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海之歌》作者金敬邁赤腳求學的辛酸歷程

【編者按】由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出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口述歷史系列叢書《述林》第一輯即將面世，書名為《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本文摘錄自該書，講述了作家金敬邁少年時期的求學生涯。

金敬邁

一

1942年秋天，父親去世，家裡的經濟狀況一下子變得很窘迫。在重慶萬縣，我整天在街上賣燒餅油條，用微薄的收入貼補家用。我媽媽對我說：「老邁，書還要讀，怎麼讀你自個想辦法，娘是沒有力量了。」我也覺得要讀書，我還那麼小。我就打聽到湖北有聯中，它原來叫國立聯中，是國民政府為了救助淪陷區逃亡出來的失學孩子，用國家撥款養活的。學校不要學費，不要雜費，不要書本費，不要伙食費，還發衣服。但湖北聯中有個規定：必須是湖北籍的流浪兒童才能去。於是媽媽和婆婆給我湊了點錢，做了兩雙鞋，我自己準備了一個線毯，幾件衣服。錢是兩塊光洋，其中的一塊光洋換成法幣。臨出門，她們囑咐我，讓我跟著別人走，路上多打聽。從萬縣經過黎川，到湖北恩施，再到恩施一個叫宣恩的地方，宣恩有個鎮子叫高羅，高羅有一個叫九間店的村子，九間店有個學校，叫湖北省立第一初中，是個非常好的學校。

我背著個包，隻身一人上路了。每天天還沒有完全黑，就趕快找個院子住下來，天剛蒙蒙亮就出門。路上碰到人問：「你到哪兒？」「我到野三亭。」「野三亭我們順路，那你跟著我們走。」走一段，他說：「好了，我從岔路走了，你順著往前走，十五里路就到了野三亭，到那裡你再打聽。」中間也走錯過路，被指錯過路，反正就是「雞鳴早看天，未晚先投宿」（此句口述有誤，應為「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走了二十多天終於走到恩施。到省政府教育廳，我就說我是湖北人——我也會學幾句湖北話，人家問我為什麼來上學，我說我父親去世，我失學了。他說那你要讀哪邊，我說我想讀宣恩縣高羅鎮的省一初中。他問為什麼要到那個學校去。我說，聽別人講，那個學校好。「哦，你還蠻有志氣的，你考不考得取？」我說考得取吧，我功課還算好。他就用毛筆寫了封介紹信，某某校長收，流浪學童金敬邁如何如何。我揣著這封信就又走。兩百來里路，走了兩天，到了省立第一初中。

二

重慶萬縣

我最初打算插到初二去，可在那兒一報名，人家說不行，因為我之前在萬縣初一隻讀了個把月，所以還得從初一讀起。在聯中讀書很艱苦。課本不要錢是因為沒有課本，讀一年級，課本要從二年級同學手裡頭借，他們也不是人手一冊，全班大概有那麼七八套書，也是上一屆讀完以後交給他們的，就分給大家抄。那年月既沒有鋼筆，也沒有鉛筆、圓珠筆，都用毛筆抄。寒假時候我無家可回，就在學校抄課本，奇冷無比，手凍得不行。後來有同學就告訴我說，你到河邊去撿兩塊鵝卵石，不要太大，就這麼圓圓的，你把它悄悄丟到伙房的灶膛裡頭去，等他們做完飯，你再把它扒出來，找些草或破布把它包住，放到抽屜裡頭。它冷卻得慢，可以好幾個小時都有熱度。抄書手凍僵了，就捂著那個石頭摸一摸，然後接著抄。到後來我就索性撿了一塊大的鵝卵石，冬天抱著鵝卵石睡覺。我宿舍的床鋪在門邊。冬天，雪就從門縫裡刮進來，能在我的腳上落一層。後來我寫《歐陽海之歌》，寫歐陽海小時候砍柴，睡在柴草房裡，腳被雪埋住了，其實這是寫我自己。那時我的腳在冬天總裂著口子，永遠長著凍瘡，那個裂口似乎就從來沒有癒合過。去學校前，媽媽給我做了兩雙鞋。一雙鞋洗完晾曬，忘了收，過幾天再找就找不著了。另一雙鞋穿不得了，因為腳長大了，十二三歲正長身體，腳長得也很快，就沒有鞋穿了。

