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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極逼殉繼母,他修史偽飾,忠誠廉正卻被以黨附多爾袞論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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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極逼殉繼母,他修史偽飾,忠誠廉正卻被以黨附多爾袞論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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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遷《北游錄·紀聞下》中有一條「剛林修史」,寫道:「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攝政王母宜從而不欲也,宗室大臣勒令自盡。後修實錄,剛林書云:自願從死。」

此事寫的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太祖駕崩,皇太極等四大貝勒為防止大妃口傳太祖遺詔,另立己子繼位,而偽造太祖遺詔,逼迫大妃殉葬。大妃,即攝政王多爾袞的生母納喇氏,即阿巴亥。

談遷筆誤,將指代太祖的福陵,寫成了太宗的昭陵。

當時,雖然大妃阿巴亥因同大貝勒代善之間有「私情」,被太祖下旨送回娘家,於太祖駕崩前一月才召還。阿巴亥為太祖先後生育三子,即阿濟格、多爾袞和多鐸。太祖死時,多爾袞僅十四歲,多鐸十二歲。

皇太極逼殉繼母,他修史偽飾,忠誠廉正卻被以黨附多爾袞論斬《孝庄秘史》中的斯琴高娃版阿巴亥

姑且不論阿巴亥捨不得三個兒子,尤其是兩個尚未成年的幼子,但從人的求生慾望而言,不論她曾受太祖如何寵愛,她也熱愛生命,不情願赴死人殉。她和代善之間,到底是真有私情,還是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太祖都深惡痛絕。《滿洲老檔秘錄·大福晉獲罪大歸》:天命五年三月,「皇妃泰察又告上曰:『大福晉以酒食與大貝勒者二,大貝勒皆受而食之;以與四貝勒者一,四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晉日必二三次譴人詣大貝勒家,而大福晉深夜私自出宮,亦已二三次矣,似此跡近非禮,宜察之。』上聞此言,遂命達爾漢侍衛扈爾漢、巴克什額爾德尼、雅孫、蒙噶圖等四人,澈底查究。知泰察所告非虛誣。大福晉因上曾言,俟千秋萬歲之後,以大福晉及眾貝勒悉托諸大貝勒,故傾心於大貝勒,日必二三次遣人詣大貝勒家。每值賜宴會議之際,必艷妝往來大貝勒之側。眾貝勒大臣雖微有所知,亦不過私自馥非,決不敢質直上聞,以觸大福晉、大貝勒之忌也。上聞言,不欲以曖昧事加罪大貝勒,乃假大福晉竊藏金帛為詞,遣使查抄」。太祖不便以老婆同兒子亂倫來治罪,於是另外羅列罪名,對大妃寡情地進行處置:「大福晉私藏金帛,擅自授受,實屬罪無可逭。惟念三子一女,遽失所恃,不免中心悲痛!姑寬其死,遣令大歸。」這讓她更不願意年紀輕輕為一個剛嚴懲自己的老頭陪葬。阿巴亥被殉葬時,還只三十七歲。

質言之,四大貝勒以大妃為太祖最鍾愛的女人進行人殉,似合滿洲舊俗,但阿巴亥是一萬個不願意。強迫大妃殉葬,未必是太祖擔心大妃日後亂政的顧慮,而是皇太極們為防止搶奪汗位生出隱患的安排。

剛林修《清太祖實錄》時,將大妃納喇氏殉葬,改為「自願從死」,無疑為太宗逼迫繼母殉葬,翦除了不少麻煩。

2

剛林修史,也算是為報太宗的知遇之恩。他最初隸屬正藍旗,是掌管翻譯漢文的筆帖式,天聰八年以漢文考試,中式舉人,在文館當差。崇德元年三月初六,文館改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亦稱內三院,是清代內閣前身,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樞要機構。各院設大學士一人,掌管其事。

內國史院為內三院之首,掌記注皇帝起居詔令,編纂史書及實錄,撰擬表章並收藏御制文字。剛林成為內國史院大學士,與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鮑承先,內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參議政事。

皇太極逼殉繼母,他修史偽飾,忠誠廉正卻被以黨附多爾袞論斬《清宮風雲》張豐毅版多爾袞與姜文版皇太極

太宗仿明制,設部院,剛林奏請重定承政(尚書)以下官各五等,以及制定考取生員舉人之例,都被太宗採取。太宗拜大將四處開疆拓土、疆域擴大,經常任命剛林奉命前往軍前,代表太宗「宣布威德」,「積功受封騎都尉世職」(《清史列傳·剛林傳》)。由此可見,剛林為太宗非常倚重的滿洲大臣。

只因後事,我們對於太宗的文臣,只知漢臣范文程為文臣之首,卻不聞滿人剛林被太宗破格擢升,倚為臂膀。歷太宗、世祖二朝,剛林一直在任內國史院大學士,至順治八年閏二月被殺為止。

3

世祖繼位之初,郡王阿達禮同其二伯、貝子碩托,遊說禮親王代善,意欲改立睿親王多爾袞為帝,被處死。代善為避嫌,即將兒、孫的陰謀告訴了多爾袞。此時,多爾袞又接到大學士剛林的揭發。剛林屬阿達禮下人,依律連坐,被捕下獄。因剛林事先舉報阿達禮,因而免罪,改撥正黃旗,職務仍是內國史院大學士,第二年任重組的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

