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義：非馬克思主義式革命

法西斯主義

非馬克思主義式革命

[英]約翰·麥克里蘭

選自《西方政治思想史》

法西斯主義引起太多事情，使人很容易忘了它自己也是別的事情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之一是「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加上冷戰在戰後迅速出現，而且是大戰的結果，我們很容易只注意法西斯主義的「後歷史」。據此看法，法西斯主義就像只兔子，這隻兔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從帽子里蹦出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打發。這樣處理法西斯主義不但乾淨利落，也符合一種重要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功能。這種處理方式使一些人能把法西斯主義看成歐洲歷史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且是突如其來的小插曲。把法西斯主義看成在20世紀20年代毫無來由出現，再容易不過。取此看法之後，就可以把納粹看成歐洲幸好從裡面醒過來了的一場陰慘噩夢。

經常有人認為法西斯主義沒有值得一提的思想前身，即使有，例如尼采，勒龐，或索雷爾，那麼，這些思想家一定也是被法西斯主義誤解扭曲到面目全非。納粹主義的特徵之一是惡毒又兇殘的反猶主義，加上這反猶主義導致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那種恐怖東西，使人喜歡說納粹的種族主義獨一無二，是史無前例的。實則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成長於種族主義如家常便飯的世紀末歐洲，那個時代，「種族」在歷史、文化、政治問題的解釋上是一個很受尊重的通用範疇。「種族」無疑是個很粗略的解釋範疇。例如，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力持正義的左拉，我們回顧他的小說，可以清楚看出，他的「種族」一詞經常指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而言。進化生物學，和一種文化的傳遞與發展，在19世紀的思想生活里混淆得很厲害。這兩件事往往被看成同一回事。左拉認為，文化根本上決定於生物學因素。這正是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也不要太強調「達爾文主義」一詞。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個廣開大門的教會，裡面有我們今天說的死硬派拉馬克主義者。「達爾文主義」是一張權威標籤，一切拉七雜八的進化主義觀念都喜歡貼，其中有些觀念彼此八竿子打不著，有些完全相互矛盾，有些完全瘋狂怪謬。包括弗洛伊德在內，幾乎人人相信後天形成的觀念與態度能世代傳承，而且其效應是累積性的：這些觀念與習慣如果是不好的，則世代退化，如果是好的，則一路進步。

在19世紀，一門社會科學越貼近進化生物學，其科學來頭越好。生物學是「真」的科學，社會科學與文化研究將生物學觀念整批吸收。我們今天認為無法成立的類比，當時使用那些類比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古人類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根本不認為是類比。英國憲法評論名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早在1876年就寫了一本書，叫《物理與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此書與我們今天說的物理學幾乎毫無關聯，因為書中談的全是進化生物學與政治，但書名選用「物理」一詞，相當值得玩味。如果天下學術眾口同聲是進化論腔調，以「物理」簡稱所有學問，有何不可?而且在當時，使用進化生物學模型與方法，才是最進步的學術，或最進步的科學家。思想上的反動派斗著膽子，緊附《聖經》的創世記載，不然就耽溺於朦朦朧朧的黑格爾形而上學國度。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有個不幸的副題「得天獨厚的種族」，這副題卻成為文明生活的日常談資。種族主義，從帝國主義版到社會主義版，千種百樣，哪個族群要是不能自視高誰一等，只能怪自己運氣不好，或者皮膚色素太與眾不同。

納粹的種族主義為常見的種族優越論增加了一些格外齷齪的轉折，然而納粹主義距離其他種族主義也沒有十萬八千里。也許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問種族主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何以那麼風行，而應該留意種族主義的形態。歐洲的反猶主義就是一例。以歐洲人如何極盡巧思來仇視猶太人為主題，可以寫成一部可觀的歐洲文化史箋注。不必回溯太遠，從德雷福斯事件就能看到滿足三教九流的各色各樣反猶主義，從德拉蒙德(Drummont)之流思想打手對猶太人的粗俗鞭笞，到巴雷斯(Barres)與莫拉斯這些著名思想家的細膩反猶文化思考，一應俱全。希特勒來自維也納，這是特拉維夫以外世界最大的猶太人城市。反猶的暴民政治是維也納對現代政治藝術的最大貢獻，在這裡，希特勒曾經引為角色模範的19世紀末市長盧埃格爾首先發現，在政治上反猶，是選舉時動員選民大眾的大好法門。就像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張大傘底下聚集了各種彼此矛盾的觀念，反猶主義也有許多彼此完全矛盾的版本。啟蒙運動極盛期間，吉本或伏爾泰反猶，理由是說猶太教是宗教狂熱主義與神學極端傳統主義。反啟蒙的巴雷斯與莫拉斯反猶，理由卻是說猶太人搞大同主義與理性主義。另一種反猶主義也無人不知，這種反猶主義仇視一切猶太人，說猶太人如果不是百萬富翁，就是布爾什維克。納粹只是從以上種種反猶主義再進一步，將猶太人從進化之梯往下推，使他們根本攀不住梯子，變成不是人。這樣，「猶太問題」就可以變成大眾健康或社會衛生問題；猶太人不是帶病者，根本就是社會身體里的有害細菌。

