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如何處理民間對他施政的不滿
作者|馮翊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乾隆帝四十歲，年富力強，帝國進入「全盛」，民間卻出現了反對他的聲音。
當年或更早的時候，民間流傳著一份冒充工部尚書孫嘉淦之名撰寫的奏稿，文章抨擊皇帝上台以來南巡勞民傷財，冤殺大將軍張廣泗，皇后死後大位空懸等施政措施，計有「五不解、十大過」。
帝制時代，這不啻於一個爆炸性新聞。
據現有檔案，偽稿至少流傳了一年之久，才通過雲貴總督碩色的奏摺傳到皇帝的耳朵，他看到奏稿，立即判定此稿為偽，下令全國搜查首逆。
一場歷時三年之久的政治運動拉開序幕。
搜捕行動中，官僚疲於奔命，在皇帝催逼與嚴飭的夾縫裡求生存，上演著推諉、拖延、瞞騙、懈怠的戲碼。而民間則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從京師到邊疆，從販夫走卒、商人、衙役，乃至低級文武官，莫不爭相傳閱這則大新聞。
被羞辱的「乾隆帝」形象，一時傳遍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然而，乾隆帝的高壓態勢，並沒能督促臣僕查出首犯，地方上報來的案子，千頭萬緒，沒法理出一條完整的線索。最後抓了一個替罪羊，草草結案，保住了皇帝的面子。
|「偽稿」暗流
依現有的審案記錄，偽稿最早出現在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間江西幾名武官的飯局上。
彼時，綠營軍南昌衛守備劉時達、撫州衛守御衛所千總盧魯生、饒州府水次總漕領運千總尹凱、永新所千總石憲曾，來到贛州衛千總李世璠家吃飯。席間，劉時達於拿出「偽稿」，李世璠還當眾念了起來。
事發被捕，無人能說清稿件來源。李世璠說是劉時達帶來，後又改供來自石憲曾，劉時達忽而供述「從九江後衛千總趙常處得來攜往」，忽而供述「實系石憲曾帶去」。盧魯生也承認自己有稿，得自其子盧錫榮，後者說從石憲曾那兒拿到，石憲曾則咬出糧道柬房書辦高彥文。
（清）徐揚《姑蘇繁華圖》。繁榮的國內貿易使偽稿能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傳播。
倒是尹凱一口咬定稿子出自劉時達，嚴訊之下，劉時達供出其子劉守仆。劉守仆說偽稿得自浙江金華縣丞任麟書，忽而又改供幕友孔則明的妻舅，不久，別的來源又冒了出來。令人惱火的是，劉時達突然翻供，審理陷入困境。
但尹凱自己也有問題，在朝廷看來，身為官員，他看過後不去制止傳播，其子尹訓拿出另一份「自書辦彭蕃五得來」的偽稿，不僅不立即銷毀，還與盧魯生的稿子比對，實屬喪心病狂。
然而在截獲前，盧魯生的偽稿早已傳了出去，幾經輾轉，落入撫州所衙門書辦彭楚白（一說是彭蕃五的親戚）之手。在這裡，更多人爭相傳抄這則誘人的政治秘聞，同時更多別的稿子亦流了進來。像衙門伙夫郭庚，就從劉姓屠夫的肉鋪中抄來一篇，聲稱「這稿如今連街上腳夫都是知道的」。
偽稿隨著人浪繼續漂流。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江西省城南昌府的一家帽鋪內，滕老闆拿出奏稿，立即通過店裡來來往往的買賣人、旅客、生員傳了出去，這些人透過貿易以及宗族網路，開啟了一波又一波的傳抄之旅。乾隆十六年三月，清江縣木行、書館中流出的偽稿，進入在江南水利效力，被參革州同官貴震的視野。