對我來說，還有一個更困難的事，就是視力急劇下降，這可能跟營養不良有關。另外，我沒有燈，桐油學校不發，這得靠你自己，要是有錢，你就到集上去買點桐油——那地方沒有煤油燈，煤油那時太貴了，大家都用桐油燈。有錢的同學買四根燈草，四根甚至於五根，那樣火大一點；那麼錢少的就買兩根，有的還點一根，那就真像一個豆火一樣。我沒有錢買桐油，就跟我鄰桌同學合夥用一盞燈。他坐一號（桌），我坐二號，燈放在我們當中。他坐在左邊，是背光的，因為他右手寫字，我是順光，於是我們經常鬧矛盾。他就索性把燈放到他左邊去，我就只能利用燈的餘光，他不趴下，燈光可以照過來，他頭一趴下來了，我就眼前一片黑。上自習的時候——晚上自習是兩個小時，那時候沒有鐘錶，打鐘吹號上自習下自習，我開始坐在那兒還有點精神，還偷點光看看書，到後來眼睛累了我就趴在桌上打瞌睡。老師晚自習要查一下課堂，就看看哪個座位是空的，誰沒來自習，看完以後就不會再來。我後邊一個同學，我到現在還記得他的名字，叫覃好勛，因為他哥哥名字好記，叫覃好根。覃好勛有一個毛病：他不能夠默念默讀，不把課本念出聲來就記不住。「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我就打瞌睡，半睡半醒地聽。第二天一清早上課，老師叫「覃好勛！」覃好勛站起來。「背！」「臣……布……布……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苟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第四句他就背不下去了。過了幾個人，老師叫：「金敬邁背！」「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我背得很流暢。頭天晚上，覃好勛讀過好多遍，等於我半睡半醒狀態下默誦了好多遍。後來我就發現我自己記憶力特彆強，聽上幾遍我就能背出來。所以國文老師後來基本不叫我背書，因為我都能背得出。在這個學校里，校長很喜歡我——他教英語。我爸爸從小教我英語，小學五年級，我就可以用英語寫簡單的作文了，記述今天做了什麼事一類的。而聯中初一才開始學26個字母，所以校長每次叫我背課文，我都背得很流利，初中一年級的英語課本，每一課也就是幾句話，單詞我都認識。校長就認為這個孩子很聰明，其實我只是基礎好。英語靠背，國文靠背，歷史地理靠抄。把課文抄一遍，勝讀十遍，特別是地理，地理要畫圖，照著描。湖南北邊是湖北，西邊是四川，東邊是江西，南面是廣東、廣西；湖南省會是長沙，「湖南四水」是湘、資、沅、澧四條江；洞庭湖在哪兒，京漢鐵路從哪過，我畫過一遍圖以後，就慢慢都記住了，到現在也記得。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級的時候，因為長期營養不良，我視力衰退很厲害，還得了夜盲症，到晚上完全看不見。因為我個子很小，坐在第一排，白天連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視力衰退就格外用耳朵，耳朵高度集中，聽老師講，就這樣，功課好像也還能跟上。