在自由主義歐洲的自我形象里，生物學化的社會與政治解釋是個重要成分，論者也習慣以1850～1875年為歐洲對其自身文化必將繼續進步的信心高潮期。歐洲或歐洲最佳部分今日如此，全世界有朝一日亦將如是。但另外也始終有別具見地者，認為根據進化主義而來的歐洲優越論解釋有其正面，也有其負面。情況好的時候，這些解釋用之甚為順手，情況不好時則有反彈。斯賓塞主義可以視為樂觀自由主義的進步論的極端。斯賓塞主義驚喜於已進化社會那種複雜微妙的社會分化，其中各部分之間的有機合作，只有「奇蹟」一詞足以當之。問題是這些有機成長越複雜，就越脆弱，比較不像蘿蔔，而像蘭花。在亞當·斯密以來自由主義對國家的看法里，已隱含高度分化的自由主義社會的這種弱點。自由主義想使社會擺脫國家過去無休無止的糾纏而自由運作，素來強調國家的能事不過擾亂自然的事物秩序。依照19世紀末葉完整發展的自由主義之見，自然進化的社會複雜分化是一個先進、文明社會的標誌，而國家對這種發展構成威脅。申說此見最力者，就是斯賓塞的《人與國家》，及薩姆納的《社會階級間的負債》。

個別部分彼此相異，一個人類社會就會運作，而且運作得最好，就像人體的各個細胞之間有其精細差異。樂觀的進化主義者忘了，有機體會死亡，一具分解的屍體就是社會解體的最佳寫照。將進化等同於進步的有機思想家也忘了，在生物自然界，幾乎所有突變都是致命的。大自然的各種改變，往往是物種死亡的先兆。社會改變何獨不然，如果社會生活是生物生活的自然延伸?

在某一層次上，自由主義頗能因應這些可能性。對高度分化的社會有機體，最明顯的威脅是暴力。掠奪性的暴力是自然界令人不能接受的一面：大多數生物大多數時間都在設法吃掉對方。人類的生活應該是有別於此的，因為進化的奇蹟，人，能夠反省他的生活，這反省使他明白，人如果能設法節制其天性的掠食性，遠離可怕原始的吃人習性，最能促進人之生存與繁榮這些自然目的。自由主義者自然而然，認為市場是最好的辦法。市場機制能使人在社會內部、社會之間的競爭天性趨於文明化。潘恩與康德是大有不同的思想家，但兩人都很早極言國際自由貿易的和平本質。重商主義的貿易管制，是一心積貯戰費的黷武君主自然就會採取的政策。商業共和國，亦即我們今天所說有代議政府的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就是愛好和平的。唯其如此，喬治·華盛頓才會在其告別演說中告訴美國，美國大概不需要一般所謂的外交政策。商業的口號是普世友誼。買家仍然要小心，但現在是小心虧錢，而不是小心送命。

依據此說，暴力將會逐漸從歐洲各民族的國內與國際生活消失。國家將壟斷國內的暴力，也就是說，任何不是國家所為的暴力，或任何未經國家許可的暴力，皆屬非法。國際層次往往可能發生暴力，因為並非所有國家邊界都已根據自由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明確解決。一個典型的19世紀說法是，以暴力為「過去的事」，才是和平進步的共識，所有邊界糾紛都在這共識之下依照民族分布解決後，才可能有普遍的持久的和平。以暴力為解決國內、民族或國際任何糾紛之道，是訴諸原始行為，不符合時代精神。