自官貴震處觸發的傳播線路再往北，被山東境內商人接續，沂州府蘭山縣開店鋪的李仆帶著偽稿來濟南府進貨，朝廷抓住了他。
山東按察使和其衷告訴乾隆帝，偽稿中有「該部知道」硃批，這是新發現。經過追查，偽稿還在江南吳縣已革州判周尚智處過了一手。
新任巡撫鄂容安判定官貴震與周尚智合謀捏造了偽稿。理由是，兩人曾因上訪被革職一事心懷怨望。
鄂容安發現，官貴震曾說過「有幾件大罪，有幾宗不解的事，我做起來，泄我胸中不平」，皇帝南巡，地方官拆掉了其妻舅鄭鶴年的沿街房屋，後者心中不平。凡此種種，官貴震等人有捏造偽稿的動機。
但這一立論站不住腳。官貴震被參是在乾隆十六年後，而偽稿，早在一年前就流傳了，時間上可疑。所以，官貴震不惜忍受重刑，也不承認自己捏造，只承認傳抄。
偽稿繼續漂流，來到更高層級的傳播中心——江寧府楊賢章的酒店，向西、向南。湖南、湖北、四川、雲南的老百姓，都看到了偽稿。
清代全國與蘇南地區的商路
「九州通衢」漢口，是帝國中部貨物的集散地，也是「新聞」的淵藪，湖南商人唐千峰在江南上元縣嚴右箴處看到了偽稿，「新聞」跟著唐氏來到湖南，讀書人之間、買賣人之間相互傳看，「偽稿」時而流回漢口，時而流到江西，時而進入廣東。
漢口的四川商人看到後，把「新聞」由貴州帶向了西部。
在貴州，教書匠龍乾惕在一場飯局上爆出大新聞，食客聲稱已經知道了，雙方拿出偽稿比對。龍氏發現，他的版本少了「著孫嘉淦隨駕南巡，有不是禮處著再具奏」一句。顯然，與官貴震案中所見一樣，偽稿在傳抄過程中經過人為加工。
龍乾惕把缺了的部分補進他的版本，還划了重點。此舉被皇帝斥為「幸災樂禍」「幸災喜事」。後來，貴州巡撫開泰又在龍氏家中搜出了一份康熙年間的偽詔。看起來，他非常熱衷收集政治秘聞。
龍氏最終被凌遲處死，但仍不能終止「謠傳」，食客各自抄了一份回家。
再回看漢口。江西商人陳俊臣從一家藥材鋪中借看偽稿並帶回店中，雲南銅販左羹陶以及往來贛、鄂的布商監生朱步蘭將其帶到雲南，期間多人傳抄，四川與貴州的武官圈中開始出現偽稿的消息。
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提塘吳士周拿到手後，未能識別偽稿，以為是「奏過的本章」，竟抄寫數份轉給同僚。
稿件傳到高級官僚千把總李秀林處，他覺得不妙，遂上報給貴州古州鎮總兵官宋愛，貴州巡撫開泰、雲貴總督碩色亦同時接報。
碩色高度敏感，反應迅速，第二天即上報皇帝。此時已是乾隆十六年七月初。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五，乾隆帝發布上諭，怒斥此事乃「假託廷臣名目，膽肆訕謗，甚至捏造硃批」，「顯系大惡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極」，要求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湖北、湖南、貴州，「選派賢員密加緝訪，一有蹤跡即行嚴拿」，「務須密之又密」，徹底查出始作俑者。
繪於乾隆時期的《農民船夫擲骰子》圖。流動人口往往會形成偽稿傳播圈。
|「五不解，十大過」
「偽稿」上到底寫了什麼？值得帝國官、民爭相傳播？
由於乾隆帝已將查出的偽稿全部銷毀，官員奏摺亦未談及詳細，皇帝更沒有公開撰文駁斥，後人只能從雞零狗碎的材料中爬梳蛛絲馬跡，知其梗概。
所謂「五不解、十大過」，綜合起來有兩大要點：