三

說到伙食，當時吃的主要就是苞谷飯。國民黨徵收糧食，農民交的多是陳苞谷。倉庫裡頭，保管也不妥，苞谷就都讓蟲子給蛀了。學生吃飯反正也不要錢，他們把好的糧食拿到市場去賣，次的就發給學校。苞谷磨完以後，當中已經被蟲給蛀空了，凈是蟲糞。磨碎以後，苞穀皮白白的半透明，這是磨不爛的，蟲也不咬這個東西。吃這種苞谷煮的飯，所有苞穀皮上的白衣，就都粘在喉嚨裡頭。所以吃完飯以後，同學們就到課室與飯堂中間的水稻田裡，都蹲在那兒，咳咳咳，苞穀皮粘在喉嚨管上，很薄，粘得很牢，漱漱不下來，咽咽不下去，就靠這個喉管的運動把它吐出來，要不就很難受，我當然也要咳。就那個苞谷飯也不夠。當時學生中有個說法：「一碗平，二碗淺，三碗來個不要臉。」就是第一碗你盛平平的一碗；第二碗你就添一點點，趕快把那一點點吃完；你再使勁來一碗，然後你就可以慢慢吃了，這時桶里已經空了。後來苞谷供應越來越緊張，先變成「一碗淺，第二碗就要不要臉」，後來，第一碗就得「不要臉」，如果第一碗添少了，你想去添第二碗，桶里就已經沒有了。再後來，不得已，學校就採取分飯的辦法，八個人一組，有一個值日生，先給每個碗裡頭舀那麼大半碗，如果還有剩餘就每碗再加一點。老師來了吹哨子，「開動！」然後大夥就快快地吃。基本上就沒有菜，配飯吃的就是用黃豆磨的「和渣」，裡頭有一點鹽，更多是辣椒，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吃辣椒的。抗戰時，沿海被日本人佔領了，海鹽進不來，湖北四川一帶產岩鹽，但非常貴，平時難得有一點。有錢的同學，家裡寄錢來了，他可以去買一塊岩鹽，用個紙包著就揣到口袋裡，沒事拿出來舔一下子。我在一邊看到，就想：哎呀……要能夠舔一口鹽那就太幸福了。遇到關係比較好的同學，他會拿了筷子「吱吱吱吱」刮兩下——岩鹽是一個石頭狀的鹽塊——刮到你碗裡頭，那就覺得幸福得不得了。所以我現在吃得特別咸，因為那幾年時間我就沒有痛痛快快被咸過一次，沒有。我那些同學偶爾也請我去吃一次飯館，我都讓飯館在菜或者湯或者麵條里多放鹽。老闆就說，哎喲，是不是東門關打死鹽客嘍。東門關是很陡的一座山，那上邊經常發生土匪把鹽客殺了的事件，老闆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哪捨得這麼放鹽呢。

學校大概一個學期打一次牙祭。學校也餵豬，學生們上山打豬草，打完豬草專門有人喂。到學期快結束的時候，殺一頭豬。豬餵養得都很大，三百多斤。但學校有將近一千人，還有那麼多老師，你說那一頭豬殺了過後，每個人能夠分得到幾塊呢？即使這樣，在打牙祭之前，比如星期五打牙祭，頭一個禮拜就開始興奮，就開始想這肉一定要怎麼好好吃什麼的。從第二年起，學校每年發一套外衣，四個兜帶蓋的，所謂學生裝。後來，我自己帶的襯衣襯褲難得洗一次，曬在那兒又跟鞋子一樣忘了收，過幾天再看連「屍首」都沒有了。於是光著個腚，就一套空心衣服。沒有換的怎麼辦？禮拜天就到河灘上去，自己不會洗衣服，但看過別人洗，沒有棒槌就拿石頭砸一砸，揉一揉，晾在鵝卵石上。那個時候夏天太陽真猛，衣服一會兒就幹了。晾衣服時，就光著個腚，沿著小河邊去抓魚。那小河裡有種魚，當地叫鯰巴浪，是一種鯰魚，還有一種鏟子魚。運氣好的話，一個人能夠抓那麼七八條，甚至於十來條。抓完之後就慢慢順著小河溝回來，抓那麼幾個小時，衣服也幹了，乾乾淨淨地重新再穿上。拿著個柳條，穿一小串魚就回去。有時幾個同學一起去抓，都是家境比較困難的，抓完幾個人湊點錢到老百姓家裡去，買點米，還要給一點柴火錢，一點鹽錢。飯要煮，魚也要煮，多少要放點鹽，辣椒滿地都是，你隨便抓幾個來，老百姓地里總會有點菜，弄點菜來個一鍋煮。那個高興，那個好吃呀！怕有的同學專門挑魚吃，我們乾脆就在吃飯的時候，把燈給吹了，就黑摸著吃。農村一沒有燈那真是漆黑一片，「哎呀，對不起我撿到一條大魚」，其實這大魚狗屁也不是，就是高興啊。偶爾有過這麼一次，就成了美談，成了多少天以後的回憶：那天魚摸的，那條魚真大；那個魚真香，那條魚真好吃；卡住我喉嚨半天，我也沒敢停，都咽下去了。

