北战役授勋，获「华胄奖章」者，有尉官3人、士兵5人；获「陆海空军奖章」者，有尉官15人，士兵89人。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另设计有「胜利勋章」。凡「官民对于抗战胜利著有勋劳者」，友邦人员「有贡献于抗战工作者」，均在褒奖范围之内。除国军将领、士兵及国际友人之外，中共方面的毛泽东、朱德等亦获授该勋章。

注释

《军事委员会修正陆海空军勋赏条例》（1937年11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2编 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8页；《陆海空军勋赏条例施行细则》（194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33期；彭小舟、杨英杰：《民国军人的至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初探》，《兰台世界》2011年第1期；龚泽琪、王孝贵主编： 《中国近代军人待遇史》 ，海潮出版社2006年，第345—350；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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