一是抨擊皇帝南巡。江南官貴震案中，皇帝南巡，「江寧省城因修御路」，地方官將官貴震妻舅鄭鶴年的房屋拆了，「是以不甘」。官員以此推斷官氏有捏造動機，表明稿中必有這項指責。
關於南巡，乾隆帝也意識到了因需求過多而對地方造成的損耗，遂以蠲免賦稅作為補償，但地方官為了邀賞，往往差遣居民服役，修路，建樓，造景，大興面子工程，軍、民不勝其苦。江西綠營官員盧魯生被指捏造偽稿的動機是「慮及辦差賠累」，就充分說明了這點。
二是指責皇帝冤殺張廣泗。張廣泗是在乾隆十二年平定金川之役中的大將，因指揮失當被逮捕至京，皇帝親自審問，認罪遭拒，竟處以極刑，民間多以為冤。
張廣泗。
乾隆十七年正月，乾隆帝說「偽稿內以張廣泗有功，張廣泗乃貴州總督……」，一度懷疑首犯是張廣泗的同黨，九月，特別要求官員審查案犯時，留意「是否與張廣泗有親及平日與張廣泗往來情意」。
奏稿雖然為假，但偽造之舉說明，民間有人對乾隆帝誅殺大臣、靡費民力的行為很不滿。而官、民四處傳播，比偽稿本身更讓皇帝感到不安。皇帝不會忘記「曾靜案」給先帝帶來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不過，與雍正帝編纂《大義覺迷錄》予以公開駁斥不同，乾隆帝更願意暗中低調處理，盡量把事態往小處控制，他更樂意將傳抄犯視為愚蒙無知之徒，只需抓住捏造之首犯即可，其餘從輕處理。對此，官員必須負起責任。
|迷之懈怠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偽稿案，傳播軌跡並非如此「線性」，而是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散播，雜亂無章。傳播時間與抓獲並傳給皇帝的時間並不同步，甚至相去甚遠，譬如已知最早的偽稿案發生在乾隆十五年七月，但傳到皇帝耳朵里，卻要到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近兩年多才被「發現」。
這固然與地域遼遠、文書傳遞需時過長有關，但官僚的故意拖延、遲滯，亦致行政低效。
譬如早在乾隆十六年四月，山東即發現了偽稿，但巡撫准泰以「無庸深求，不必具奏」將下屬稟帖發還，還將來源改為「拾自途中」。經按察使和其衷上奏方才抖出此事，查得官貴震案。
類似情形，不勝枚舉，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偽稿早已流傳，但消息卻沒有從近在咫尺的直隸、山東以及富庶的江南傳出，而是從邊疆之地的雲貴發現。
然而即便是雲貴地區，官僚的處理亦未見得步調一致。雲貴總督碩色反應迅速，他曾因查辦「曾靜案」受到表彰，對類似案件頗有經驗，所以在截獲偽稿案後的第二天上報皇帝，審案亦非常高效，一個月內即將案情查明，把來源指向漢口，清除了本省庫存，很快便置身事外，也贏得皇帝表揚：「所辦可嘉。」
乾隆時期奏摺。
相比之下，貴州巡撫開泰的反應就是「迷之緩慢」，偽稿最先在貴州截獲，而他卻比遠在昆明的碩色足足晚了20天才上奏。開泰意識到這一政治風險，在首次上奏的奏摺中，隱去了為何遲奏的說明，而是曆數抓捕行動，結論與碩色一致，他試圖告訴皇帝，沒有及時上奏，乃因案情不明。
在皇帝回復之前，開泰又上一折以表「實心辦事」，但乾隆帝不吃這一套，斥責他「其奏甚屬遲緩」，看到偽稿，理應「憤恨交迫，急不待時」，怎麼可以遲遲不發？「獨何心耶？」開泰的抓捕行動，成了炮轟的靶子，「此種逆詞輾轉抄錄，其中必有兇惡渠魁利於處處發覺……豈得謂一一根究唯恐株連者多，遂不徹底查拿，使逆黨稍有漏網耶？」皇帝告誡開泰，「倘再不知奮激，」而只是當做平常案件看待，「則自取罪戾。」