四

當時離我們學校不遠有個地方叫小關，是湖北省高級工業學校所在地，隔我們不遠的李家河有湖北省高級師範學校，這一片有不少學校。我印象里，學生在抗戰期間的待遇和身份地位比兵高。當時，陳誠是第六戰區司令，遇到學生與兵發生矛盾，他總站在學生一邊。他認為秀才遇上兵，才有理說不清，他要向著秀才。那個時候整個國統區糧食緊張，陳誠在恩施就規定不準釀酒，抓住釀酒的就槍斃，真槍斃。所以他當時在老百姓中威信特別高。有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到聯中上學以前。1940年，張自忠將軍犧牲後，他的靈柩從前線運下來，經過宜昌要運到重慶去安葬。那時我們恰好逃難到了宜昌。我家原來住在鄉下，後來為了給爸爸治病就搬到宜昌市區來了。當時聽說張自忠的靈柩明天要從宜昌街上過，人們也不知道這個靈柩是不是就從你自家門口過，但家家戶戶都在門口放一張桌子，燒三支香，點兩支蠟燭，擺上一點供品——一點水果，幾碗飯，就祭奠他，一家一家一家，擺滿了。我記得很清楚，張自忠那個靈柩正好從我住的那條馬路過。國民黨將領，我記得第一個名字就是張自忠。在那個年月，對於敢於抗日，敢於殺敵的英雄，確實是由衷地敬佩。因為民族處在苦難當中，那麼為國捐軀的英雄不就是民族的希望么？

五

除了抗日英雄，戰爭給我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就是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1940年宜昌大撤退，那時我們住在宜昌，我爸爸託人找到了幾張開往萬縣的船票，我聽大人說，這是最後的船票了，要走不了的話，那就只有留下來當亡國奴。當亡國奴很可怕，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南京殺了很多中國人。所以在當時很多人的頭腦里，留下來就意味著死亡。但是當我們一家趕到碼頭時，發現已經上不了船了，因為這個船停在江心——它不直接靠碼頭，要用小木船或者魚划子靠近大船，才能上去。而此時大船已經被十幾層小船里里外外包圍住。我記得那天天還沒有黑，我們就雇了個船來，往大船上靠，一點點擠、一點點擠，怎麼也擠不進去。一直到了大半夜，才終於靠近大船。但船工不肯開門，給他看了票也不開門。他說你有本事自己沿這個船舷爬上去。當時我爸爸已經病得很重，他就叫我媽媽帶著我和兩個妹妹走，他要獨自留下來。那當然不行，一家人死活都要在一起。後來好不容易，在別人幫助下，他就沿著船的欄杆，終於慢慢、慢慢硬爬上去了。我記得很清楚，爬上去以後，他就大口吐血，我就拿臉盆接著，差不多吐了一盆。總算爬上來了，一家人打個地鋪在船上。不一會兒，船就開了，開到離宜昌有相當一段距離，宜昌燈火已經看不見了，就停下來。到第二天清早，它又開回宜昌，又停在江心。到晚上，它再開到頭天到的地方。轉天又開回宜昌。這個船上有個規矩，就是不開船就不開飯。一般人上船都會帶點吃的，怕路上萬一有個急需。但誰也不可能帶幾天的飯，因為這個船開到萬縣也就是二十幾個小時，上水也就到了。可這麼折騰兩天以後，家裡把吃的都吃完了，那怎麼辦？有小划子過來開始賣點東西。很快這個東西賣完了，小划子上的人就說：可以接你到岸上去，買完吃食再把你送回來。收多少錢？錢不多。這船上就有相當多的人下了船。

同船有我一個叔伯姐姐，她十幾歲，準備下去買點吃食，我到現在都想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可能就是本能——我抱著她的腿一邊哭，一邊喊，我說不能下去。她說為什麼，我買完東西就回來嘛，你要不明天都沒有吃的。我說不行，不能下去。媽媽看我哭鬧得這麼厲害，就說：「算了算了，依老邁的，不下去就不下去。」那個姐姐就沒有下去。不一會兒，船上突然燈全滅了，船開始啟動，小船就都被甩在了後邊。這船上當時就哭聲叫聲喊成一片；小船上、岸上有很多人沒回來，他們一邊招手，一邊喊「等一等」，船一直往前開，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還拉起了空襲警報。有船工對船上的人說：不許喊，關燈是因為敵人飛機要來了，你們喊喊喊，是想跟日本人報信，把船炸沉啊？大家才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有個人說，什麼空襲警報，那岸上的燈都亮著呢！「他媽的，你是漢奸！」船工拿著手電筒照著這個人，上去把他按在地上一頓死揍，打得頭破血流。這個船剛開始啟動的時候速度不快，岸上有人就沿著江邊攆這個船，不停地在那兒呼喊，後來越開越快，燈火就越離越遠，岸上人的喊聲也聽不見了。

