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維穩與民變四起——滿清王朝的最後十年

文章來源：共識網

據《清末民變表》的統計，自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間，滿清各地發生民變共1300餘起，這只不過是發生在各地不得不上報朝廷的大案要案，並不包括被各地官員瞞報的案件。清末10年，民變不僅從數量上較之以往有大幅上升，參與的人數也遠遠高於前期。到了1911年，各種各樣的反抗事件更加頻繁，而對於如潮而至的民變，滿清王朝的對策只有一個，那就是暴力鎮壓。但暴力維穩的結果是朝廷打壓越嚴厲，民眾反抗越激烈，民變也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直到清王朝復滅。

依據《清末民變表》的統計，自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間，滿清各地發生民變共1300餘起，這只不過是發生在各地不得不上報朝廷的大案要案，並不包括被各地官員瞞報的案件。清末10年，民變不僅從數量上較之以往有大幅上升，參與的人數也遠遠高於前期。更為重要的是，與以往太平天國、捻軍等單純的農民造反不同，清末民變參與者的身份已有重大變化，除了底層的破產農民、無業游民、手工業者、散兵游勇、會黨等外，富商大賈、士紳文人、有抱負的中下級官員、革命黨人、留學生都加入進來，形成士農工商全民參與的反清浪潮。有歷史資料顯示，1909年民變為113次，而1910年則達到285次，一年之內民變次數大幅度增加。當時的各種報刊也反映出了這種動蕩不安的上漲浪潮。

1910年5月，一家香港報紙表列了29次足夠引起注意的暴動事件。一份日本雜誌記錄了1910年春季和夏季發生的11次重大事件，並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有一種走向暴動的強大趨勢。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則充滿了關於正在興起的動蕩混亂、騷擾不安、造反暴動、革命活動和秘密會黨力量的令人吃驚的報告，這一切使日本駐中國大使對民眾不滿的爆發將導致滿清王朝滅亡這一結論深信不疑。

到了1911年，各種各樣的反抗事件更加頻繁，而對於如潮而至的民變，滿清王朝的對策只有一個，那就是暴力鎮壓。

百姓要我前程，我便要百姓腦袋：維穩模式下的辰州教案

"百姓要我前程，我便要百姓腦袋。"說這句話的人是辰州教案中湖南辰州知府吳積銞，吳積銞這句話也反映了滿清未年地方官員們的普遍心態。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夏六月，也即1902年7月間，當時的湖南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城內，爆發了一場瘟疫。沅陵縣誌有這樣的記載：患者無數，而傳染又速，旬日之間，城廂皆遍。蔓延及於四鄉，死人日多，人心惴惴，朝不保夕。時英國牧師胡某、羅某二人在城傳教，佃府倉巷民房為教堂。地方風氣未開，洋人來，眾已惡之，至是，遂疑其施毒水中成疫。又有開辦郵政供事薛恆，寓上南門龍合順客棧，每晨必往校場、煙園等處一游，呼吸新空氣，愚民無知，疑有異圖，又疑與洋人同黨施毒者。到了8月份，瘟疫蔓延，城鄉死亡千餘人，人心愈恐。城內外水井，都用木柵圍護，群眾日夜巡守。在河中汲水，恐近岸有毒，移船至急流汲取。

8月15日，寡婦張氏在溪子口煙室抽吸鴉片，從身上落下一包藥粉，見者詰問，她言語支吾，形色惶恐，在眾人追逼之下，承認系代"洋人"施毒。群眾怒不可遏，"縛以遊街，隨而和者百餘人"。經過上南門龍合順客棧時，群眾衝進屋準備毆打薛恆，經知縣陳禧年救護獲免。憤怒的群眾繼又沖入教堂，胡紹祖當即被毆斃，羅國俞逃往辰州營署，營弁"閉門不納，再逃至伍家坪，眾追及，亦擊斃"。

當時，辰州府里的文武官員雖然知道瘟疫流行，但卻充耳不聞，任事態惡化。及至鄉民暴亂打死洋人，局面無法收十之時，知府吳積銞又故意誇大其詞，向湖南巡撫報稱土匪謀叛，要求派兵鎮壓。吳積銞還狂叫說：百姓要我前程，我便要百姓腦袋。

辰州百姓聽說上面將派兵鎮壓，異常驚恐，城內謠言四起。沅陵縣誌記載：或以為省兵將至，或以為洋兵將至。環城十里，無分良萎皆剿，遷避逃匿，一城皆空。時正秋收，村民散布田龍，偶見軍衣人，即以為兵至，哄然而遁，禾稻盡棄。婦女夜聞呼聲，棄兒女赤體狂奔。

9月5日，湖南巡撫俞廉三下令：將辰州知府、沅陵知縣、總兵、參將、都司一律革職，並委派沅陵東關厘金局總辦何俊廷為知縣。何奉俞廉三令，緝捕"兇手"，無辜群眾300餘人被捕。英國駐華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議，清政府完全屈服，決定由雙方派員共同處理。英方由駐漢口副總領事翟蘭思，中方由湖南撫院派辰沅永靖兵備道庄賡良及洋務局督辦蔡乃煌來沅處置。將逮捕的300餘眾，嚴刑拷打，指張白狗、張永太、賈三、王大、尹牛兒、李老大、高老九、何家二佬(14歲)等十名百姓為兇手，由英方翟蘭思等監斬，用大炮轟死，史稱"辰州教案"。