秘密奏摺制度下，皇帝與有奏事權的官員單線聯繫，同僚之間不清楚各自向皇帝的報告內容。如若皇帝從別的管道更早獲知其轄地的信息，督撫彙報遲緩或明知不奏，必將受到瀆職、懈怠的斥責，忠心亦會受到質疑。如果真不知，亦有「失察」之罪。所以，奏與不奏，何時奏、如何奏，為何不奏，關乎官員的政治生命，需要仔細拿捏，開泰遲奏，就在於揣摩時間太長。
但這遠比「不奏」面臨的政治風險要小。山東巡撫准泰在乾隆十六年四月接報後成功捂住，八月接到皇帝諭旨要求搜查時，慌了，意識到「從前辦理錯謬，」「一時沒主意，想著要奏又怕遲了，欲待不奏心實害怕」，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最終選擇不奏。皇帝將他革職，當做反面教材遍諭其他督撫。
皇帝斥責開泰的同時，各地已接諭旨四處搜捕偽稿。由於雲貴將偽稿來源指向漢口，湖廣總督恆文表現得甚為「積極」，八月內就連上三折，將線索查了個乾淨，但捏造偽稿之人仍無蹤影。案犯只是交代，偽稿來自江西。
湖北把皮球踢向江西，但該省份不在皇帝要求查奏的地域之內，恰在月底，開泰告訴乾隆帝，雲貴稿件的另一源頭來自四川。這意味著，已知有9個省份出現偽稿的蹤跡。偽稿流傳範圍比皇帝想像中還要大。
|不尋常的惱怒
皇帝親手曝光准泰的瞞報行為後，偽稿案沒法「密之又密」。一個月後，督撫的查辦消息陸續傳至京城，乾隆帝卻異常惱怒。
第一個惹毛皇帝的人是山西巡撫阿思哈，他聲稱接諭後「自當凜遵前旨密訪嚴拿，實力偵緝，斷不敢稍有泄漏」，這本是表忠心的「規定動作」，皇帝卻大為光火，認為「此不過敷衍搪塞之詞，誰不敢作此語，足見其並未實心辦理！」！理由是直隸與山西交界地方查獲了傳抄偽稿犯，其中就有山西人，而山西「鄉人喜談樂道」，「尤非他省可比，必有傳抄樂禍之人」，由此推斷，阿思哈「接諭後不過以空言虛應故事」。
火上澆油的是湖南巡撫楊錫紱，諭旨發出一個月內，楊錫紱奏摺上的勤，但多是其如何如何派人搜捕，如何如何與其他省份公文往來交換信息，未見實際審案情形。皇帝沉默了一陣後，終於在九月十一日的奏摺上發飆，批示：「仍屬塞責完事，不見實心辦理也！」
後人繪楊錫紱圖。
與楊錫紱、阿思哈不同，四川總督策楞並無敷衍塞責的大過，雲貴地區發現偽稿案後，策楞還在皇帝發給諭旨之前就主動調查，只是沒有及時上奏。但這也讓皇帝很生氣，「策楞受恩深重，非他省督撫可比，一見此等悖逆之詞，理應一面飛章馳奏，一面實力跟查，乃直至接奉廷寄方具摺奏聞，顯系觀望遲回，並無痛心疾首之意，平日受朕豢養成全厚恩者，當如是乎？」對皇帝來說，策楞是「受恩深重、非他省督撫可比」的心腹，而他卻「遲回觀望」，不夠忠心。
官員表現不佳，不難理解。密奏制度下，皇帝具有掌握更多信息的優勢，官員與皇帝之間容易出現信息不對稱。遇有皇帝敦促的涉及「政治罪」案件，官員往往利用公文傳遞時間來思考處置辦法，有技巧地「懈怠」、「拖延」、「觀望」，是降低風險的有效手段。清廷的制度設計亦為這種「技巧」提供了操作空間。
清制，唯死刑方須上交中央處理，流刑以下的案件，督撫可自行處理，以准泰為例，將預先接到的線報退回，其實是巡撫的合法職權，所謂「不法」之處是隱匿案情，但隱匿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起碼免去了「麻煩」。
