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鎮館之寶，民國期間多次被抵押變賣，險遭日本強奪

「毛公鼎」相傳於清道光末年，由陝西岐山周原出土。全鼎器形雄渾，鑄造精良，通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腹圍145厘米，凈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勢，半球狀深腹，垂地三足皆作獸蹄，口沿豎立一對壯碩的鼎耳；整個造型規正洗鍊，周身紋飾素樸典雅，洋溢著一種清朗敦厚、威而不張的莊嚴氣象。文物界公認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781）時的一件重器，所以名之曰「毛公鼎」。

這篇銘文總計497字（一說為499字），是迄今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篇什最長者。

考古學家郭沫若等，給了「毛公鼎」這篇銘文極高評價，認為它「皇皇鉅制，辭意恢弘，抵得一篇《尚書》」，史料價值無可替代。至於那些銘文在書法藝術上的峻偉風骨，則早在民國之前，就被學者們目為「金文書法之典範」 而備加推崇，以致有「 學書不學『 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之謂。被譽為晚清「海內三寶」即毛公鼎、大孟鼎、大克鼎。

許多外國人包括日本人也曾經想染指這件青銅重器，但在愛國人士的機智周旋下，最終沒有流失到國外。為什麼一件普通的青銅器能夠引起這麼多人的注意?為什麼有人不惜散盡家財而力圖保全它?為什麼這件價值連城的國寶承載著近代中國太多的滄桑和挫折?

1851年，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正在村西自家田地里勞作，一钁頭下去刨到一塊金屬硬物上，低沉的金屬撞擊聲讓他感到十分蹊蹺，於是刨開周圍的泥土看個究竟。這一下，在地下埋藏了兩千我年的毛公鼎又重新展現在世人的眼前。不過，當時的董春生並不曉得它的價值，只是覺得這么一大大的帶三條腿的銅傢伙肯定能賣幾個錢，可以打幾壺燒酒解解乏。於是，就把它弄到了自家院子里。董春生髮現寶貝的消息立刻傳了開去。

很快，就有古董商找到了董春生，經過雙方一番討價還價，古董商以紋銀300兩的價格購得寶鼎。後來這個寶物又被一個貪官，岐山，通過卑劣的手段奪去。

歧山知事得到毛公鼎後，興奮異常，升官發財的機會來了。他仔細端詳著眼前的大傢伙，都說這是寶貝，可自己怎麼就一點門道也看不出來呢?晚清時期，官場上賣官鬻爵之風十分盛行，眼前的這位岐山知事，估計也是通過捐助銀兩換來的官職。雖然於毛公鼎一竅不通，但卻深知這是手上的一棵搖錢樹。於是，他暗中找到省城古董商蘇億年、蘇萬年兄弟，用一馬車銀元出售了這隻大鼎，然後用這堆銀元給自己捐了個大官。

清咸豐二年（1852年）毛公鼎由金石學家陳介祺以重金購得，悄然運回原籍山東濰縣，秘不示人；陳氏病故次年，為清兩江總督端方所有，端之族裔復又質押於天津俄國道勝銀行。入民國，有美、日商賈垂涎，欲出巨款向道勝密購。

消息被時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知悉，葉迅速籌資3萬元，將鼎從道勝銀行贖獲，仍存津門。「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葉氏在離津轉赴香港途中，將「毛公鼎」移匿於上海寓所，交託其妾潘某保管。未久，潘為家產的處分鬧起訴訟糾紛，事態危及「毛公鼎」。

原來葉氏在上海的一個姨太太，因財產問題鬧糾紛，竟把毛公鼎茂於懿園的消息捅給了日本人，鬧得日寇三番五次前來搜查，日人聞報，驚喜不已，立刻派兵把葉宅包圍個嚴嚴實實。

幸虧葉公超早就將「毛公鼎」妥善掩蔽起來。日本憲兵在葉宅的里里外外掘地破壁，折騰了大半天，除了搜得若干字畫和兩支手槍，連「毛公鼎」的影子也沒撿著，氣急敗壞之際，便以「間諜罪」把葉公超拘捕至憲兵隊，關進陰森恐怖的大牢。隨即，又不分晝夜，對葉公超先後7次提審，2次鞭刑、水刑，逼其說出藏鼎的地方。殊不知，一介文弱書生葉公超，在凶寇的酷刑面前卻是條硬漢子。

後來，視情勢漸緩，葉公超密囑家人仿造了一個膺品繳上去，以"敵聽；又由其大哥葉子剛出面，重金具結保釋。當他形容憔慘地走出日本憲兵隊的牢房時，已然被整整關押了1個月零19天。

翌年夏秋之交，藉著南下返港的機會，葉公超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毛公鼎」取出，暗道運出大陸，終於使這件珍稀國寶一度脫離了虎狼之區。

葉家一個龐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養活，實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戰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隱居不仕了，十餘年下來全家人坐吃山空，還要撫養好幾個侄子在外國留學，逐漸覺力不能支，只好靠變賣文物度日。到實在無奈之時，毛公鼎也保不往了。其時抗戰勝利在即，日軍已節節敗退，抗戰勝利的大勢已定。上海商人陳詠仁表示願買此鼎，並約法抗戰勝利後捐獻國家。於是，寶鼎又轉至陳氏手中

抗戰勝利後，幾經周折的「毛公鼎」於1946年收歸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兩年後移去台灣，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

當年，葉恭綽在給西南聯大任教的侄子葉公超寫信時說：「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表現出了一位愛國人士的崇高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