這項共識，使索雷爾在1906年著手寫作《論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索雷爾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有意將「戰爭」重新擺回當時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已流於公式化的「階級戰爭」之中，但這本書意義不止於此。索雷爾認為，世人如今對一切暴力都大驚小怪，對律師在資產階級國家裡的制度化無形暴力卻不以為然。赤裸的暴力在機械化的工作場所差不多已經消失，在學校里，教師甚至已經不準打學生。早期工業主義的資產階級是必須打倒的階級敵人，但現在他們跟體面的工人階級領袖談到，資本主義社會彼此爭鋒的兩大階級都變成文縐縐的。1871年巴黎公社期間，法國工人階級跟梯也爾先生(Thiers)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還曾在巴黎街頭打個你死我活，事後不過30年，而一變至此。索雷爾直覺切中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社會的一項辯證矛盾，特別是這個社會對其自身看法里的一個辯證矛盾：世紀之交的歐洲一方面認為其社會方案不必再將暴力納入考慮，另一方面卻變得特別容易受害於暴力。馬克思主義者索雷爾明白，大概不必多少實際暴力，就能將自由主義社會嚇個半死。暴力的「神話」，相當有本事將自由主義社會變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極。看看無政府主義者的炸彈引起的那些驚擾，就知道在一個太早慶賀未來必定和平的社會裡，只要零零星星的暴力，就能造成什麼後果。

歐洲所以會出現「一戰」是史無前例之事的理論，原因在此。對於西線可能發生那種規模的死傷，自由主義歐洲的自我觀念沒有絲毫暗示。我說「自由主義的歐洲」，因為那是「正式」的歐洲。另外有一個歐洲完全不是自由主義，也就是保守的軍事精英與官僚體系的歐洲。自由主義者向來知道，即使在歐洲最先進的幾個國家，自由主義也必須相當時日才能穿透社會與政治建制。在1900年，自由主義還是一種方案，而非既成事實；自由主義者認定未來是他們的，但自由主義還有一些頑強的敵人。那些仍然認為戰爭是貴族唯一正業的貴族精英，總是被自由主義者視為更早文明階段的殘餘，等到進步觀念越來越既深又廣穿透歐洲各地社會之後，可能就會消失。鼓吹戰爭的貴族階級在工廠與議會的時代，分明是個時代倒錯，因此時間一定會將之送走。貴族仍然有其有限的用場，現代國家不幸至今無法沒有軍隊，而貴族構成軍隊的軍官團。但現代社會是分工社會，由千百種不同的分殊角色構成，軍事功能應該可以變成只是社會分工的又一例子。自由主義社會樂意的話，甚至能找些有用之事給貴族來做。貴族講究彬彬有禮，他們應該有禮地接受「專業化」。貴族無妨不再自視自成一個階級，改視軍人為許多專業中的一種，除了自身的專長，別無權威。

但自由主義犯了兩個錯誤，這兩個錯誤已經隱含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之中，只是當時必須有未來學家或天才的眼光才看得出來。但自由主義時代，要走上專業化的不只有軍隊，政府每個層面皆然。自由主義有志「將國家從社會拿掉」，辦法是把規則與法律的制訂者與執行者變成領薪水的人員，這些人員能否在職，全憑專業能力。貴族與鄉紳統治而政治是地方政治的時代，將會一去不返。中央化的國家機器需要具備適當資格的人操作；中央化的國家機器由出身世族高門的業餘人員操作，等於將禮貌周到視同通過駕駛考試。自由主義創造了這樣一個由官僚體系掌理的國家，一部與社會分開的國家機器，就創造了一個只等軍事主義來接管的國家。自由主義的另一失策是太將公民和士兵的觀念當真，以至於將強迫兵役列為公民義務。現代國家既是「我們大家的」，我們就沒有誰能拒絕保衛我們在其中享受公民權利的這個國家。這樣，公民有服兵役的義務，而貴族出身的軍事精英擔任了這些公民士兵的訓練幹部，再想像一下，貴族軍事精英和他們的平民精英盟友接管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機器，就不難明白1914年德國全國一心投入戰爭。

回顧之下，不難看出自由主義的理論錯誤。自由主義接受這個公式：工業化等於和平，因為那表示現代化。他們認為世界正在朝他們的方向走，傳統精英將會順從地被資產階級社會的精英取代。自由主義經常忘了，自由主義的敵人可以欺自由主義以自由主義之方，而追求他們自己的目的。工業化意味和平，也意味戰爭。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以為工業化必然帶來資產階級接管國家，資產階級經管國家的方式又將有促進國際貿易之利。然而在適當條件之下，工業也能用於生產現代戰爭所需的大規模屠殺武器。傳統精英只要意志足夠，也會抗拒現代化潮流，而且那意志是暴力意志。國家與國際問題可能用暴力解決，最成功的現代國家，正是運用工業力量以暴力追求外交政策的那幾個。所以，進步的自由主義者與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錯了：「現代戰爭」不是個自相矛盾之詞，「現代」與「戰爭」是完全能結合的。

TAG:哲學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