已積累不少執政經驗的皇帝看穿了這一切，他對官吏敷衍、懈怠、互相踢皮球習氣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就不難理解，乾隆帝為何在查辦之初就對各級督撫施以重壓，甚至在尚未了解全局的情況下，就急不可耐地分別在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訓飭貴州巡撫開泰、直隸總督方觀承、四川總督策楞、江西巡撫舒輅，告誡他們必須「實力搜緝」，「不得稍存諉卸之見」，其內心的極度焦慮就來自對官僚不良習氣的擔憂。
這時候，所有督撫應該明白，向皇帝表明境內已查出偽稿，不論是否「首犯」，能免於惹火上身。如果接壤省份查出偽稿，本省卻久不見奏聞，該省督撫必遭訓飭。譬如福建，皇帝發布諭旨三個多月後無任何動靜，經主動詢問，兩個月後，福建巡撫潘思榘的搜查報告方才遞到皇帝跟前。對此，乾隆帝既沒有威脅懲罰，亦無褒獎，只有一句反問：「汝等以為絕無者，如何？」
|最後一根稻草
高壓之下，各地督撫為保全自己，常用的辦法，還是屢試不爽的踢皮球——把偽稿來源、線索引向他省。
乾隆十六年八月以來，皇帝就見識了這道踢球奇景：雲貴踢給湖北、四川，湖北、湖北踢給江西、河南，江西與山東一起發力將球踢向江蘇、浙江。山西、直隸之間互相踢來踢去。
案件越來越多，被捕的人數高達上千。最終，江西、江蘇、浙江一帶收穫了更多「來源」。皇帝的目光亦隨之轉向江南，關心了三件大案。
如前所述，官貴震案由山東的線索牽出。江西巡撫鄂容安信誓旦旦地聲稱官貴震是捏造偽稿的首犯，皇帝大喜過望，但後來查明稿件轉抄自揚州的木行商人，再往上追溯，來源既多又混，沒法細究。
皇帝寄希望於另一起「天一堂」案，卻被告知，偽稿案源頭是已經病故的兩名商人，線索再斷。
事實上，將傳抄線索引向已故的熟人，是犯人為避免嚴酷刑罰的慣用手段，既能保全自己（皇帝要求官員抓到首犯為要，傳抄之犯輕罰即可），又摸准了官員儘速結案心理（因為死人無據可查），從而能很快出獄；另一招則是混供，變換多個來源，增加查辦負擔，期待能不了了之。
搜捕行動一年來，乾隆帝穿梭於繁雜的線索、程序化的公文之中，被「忽此忽彼，似近復遠」的案情弄得暈頭轉向，思維混亂，時而判斷官貴震案能問出首犯，時而推斷首犯出自湖南（只因曾靜案在先，可能餘黨未盡）。又時而糾結江南提督吳進義是否看過偽稿等細枝末節。
首犯仍無頭緒。皇帝很鬱悶，「又無望，殊覺憤懣也」，他告訴兩江總督尹繼善「尚無頭緒，殊覺憤懣也……卿有何別策，試言之」。
乾隆帝寵臣兩江總督尹繼善。
尹繼善未有新辦法，依然只能沿用低效的查案速度審問犯人，尋找線索，各省之間的驛路上很熱鬧，但首犯始終未見。
皇帝催逼雖急，地方官仍一籌莫展，左衝右突之下，破獲施廷翰偽稿案。作為江西糧道官員，施廷翰在所有涉案官員中級別最高。皇帝寄予厚望，要求審案官務必審個水落石出，順帶憤怒地指責了各省審理的潛規則：
「（偽稿案）及今一年有餘，茫如入海算沙，了無頭緒，此皆因各督撫等一切委之屬員，根據詳稟供詞虛文塞責，並未實心研究實力查辦，承辦之員往往推卸鄰境隔省隔屬，輾轉關查，挨延時日，而其中情偽百出，有挾仇誣扳者，有受囑開脫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會遷就，株連擾累，不勝其煩，而正線轉迷，首犯尚悠然事外。」
皇帝告誡審案官不能重蹈不良習氣。然而，地方官聯合軍機處官員花了一年多時間詳細審理、追查，最終查明這是由一連串謊供堆起來的冤案。
這時已是乾隆十七年底，曠日持久的追查已令皇帝心力交瘁，施廷翰案成了壓垮搜捕行動的最後一根稻草，地方官迎來皇帝怒火的總爆發。