這個船叫「民權號」，我記得很清楚，是民生公司的一艘船。當時那個船上裝著很多桐油。桐油是四川特產，用竹簍子裝的，竹簍子裡頭有一層紙擋著這個桐油。這些桐油本來要運到下游去，但是這時候下邊戰事已開，桐油沒有卸貨，就放在船邊上。回程時，船工就把桐油和煤一起燒。桐油倒在煤裡頭，一鏟子煤加進鍋爐，煙特別大。船速特別快，大概是第二天下午兩點鐘就到了萬縣。我不記得宜昌到萬縣是多少里路，但我記得往年好像坐一天還不止。當年長江不能夜航，可這個船就夜航了，開了就一直沒停。那這艘船為什麼來去幾回又突然開走了呢？我估計是它在等一個什麼重要人物，到後來這個人物終於上船了，它就趕快開走，就落下那麼多的人，這是我今天的猜測。不然怎麼會這個樣子，為什麼就不能等等岸上的那些人？因為這顯然不是空襲警報，如果是的話，宜昌的燈火也要滅的。民生公司在抗日戰爭中運送人員物資，在南京、上海、武漢撤退時立了很大功勞，盧作孚也是個有功於民族，有功於國家，有功於抗日戰爭的人。當然突然開船未必是盧作孚的決定。我不知道這個事的內幕到底是什麼，但這一次好多家庭因此被拆散，從此以後可能再也見不著了，確實是人為造成的悲劇。現在我講這件事的時候，當年「民權」號上的乘客一定還有人活著，甚至由於這次突然事件造成妻離子散的人也還有人倖存，我希望他們中會有人為我作證。也不知道當年造成分散的這些骨肉，後來還有沒有重新團聚的……但願他們都重新團聚。這是我作為一個七十八歲的老人，對當年這件事情的期盼和祝福。

談到抗戰，還有一件事情我記憶猶新，陳納德領導的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當年有一部分基地在恩施。我看見過鯊魚式戰鬥機，還是螺旋槳的，機頭上繪了一個鯊魚頭——紅嘴唇白牙齒的鯊魚頭。偶爾我會看見它從機場起飛，到敵占區轟炸，心裡很振奮。前些年都是我們在躲日本人的警報，現在我們開始去轟炸敵占區了，這大約是1944年。

六

《述林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

1945年8月15日，學校正在放暑假，我也沒地方可回。從廣播里聽到勝利的消息，很高興，莫名其妙地高興。抗戰八年熬到了勝利這一天，就要出頭了。在湖北聯中的三年，一天三頓飯，吃不飽，但也餓不死，我已經很滿足了；一年一套單衣，三年一套棉衣，儘管後來那個棉衣穿得已經沒有棉花，變成一個夾衣，我也很滿足；我的個頭又小，那個上衣都拖到膝蓋這裡，像大衣一樣，我也很滿足。雖然生活很艱苦，但是環境如此，我無能為力，也只好忍著熬著。這一切都是日本人造成的。日本鬼子要是沒搶佔我們的大好河山，我們何至於此？我是南京人，江浙一帶是比較富饒的地方。當時，我不知道別的同學，至少我是被灌輸那個思想：一旦等日本人垮台，抗戰勝利，我就能回家，好日子就必然到來。1946年，學校複員回到武昌曇華林省立第一初中的原址，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上過的這個學校非常有名，董必武、李四光都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在曇華林，我打過一個日本人。沒有原因，就是想打他。那時候我還不到十六歲，在路邊玩，一個一米左右的鐵欄杆，跳上跳下地玩得起勁。這時，過來一個日本人，見到我他趕忙躲在一邊，「哈伊」，給我鞠躬——我這也是乘人之危，因為我個子小，他要站直了，我就夠不著他的臉。我上去就「啪」地給了他一個嘴巴，「哈伊，哈伊」，他趕忙又退了兩步，見我住手了才走開。打一個嘴巴夠了。我很久以前就有這個念頭，將來有機會，一定要揍一頓日本人。那時也沒想到會勝利，也沒想到我還能見到日本人。這一天我玩的時候也沒想到他會出現，是他那一聲「哈伊」，勾起了我這個惡念。他沒有惹我，沒有得罪過我，我不該扇他耳刮子，這是一種很幼稚的報復心理。不知道這個日本人現在還在不在，他也未必做過惡，向他表示歉意。（文/金敬邁）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TAG: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