皇太極逼殉繼母,他修史偽飾,忠誠廉正卻被以黨附多爾袞論斬多爾袞

多爾袞積極重用剛林,多次充任會試主考官,晉一等輕車都尉。順治五年,攝政睿親王以剛林「贊理機務忠勤懋著,授三等男,賜『巴克什』號」(《清史列傳·剛林傳》)。

「巴克什」為清朝的一種賜號。太祖對漠南蒙古實行綏撫政策,滿族(女真)中一些兼通滿、蒙、漢語之臣,頻頻出使,傳宣汗諭,招納降服,被賜號「巴克什」。 天聰五年七月,太宗設六部並諭令:「文臣稱巴克什者,俱停止,稱為筆帖式,如本賜名巴克什者,仍其名。」多爾袞再次代表朝廷,以「巴克什」作為榮譽稱號,賞賜剛林,完全是因為其擔當的職責重要,成績突出,作用巨大。

4

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病逝。濟爾哈朗等鼓動親政的順治帝對多爾袞削爵追責、罷黜宗室,開棺戮屍,同時清算多爾袞一黨。剛林被濟爾哈朗以阿附睿王、擅改國史二罪,論斬,抄家,伏法。

剛林此二罪,真的成立嗎?

先論其黨附之罪。

幼主沖齡,睿王攝政,能幹的剛林,自然是攝政王在理政上的好幫手。剛林和范文程,都曾蒙受太宗特恩殊寵,知恩圖報,竭力效忠朝廷和幼主,誓死不忘故主。然而,多爾袞率清軍入主中原,將輔政叔王濟爾哈朗排擠出局以後,權勢急劇膨脹,初晉叔父攝政王,再升皇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竟當上皇父攝政王。朝政日變,多爾袞權大逼帝,剛林忠誠職事於主政者多爾袞,也是勤於職責使然。就連為大清開國定製大有貢獻的范文程,於崇德八年遭遇豫親王多鐸奪妻受辱,贏了多鐸,使之受罰,但還是擔心多鐸難免有恨、恃權報仇,也不得不投靠多爾袞。然而,攝政王使范文程逐漸排除於議政之外,而對剛林、馮銓、祁充格三位大學士更為信用。

皇太極逼殉繼母,他修史偽飾,忠誠廉正卻被以黨附多爾袞論斬范文程

剛林「贊理機務忠勤懋著」,表面上服務的對象是攝政睿親王,但真正得益的是國家朝廷和順治帝。順治帝下旨追尊多爾袞為成宗義皇帝的第二天,剛林欣然受命赴睿親王府收回攝政王印符和賞功冊。多爾袞威福自專不假,但他是王公大臣議定的攝政王,代表國家執政,作為干臣的剛林也必須忠誠於攝政睿親王做好分內之事,濟爾哈朗將他歸罪於黨附多爾袞,無疑是將打擊多爾袞擴大化。剛林被多爾袞重任,是以才幹制勝,而非何洛會、譚泰之輩,幫助構陷這個那個政敵。

再論其擅改國史之罪。

順治五年,攝政睿親王命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刪改《太祖實錄》。范文程深知此事關係重大,一旦政局有變,恐有殺頭之禍,遂以養病為由,閉門不出。剛林將太祖大妃、多爾袞生母納喇氏被迫殉葬,改為「自願從死」。順治八年閏二月,刑部審訊黨附睿親王諸臣罪狀,以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剛林阿附睿親王,參與移永平密謀,又與大學士祁充格擅改《太祖實錄》,削匿睿親王罪愆,增載功績」(《清史稿·剛林傳》)追責剛林、祁充格,認為他們不該將納喇氏大妃美化成賢良淑德,主動殉夫,成為忠貞女人。

在攝政睿親王的淫威之下,剛林將納喇氏被迫殉葬改為「自願從死」,看似為多爾袞生母歌功頌德,但又未必不是玩了文字遊戲,修史偽飾,給太宗強迫繼母殉父做了遮掩。當然,濟爾哈朗要徹底肅清多爾袞的影響,也必然會抓住任何蛛絲馬跡來擴大化定罪,來排除不曾禮遇或對自己存在威脅的異己分子。剛林執掌內國史院十五年,三任會試主考官,在非王公的大臣體系,屬於當權派,為官廉正,「不受賄」(《北游錄·紀聞下》),且朝中不少官員出自他的門下,自然成為濟爾哈朗徹底打擊的對象。

至於剛林隨從多爾袞移師永平密謀反叛一事,也是濟爾哈朗的誣告。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在吳三桂引領下進入山海關,大戰李自成軍,獲得大捷,率先進入北京城,手握重兵,完全有實力在北京問鼎江山。但他沒有,而是迎接順治帝入關,在北京城再行即位禮。若多爾袞有異志,又何須待到後來天下平定,使天下皆知除了攝政睿親王,還有一個順治帝已長成青少年,再冒險玩弒君篡位的謀逆大罪。精明能幹的剛林,雖然很受攝政王器重,但他未必忘了故主太宗對他的知遇之恩。早已接受漢文化影響的剛林,除了不想落個滅族的危險,也不敢留下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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