皇帝重新審視各省呈上來的摺子，得出結論：「一切聽斷案件率皆委之屬員取供成招，及解至督撫親審，不過就其已成之獄略為摘問而已。」督撫並不「實心辦事」，審案時又「將就完案」，就連素來辦事得力的尹繼善，亦質疑其「豈非積習橫聚於胸中所流露者也？」
雖然明確指出各地審案的潛規則，但並未促進追查。皇帝的局限在於，他離事發現場千里之外，只能通過奏摺了解被精心撰寫的文字包裹起來的「真相」，這類信息一旦過多而「超載」，就需要過人的判斷力，否則真相很容易被遮蔽。四十歲的乾隆帝即便年富力強，握有強大的皇權，卻未必能掙脫信息的束縛，碾壓得過更強大的官場規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官僚比皇帝更容易操控對方。
|「替罪羊」
乾隆十七年底，該案仍久拖未決，皇帝已對追查首犯失去信心，但又不便不了了之，「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終止之理」，此事「殊於大清國體統顏面有關」。
這時，江西再發現劉時達案，恰如前述，該案發生時間最早，就憑這點，皇帝就判定此為首犯。案犯被迅速以大逆罪「明正典刑」，草草結案，這時已是乾隆十八年春天。
學界普遍認為，劉時達案是一起冤案。
據學者陳東林考證，首先，偽稿中所見「工部尚書孫嘉淦」頭銜，是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之後的事情，而偽稿於乾隆十五年七月編造，孫嘉淦任工部尚書的消息，以當時最快的驛馬傳遞速度算，傳到江西，起碼要到八月，劉時達等人不可能在七月二十日之前就預知孫嘉淦任工部尚書，編造時間上說不過去。
其次，偽稿大肆指責的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等人，多於偽稿編造前一年甚至三年就已故去，劉時達等人沒必要冒著殺頭之罪來抨擊一群已經死去的權臣。
更感可疑的是，整個審案過程混亂無序，劉某等人指東指西，後又全部翻供，忽而又全部承認編造。蹊蹺的是，審理時，皇帝還特發《現當緊要之時務虛鎮靜辦理諭》，告誡臨近省份浙江不要節外生枝，疑似擔憂過多線索會再讓該案拖入泥淖。結果出來後，乾隆帝不似前案屢次追問，而是立即說「全行昭著，無可候質」。劉時達等人很可能不幸淪為替罪羊，首犯仍是個謎。
「真相」大白後，雖已意識到帝國官場弊端，皇帝卻無力改善，僅對查辦官員略示薄懲。皇權與官僚機器的較量，在十幾年後爆發的「叫魂」案中更為激烈。
參考文獻：
《清代文字獄檔·偽孫嘉淦奏稿案》，P697-951，上海書店編，2011年11月出版
詹佳如博士論文《追查悖逆的幽靈：傳播學視野中的孫嘉淦淦偽稿案（1751-1753年）》，2013年
陳東林等著：《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獄：偽孫嘉淦奏稿案考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劉文鵬：《論清代商業網路傳播與國家的社會控制力：以乾隆時期的偽孫嘉淦奏稿案為中心》，《清史研究》2012年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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