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他振臂一呼，東京審判執行有可能拖延，他是誰

史海拾記

【筆記君簡述：距離71年前那場世紀大審判——東京審判越來越遠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可能遺忘了這場審判的意義，那是人類用一種文明的形式對戰爭進行剖析和反省，對製造戰爭的人進行懲罰，那是一次艱苦卓絕的審判，中國大法官梅汝璈在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於戰犯的最終繩之以法有他的歷史貢獻。有一個細節可能被大家忽略，當時審判後曾經把結果報送美國，曾經一度有被反轉的可能，最終梅法官在內的各國法律界精英聯合發聲，才最終促成美國最高院6:1駁回上訴，執行了東京審判的審判結果。今天的筆記就來聊聊這件事。】

65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徹底勝利之後不久，為了懲罰戰犯，剷除法西斯，消除戰爭策源地，維護世界和平，在德國紐倫堡和日本東京，分別舉行了兩場舉世矚目的審判，紐倫堡審判的是德國法西斯戰犯，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10項指出：「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之嚴厲制裁。」這明明白白地宣告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於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主戰場，是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力軍，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所以中國政府受邀派代表參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理工作。

出席東京審判的代表團組成

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並不一樣，在紐倫堡審判中，法庭的組成是根據蘇美英法四國平等的原則，法官與檢察官經選舉與表決產生。但當時的日本是由美國單獨佔領，所以在東京審判中，法官和檢察官都由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任命，一切由美國人說了算，以便貫徹美國的意圖。在接到駐日盟軍統帥部的通知和邀請後，當時的中國政府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選派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司法人員。

當時中國擔任法官的是42歲的梅汝璈博士，時任立法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席，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檢察官向哲濬，時任上海特區首席檢察官，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壽林、方福樞、裘劭恆、劉子健擔任助手；此外還有倪征、吳學義（武漢大學教授）、鄂森、桂裕，倪先生為首席顧問，以及多名精通英、日語言的翻譯人員等。代表團多數是法律專家、著名律師或精通外語的學者，陣容強大。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人員分批前往東京。例如，梅汝璈法官是1946年3月19日在復旦大學附近的江灣軍用機場乘坐美國軍用飛機飛往東京的，而周錫卿等幾位翻譯則是5月初從上海出發的。

梅汝璈博士作為復旦大學教授，在出發前還有一段趣聞：1946年1月9日晚7時，復旦大學政治學會在大禮堂召開了歡送會，歡送梅博士任中國法官參與東京審判。1月31日，梅汝璈教授致信當時的復旦大學校長章益請求辭職：「弟因奉派參加審判遠東戰犯即將赴日一行，短期內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職務，擬請自二月份起准予辭職。事非得已，至希俯允，並諒是幸。專此，敬請大安！」章益校長批覆：「作為告假，翼返國後仍回復旦。」當時的上海《大公報》、《申報》等均以醒目標題刊載新聞。

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代表團一行，都因意識到責任重大而努力工作，從1946年6月到1948年11月長達兩年半的時間內，克服重重困難，做了大量令人欽佩的工作，維護了祖國尊嚴。據當時參與翻譯的周錫卿教授回憶：「我們去的人大多曾在上海工作，精通英美法律，外語也很好，在這方面能應付裕如。但是他們還是給我們帶來了許多麻煩，提出了種種有礙於法庭審判工作正常進行的規定，如對每一個戰犯除可以聘請一名日本律師或辯護人外，還必須配一名美國律師，這些律師往往節外生枝。我們原以為，抗戰時我們與美國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現在美國理應與中國站在一起嚴肅審判日本戰犯，實際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們經常受到歧視，心裡很不痛快。」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冷戰已經開始，美國為了遏制蘇聯而開始扶持日本。雖然如此，中國法官在東京以國家利益為重，克服重重阻撓，日夜奮戰，艱苦工作，搜集大量人證物證，完成了任務，為中國人民贏得了尊嚴。

1946年2月8日，麥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亞人韋伯為首席法官，另外，中、蘇、美、英、法、荷、菲律賓、印度、加拿大、紐西蘭各一名法官，共11名法官，還任命了美國律師約瑟夫·季南為首席檢察官。但在安排法官座次時，首席法官韋伯想在自己的左右安排美英法官。這顯然不是一個座次問題，而是對中國的歧視和侮辱，梅汝璈法官嚴正地提出抗議，要求以日本投降時受降儀式上的順序排定座次。在開庭預演時，梅先生脫下法袍，拒絕出席，以免被記者拍照登報，造成即成事實。由於中國法官的據理力爭，終於以受降儀式排定了座次，在正式開庭時，梅汝璈法官坐在韋伯的旁邊。

東京審判中的28名甲級戰犯最初審理時是分國負責的，臭名昭著的戰犯板垣征四郎曾在中國犯下累累罪行，但法庭最初卻分給菲律賓審理，經過向哲濬檢察官和首席顧問倪征的據理力爭，最後終於同意歸中國負責審理。

