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並不美，文人只剩三條活路

個性才子為何在官場中命運多舛？且看本人主講新系列《大明才子解縉》。中央電視台12套《法律講堂》文史版播出，請欣賞足本節選11—

明朝並不美，文人只剩三條活路

現在很多史學愛好者，根據明朝言官敢罵皇帝的史事，認為大明王朝言論自由、民主很發達。其實這是嚴重誤讀。

世所公知，明朝廢除了丞相制度，實行的是空前保守的君主專制——君主高度集權。而真正的言論自由與民主只能在分權的體制內實現，不可能在集權的體制里產生。明朝文人士大夫的言論自由，是嚴格圈定在皇家大院里的，那是看家護院的權利和自由，所有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維護皇家綱常法度，君臣的主奴關係沒有改變，反而加劇。

我們看明朝，無論是宦官亂政還是大臣結黨，無一對皇帝構成威脅，皇帝一發話，他們就飛灰湮滅，為什麼，因為大權始終在皇帝手中。這種情況下的言論自由，正如魯迅先生在 《偽自由書言論自由的界限》里論及賈府的家奴焦大，焦大以奴才身分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所以魯迅說：「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像焦大這樣的人，只能說些「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臟，應該洗它一洗了」。最後，還未得好報。

因為君主高度集權、八股取士、國家定理學於一尊，「君尊臣卑」自明以來在近代中國登峰造極，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下，明朝文人出路無非三條：

一是做個處廟堂之遠的自由撰稿人；為什麼明清中國小說家特別多、如雨後春筍？就是因為文人被逼無奈下，找了不做官後的民間藝術出路；不為皇帝文、而為民間大眾創造的文人，在封建制度趨於保守的元明清時代，取得了豐碩藝術成果。中國四大古典小說,有三部產生於明代，他們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就是明初著名自由撰稿人，朱元璋數次徵召他做官不應。一部《水滸傳》，養活了多少文人，到今天，還能恩澤演義界，一個潘金蓮，令當代女演員們趨之若鶩，造出多少當代女星。

二是韜光養晦，做個「清、勤、慎」的「明式政治家」，言諫不露。諸如解縉的同僚楊士奇。這個楊士奇出道比解縉晚，但卻比解縉長命，解縉是歷經三朝非正常死亡，而他是四朝不倒。此人雖然也是書生出身，但在政治上卻比較成熟，很有城府，他為人謹慎，惜字如金，對任何勢力，從不輕易表露心跡。因為他做事低調又善於忍耐，所以雖為太子黨，但卻基本沒怎麼挨整。最後成功地幫助朱高熾問鼎皇帝寶座。

三是做御用三陪文人。確保一生榮華富貴。我們知道，明亡後，清朝也出現了一個公認的第一大才子，也是神童出身，起初也是和解縉一樣恃才放曠，但後來吃一塹長一智，及時擺正了位置，從「官場討人嫌」成為「官場不倒翁」。

此人大名紀昀，字曉嵐。紀曉嵐是也。他中年中舉，初入官場，當了和解縉一樣的職務：翰林庶吉士。給乾隆皇帝當候補秘書。一開始，紀秘書躊躇滿志，希望能在明君面前做魏徵，所以大膽給皇帝提意見。史書《南巡秘記補編》記載，乾隆一聽紀曉嵐給他提意見，沒等紀曉嵐說完，便破口大罵：「朕以汝文字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議國事？」

你紀曉嵐太擺不正位置了，我不過覺得你文學水平還可以，所以才讓你領修《四庫全書》，實際不過把你當娼妓和戲子養著罷了，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談國事！

我們知道明朝臣子地位低，而清朝臣子地位更低，低到什麼程度？比「奴」還低一個檔次。我們知道，清朝是建州女真滿洲八旗子弟建立的政權，滿人地位高於漢人，滿臣對皇帝稱奴，漢臣對皇帝臣，但地位卻調了個兒。二等臣民。清朝漢族大多數讀書人，「著述都為稻糧謀」，才子入世只為混口飯。被皇帝恫嚇後的紀曉嵐，馬上起了變化，他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奉旨編書，定位「倡優」，對皇帝曲意逢迎，對和珅這樣的滿人貴族權臣完全不像有的影視作品演繹的那樣對著干，倒是極盡好言巴結之能事，從無「越位」之舉，同時還熱衷享樂之能事，醉心良宅美女，終於修鍊為年逾八旬「大清官場第一不倒翁」。

以上就是自明以來近代中國文人的三條活路，說白了，就是或在野、或自縛，或奴化。他們思想保守，活力盡失，這也是中國自近代以後失去世界競爭力的一個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