辰州教案並非滿清王朝發生的規模較大的涉外事件，但因為庚子變亂剛過不久，清王朝對此類事件自然格外懼怕。因此上諭震怒，"朝廷慎重邦交，迭經降旨嚴飭各省地方官於所屬教堂教士實力保護，不啻三令五申。乃辰州府又出此重案。該處文武各官事前既未能預防，臨時又復坐視不救，殊堪痛恨"。因此對失職官員處分極重：都司劉良儒因閉門不納求助之教士，被"即行正法"；總兵顏武林因對經過其門首的打教人眾置若罔聞，不往保護教堂，被處以斬監候；知縣萬兆莘因"卸任在即，有心推諉，謠言初起，不能立行禁止，以致釀成巨案"，被"充發極邊，永不釋回"；知府吳積銞被"革職，永不敘用，併流五年"。（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著照湘撫所請將辰州教案失職官員分別斬決降革等事上諭，《清末教案》，第3冊，第512頁。）

一起教案，抓捕百姓300多人，殺10人，官員1人死刑、1人死緩、2人流放，滿清朝廷出手之狠，前所未有。

貪腐遍地、怨聲載道：官逼民反的萊陽民變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也即1902年6月間，鑒於滿清官場貪腐遍地，積弊太深，以致民怨沸騰，民變四起，河南道監察御史陳恆慶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摺，痛陳自己所處山東官場的昏庸黑暗：1、大小地方官衙門，均延請幕友辦公。其上等幕友，每人歲修須銀一千餘兩，或五六百兩。2、山東撫、藩、臬各官，自前任巡撫文格被參後，無敢收受節、壽禮者，而道府則收受如故。且知府於節、壽禮外，尚有每季幫貼，名曰季規，大縣每年一千餘兩，中縣小縣五六百兩，若不按季呈送，知府即派家丁赴所屬州縣坐索，並有公然行文提催者。道府既然接受了下屬的饋送，那麼下屬遇有過失，就不能不為之遮掩甚至是"了難"了。陳恆慶舉例道：如此次直隸廣宗縣知縣擅自派捐，該管知府並不據實稟揭；迨親往該縣查辦，復不肯豁免捐款，仍令百姓按數交納，遂致激成民變，數千生靈，全被剿滅。3、山東州縣官應得養廉銀均歸藩庫，以作為攤捐等款。此項捐款，系供給撫、藩、臬衙門應用床張、几案、簾幕、鋪墊以及各項器具。省城首縣專派聽差人，日日伺候於上憲衙門，為之辦買以供所需。大吏卸任之時，將其精緻物件席捲而去，其餘剩之件，則隸役搶賣一空。新任大吏到任時，省城首縣再新為置辦。4、山東為官山府海之區，沿海千里，產鹽最多，今則銷數疲滯，私販充斥，實由各場大使暗地賣放，以飽私囊，不問分銷州縣賠累之苦，不恤認銷商人轉運之艱，仍肆索規費，不肯稍減。

陳恆慶認為，時下國勢艱難，如果官場仍舊積弊不除，官員們依舊喪盡天良，不顧體恤民隱，那清王朝只能是元氣喪盡，離滅亡之期不遠了。陳恆慶此折過後的1910年，山東就暴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萊陽民變。

1910年萊陽遭受嚴重的春災，夏收減產已成定局。天災引起糧荒，不良商人趁機囤積糧食，操縱市場，抬高糧價。一時間人心惶惶，民情浮動。5月21日，以曲士文、於祝三為首的30多名村長、社長，率領近千名鄉民進入萊陽城，找王圻、於讚揚等紳商追討積穀。王圻等人事先得到消息，躲藏起來，鄉民便轉到縣衙與知縣朱槐之交涉。朱槐之"佯許十日內將積弊一切削除，鄉民即歡然散去。"然而，朱槐之在鄉民散去後即向山東巡撫孫寶琦報告，聲稱鄉民聚眾鬧事，必須嚴拿帶頭之人，以儆將來，要求派撥軍隊前來鎮壓。由於官府並未履行查明積穀一事的許諾，鄉民再次聚集，事態開始升級，向暴力衝突方向發展。6月11日，憤怒的鄉民集結起數萬人，他們提出清算積穀、免除各項捐稅等條件，並要求保證曲士文等為首之人不被處死。朱槐之為平息事件，答應了除停辦地方自治以外的其他全部條件。萊陽發生群體.性.事件的消息傳到省城濟南後，巡撫孫寶琦以朱槐之辦理不善將其撤職，任命奎保繼任知縣。奎保上任後，堅持嚴懲曲士文等為首之人，並派軍隊前往抓拿。結果，鄉民與軍隊之間發生爭鬥，士兵有數人受傷，鄉民也死傷多人，並有十幾人被捕。官府和鄉民之間的衝突進一步升級。7月初，山東巡撫孫寶琦派駐守山東的新軍第五鎮葉長盛部從濟南趕到萊陽鎮壓民變，開始了一場大屠殺。《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記載：初七日早，兵隊開至馬山埠，突向九里河施放開花炮，轟斃三百餘人......道員楊耀林乘勢帶兵出城進剿於家店、柏林庄，戮其強壯，殺其幼稚，.淫*其婦女，掠其財物......計殺死之可知者一千六百餘人，焚毀房屋共千餘家之多。