東條英機在受審

在東京審判中，對中國法官來說，最困難的一件事就是取證，由於採用英美訴訟程序，沒有充分的證據、證人、證言，就很難對戰犯們定罪，為此中國代表團千方百計搜尋材料，廢寢忘食，日夜奮戰，查閱日本內閣、軍部、外務省有關材料，其中包括御前會議、五相會議、關東軍報告、汪偽和滿洲國檔案等等，中國主要負責審理的戰犯是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他們都是屠殺中國人民罪惡累累的劊子手。松井石根是華中派遣軍總司令、南京大屠殺慘案的製造者。為了制服他，檢察官助手裘劭恆經法庭同意，帶了兩名美國人專程回國調查取證，取得了大量的人證物證，還帶回了南京大屠殺中的倖存者伍長德和許傳魯，還有目擊者金陵大學的美籍教授貝斯蒂、傳教士史密斯、英國人羅倫斯、牧師約·梅奇等人，向法庭提供了確切無疑的證詞。中國法官還找到一件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發給德國外交部關於日軍侵佔南京時施暴的一份秘密電報。這份報告真實描述了日軍在南京殺人放火、強姦搶劫的情況。電報結尾說：「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本皇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的機器。」納粹德國提供的材料是非常有用的證據。因為日本的盟國提供的材料更有說服力，那些受害者與目擊者真實確切的血淚控訴，引起了法官們的極大重視，終於使當年耀武揚威的松井石根在法庭上驚慌失色，被法庭憲兵拖出法庭。

經過中國代表團的努力，傳喚出庭作證的證人約有100多名。這些證人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有三人，除秦德純外，還有溥儀，當向哲濬陪同季南去看望溥儀時，溥儀緊緊握著向檢察官的手，失聲痛哭，看到溥儀有悔罪之心，便動員他出庭作證。出庭那一天，溥儀身穿一套藍色西裝，戴一條濃茶色領帶，立即引起了全場的注意。溥儀激動地控訴了日本侵略東北，板垣征四郎派人威脅他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毒死他的妻子譚玉玲，以及土肥原賢二挾持他離開天津到偽滿洲國當皇帝等罪行。

另一個印象最深的證人是伍長德，他出庭控訴說，在日軍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日子裡，他被日軍押送到漢中門，當時有2000多人，大多是精壯男子，被分批帶到城外，用機槍射殺，伍被押到屍體堆旁邊撲倒在地，免除槍擊，但他還是挨了一刺刀，因為日軍在屍堆中亂刺那些尚未斷氣的人，伍的證詞使在場的人聽了毛骨悚然。中方的舉證對後來的宣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對戰犯最後量刑問題上，法庭內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梅汝璈據理力爭說：「如不能依法嚴厲制裁日本戰犯，既有悖於本法庭的宗旨，又違背《波斯坦公告》之精神。」他還找到韋伯庭長慷慨激昂地說：「庭長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受四萬萬五千萬國人的委託，來此懲罰元兇禍首的，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我等都無顏見江東父老，惟有集體蹈海一死，方能以謝國人。」正是在中國代表的據理力爭下，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對7名主要戰犯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判以絞刑，荒木貞夫等16人處以無期徒刑，宣判東鄉茂德等2人有期徒刑。參加審判的中國代表為中國人民伸張了正義，尤其在審判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著名教育家顧毓秀對梅汝璈的贈言中所說：「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千百萬死難同胞，到侵略國首都來懲罰元兇禍手。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解放後，周總理也曾對梅先生說：「你們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為國家爭了光。」

1948年11月22日，麥克阿瑟批准了判決書，但對死刑犯的判決卻沒有立即執行，反而把廣田弘毅和土肥原賢二的上訴書轉給美國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居然以5：4同意被告上訴。世界輿論紛紛譴責。

當時中國法官梅汝璈表示：「如果代表11國的國際法庭所作的決定要由某一國的法庭來重新審理，不管他是多麼高的法院，那當然會使人擔心，任何國際決定和行動都要同樣受到一個國家的重審和改變。」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美國司法部副部長致函美國最高法院，指出它無權干涉東京法庭的判決。1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終於以6票對1票拒絕重新審理。這樣，判決後拖延了一個多月，到12月23日東京時間零點至零點30分，才在東京巢鴨監獄對東條英機等7名主要戰犯執行了絞刑。

歷史常常是偶然和必然的結合，我們都知道邪不壓正是必然，但何時實現正義有時候又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沒有梅汝璈等法官的正義發聲，那麼東京審判的結果是不是很快地得到執行就不確定了，很有可能拖上個一年半載，甚至還有出現翻盤的可能。在這一點上，梅法官的作用確實是重要的。讓我們記住歷史，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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