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陽明心學

122年前，孫中山第一個提出「振興中華」的號召，為進中國於世界先進行列，撰寫《建國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設」「實業建設」與「社會建設」的系統建設工程——一個宏偉的現代化建設藍圖，其中既有世界視野，又從中國國情出發，既借鑒西方經驗，又蘊含著中國元素。本文僅就「心理建設」，透視它與傳統心學的淵源關係，並從中得到啟迪。

一

《心理建設》為《建國方略》之首篇，文中闡述心理建設的重要性，其內容折射出傳統心學的影響。「心為本」論，是心理建設的理論基點，他提出「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呼籲：「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又提出「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心之用大矣哉」，認為世界的一切事與物，皆本源於「心」，猶如陸九淵所說「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陸九淵集·語錄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九淵集·年譜》）。孫中山同心學家一樣，十分強調人的精神與意識的重要作用，他認定「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有如陳獻章所說，「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陳獻章集·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基於此，孫中山認為在民國初年，新國家的存亡取決於能否破「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可以說，孫中山明顯地接受王陽明「剿心中賊」的說法。

孫中山認為，宇宙由物質與精神兩大領域構成，並依據西方自然科學知識而提出。宇宙進化經歷「物質進化」「物種進化」與「人類進化」三個時期，宇宙起源於物質，精神是物質世界進化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是人所特有的。與此同時，他強調精神的作用，認為「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當他著眼於社會問題時更多地體會到思想、意識、觀念、信仰、思維方式等之重要。從總體上看，他融匯了西方的新理念，並在傳承心學中有所創新。

二

傳統心學，從陸九淵到陳獻章、湛若水，再到王陽明，在學理上都非常注重「心」的地位與作用，學術旨趣都是喚醒人的道德本性，而後達到維繫道德綱常，以實現社會長治久安。孫中山則提出，「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並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中，明確提出人類進化的規律是「互助」而不是「競爭」，視道德為人類發展的動力，強調這一進化規則有別於一般的動物。正是從重德的立場出發，他闡述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區別，傳承了心學的「人禽之辯」理念。他指出，宇宙發展進入人類階段後，「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這是說人類不同於一般動物，人脫離了獸性，生存在社會之中，「互助」是人類進化的道德力量。他強調「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互助便是社會上「先知先覺」「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三種人，彼此的「相識」「相親」和「相助」，在互助中求得社會的和諧、安寧與發展。

孫中山的互助論，體現了傳統儒家，特別是心學的「人禽之辯」觀。孟子說，人與禽獸的區別，在於是否有道德，「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孟子·告知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焦循在《孟子正義》中注釋說：「飲食男女，人有此性，禽獸亦有此性，未嘗異也。乃人之性善，禽獸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禽獸不能知義也。」王陽明說，「良知」是天理，是人的本心，「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下》）。可以說，「人禽之辯」說，是互助論的理論出發點。同時也應該看到，孫中山在比較人類與其他物種時，藉助了西方近代的進化論、生物學、社會學。他從宇宙發展的必然性高度，來揭示「互助」為人類進化原則，強調是否依循互助進化原則，關係著人類社會的「昌」與「亡」。由此足見，孫中山對心學的傳承，並非要回到古代，而是站在現代科學前沿，以新的時代精神，弘揚與發展了中華優秀文化，這無疑為後人提供典範。

三

「知難行易」說，是孫中山《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中的重頭戲，文中對知行關係的闡述，拉近了與心學的距離，又展示出他對心學知行觀的創新。

孫中山在謀劃心理建設時，特別關注人的認知方法，把變革傳統知行觀作為心理建設的關鍵。他審視民國初年黨內外出現的思潮時，發現「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傳統思維定式，「奪吾人之志」，「迷億兆人心」，成為「心理之大敵」，令人「痛心疾首」。於是，提出，「我所信仰的是『知難行易』」，「實則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乃為真理」，主張以「知難行易」說替代「知易行難」說，試圖從理論的深處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知行觀，是中國傳統儒家的認知論，也是明代心學的重要命題。《尚書·說命中》提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這一古老的格言，體現著古代樸素的知行觀，並成為中國人的思維定式。迄至宋代，思想家們對知行的關注，不再停留在「難」與「易」的探討，不論是朱熹的「知行常相須」，湛若水的「體認兼知行」，還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命題，都是主張知與行相合一。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中，孫中山在檢討傳統的知行觀時，論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既有肯定又有批評：一方面，肯定「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肯定「『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另一方面，又指其仍然保留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意，「與真理背馳」，「不合於實踐之科學」，指出陽明只是說了「合知行於一人之身」，而時至今日，「以科學愈明，則以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或許孫中山對王陽明的批評過於苛嚴，但是他站在科學昌盛時代的新高度，以科學時代的視角，去重新考量明代心學的「知行觀」，從而創新傳統的學說，使之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這無疑昭示著中華文化發展的大趨勢。

孫中山「知難行易」說，是融匯中西文化的思想碩果，突破了傳統的說法，不僅把傳統「知」與「行」孰「難」孰「易」的位置顛倒過來，並在新時代的高度上，去闡發新學理，創新傳統的知行觀。其創新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對「知」與「行」作了明確的界定，提出「知」即「真知識」，而且「必從科學而來」，即認識事物的本質與規律；「行」是指行為、行動、做事、踐履，包括「生徒之習練」「科學家之試驗」「探險家之探索」，以及「偉人傑士之冒險」等，其定義超越了傳統儒學對「行」的界定，已蘊含了「社會實踐」的廣泛內涵。

其二，在基本內涵上，顛覆了「行」比「知」難的傳統觀念，力圖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傳統心理定勢。孫中山以十件大事來論證人們的本能和一般行為是普遍的、基礎的、廣泛的，也是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認識事情的本質，得到真知卻十分難，只有近代的生物學、醫藥學、衛生學、物理學、化學、經濟學、文理之學等誕生後，人們才開始知道種種的道理。在孫中山看來，科學知識、革命理論，都來之不易，比起人的本能行為或一般行為，要難得多，故說「知難行易」。

其三，揭示了從「行」到「知」，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一個從不知到知，從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逐步積累而形成系統科學理論的過程。孫中山指出，「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

其四，揭示了「知」較「行」具有更高的品格。指出「行」是基礎，「知」是指導，在知行關係上提升了「知」；雖肯定「行」是基礎，但更強調「知」即理論，對「行」的指導作用，理論高於實踐；「知」指導「行」，並使「行」更易，更有成效。他雖肯定「行」的基礎性與普遍性，但他更強調「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指出在科學昌明時代，人們的活動，總是「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無論何事均能「指日可以樂成」。

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展示了人類新歷史階段的新思維方式。美國現代化研究著名學者英格爾斯，他曾把「尊重知識」「計劃現在與未來」，作為現代人的首要特徵，認為做事之前，是否先有計劃和打算，是現代人與傳統人的區別所在；指出「沒有從心理思想和行為方式上實現由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那麼，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徒有空名」（《人的現代化》）。應該說，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創立，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反映了在科學昌盛時代，科學、知識、主義對人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知」具有更高的品格，因而告誡人們，在新的科學時代，人的心理與行為方式，必須隨著歷史的發展、科學的進步而進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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