萊陽民變震驚全國，《東方雜誌》、《大公報》、《國風報》等許多報刊紛紛予以報道，山東旅京同鄉會發表調查報告揭露孫寶琦縱兵屠民的罪行，三千餘家商號會合魯籍京官的代表齊集都察院請求重新調查事件經過。山東旅京舉人張春海等人在遞交給都察院轉呈代奏的奏摺中說道：竊惟民至弱而不可犯，威制愈深，怨毒愈甚。文中還把滿清官府與西洋人作了一番比較：且萊陽密邇膠島，防維盡弛，外人方誘吾民以仁，而我之官吏則以暴；外人方待吾民以信，而吾之官吏則以欺；外人之兵，專主保護，而我之兵則橫肆威虐；外人之兵矜恤俘虜，而我之兵則草菅人命。

早在1910年日本外務省就派遣密探山口升到中國華中、華南地區的農村實地調查，他寫有一份《中國的形勢及秘密結社》的報告，他的這份報告就注意到了清末的民變問題。他認為當時中國長江以北的廣大區域已成無政府狀態。他的報告指出：連年水旱災荒歉收、國庫空虛、生計窘迫，今年之收穫如能完成大半，謀明年之事不可知。倘明年之收穫失望，則到處紛起暴亂，其數將倍於今年。他還認為，地方發生的眾多騷亂，並不是土匪無賴之徒所為，實際都是被那些貪官污吏逼迫所激發的良民起義。

關於滿清末年民變的根源，美國大多數學者也認為是地方政治的腐敗。蘇珊.庫恩認為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於地方政府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顢頇無能，這促使了民變的發生。而1908年2月歸化城副都統文哲琿參奏蒙古墾務大臣、綏遠將軍貽榖敗壞邊局，欺朦巧取，導致蒙民怨恨發生民變之事的奏摺則對蘇珊.庫恩的論斷作了非常到位的證明。文哲琿的奏摺說：查墾務大臣、將軍貽榖，素行險詐，於初辦蒙墾，不以誠信待人，勿論蒙、漢，遇事即施其愚弄手段，以至蒙民怨恨。目前雖皆仰賴朝廷德澤，惟蒙心不平，恐難長久相安，後患更不堪設想。文哲琿在奏摺中舉例道：按烏審貝子一旗論，聞該大臣辦墾無法，使令喇嘛王德呢瑪愚弄該貝子，逼令報地，許給升授盟長，請加王銜。該貝子遂由行轅錯銀五千兩，經送該大臣作為謝禮，而王喇嘛等從中勒索甚巨。該旗蒙眾以銀、地兩失，大動公憤，聚眾二千餘人，聲言先殺王喇嘛，再向墾務辦理。該大臣不知愧悔，仍派委員吳逮芬等往要借銀，並按三分行息算利。該蒙眾由此愈形怨恨，聚眾至今仍未解散。不僅如此，貽榖在辦理墾務過程中，還大肆增加朝廷規定的押荒銀兩以中飽私囊：聞歸化城南站地，每畝有收十二兩或十八兩不等，較奏章多收十倍。小民不堪其苦，故前有和廳民亂傷兵之端，後有薩廳聚眾攻局之事。貽榖甚至還擅自出賣庫存官物，高價販賣油鹽煤米布匹等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自貽榖到任後，歸化城死亡百姓超過一千人，真是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對於民變，無論是滿清朝廷還是地方各級官員，採用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派軍隊殘酷鎮壓。但暴力維穩的結果是朝廷打壓越嚴厲，民眾反抗越激烈，民變也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據統計，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僅廣東一省拿獲的"匪徒"就有近萬名之多，光緒三十四年一年，湖南拿辦各犯，除開立山堂、勾黨謀逆的數人不計外，被就地正法的會匪、強盜首要就達一百五十五名。而且除了教案，抗捐抗稅等典型的民變外，其它如偷盜、搶劫、罷工、罷市、學潮、兵變，拘官戕官，直至武裝反抗、革命排滿，無所不有。

1903年7月署理兩廣總督岑春煊在上奏朝廷的奏摺《奏查明廣西情勢及致亂緣由折》里憂心忡忡地寫道：粵省群匪羽翼日廣，有會而匪者，有兵而匪者，有民而匪者，有商而匪者，有官而匪者，與滇、黔接壤各處幾於無地不匪，無人不匪，曠日持久，兵餉兩絀，將有防剿俱穹之時。國家無咸豐、同治間財力，亦無咸豐、同治間人才，此匪再潰裂四齣，天下事尚可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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