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孔子思想中「時」的認識

對於孔子的思想，一般認為「仁」是其核心，相關討論也較為充分。其實，孔子思想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時」。由於學界對孔子思想中的「時」還不夠重視，討論較少，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孔子是依時而定的「聖之時者」

孟子曾對幾位享有盛名的歷史人物作過評價：「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孟子·萬章章句下》）伯夷就是商末不戀王位、反對戰爭、不食周粟的孤竹君長子，他被作為清正廉潔的楷模。伊尹是輔佐商湯伐桀立國的阿衡（宰相），後又輔佐三位商王，以敢擔當、堪重任而著稱。柳下惠是魯國的賢大夫，以寬厚仁和而知名。對於孔子，孟子作出了「聖之時者」的評價。所謂「聖之時者」，就是說孔子能夠不拘泥於成規，能相機行事、依時而定。因此，孔子是金聲玉振的集大成者。

實際上，孟子「聖之時者」的評價來源於孔子自己的主張。孔子在《論語·微子》中對被稱為賢人的伯夷、叔齊、柳下惠等人的德行作過褒獎有加的評價，但談到自己時卻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這裡的「無可無不可」，說的是萬事萬物沒有什麼絕對不變的，可與不可看起來是相互對立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它們之間存在著辯證的統一。也可以說，孔子是用辯證的方法看待問題的，認為矛盾的雙方可以轉化，一切都應相機行事、依時而定。《論語·里仁》中還記載了孔子的一段話：「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這是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沒有一定要怎樣做、不要怎樣做，只要怎樣合理恰當就怎樣去做。對孔子而言，一切都不是固定不變的，一切都要順應時勢，相機行事，擇善而從，力求得體，以獲得最佳效果。《論語·子罕》中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戒絕的四件事情——不任意、不專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也從反面表達了要順應時勢而不要固執偏頗、任性僵化、一成不變的主張。

孔子善於採用依時處事的方法

在《論語》等文獻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孔子在處理問題上靈活採用「無可無不可」、依時處事的例子。

一是孔子拒見陽貨的例子。據《論語·陽貨》記載，執掌魯國大權的季氏家臣陽貨想會見孔子，孔子不願見他，他就先送去一個煮熟的小豬作為禮物。根據春秋時期的禮節，接受禮物的士人應該親自前往饋贈者家裡拜謝對方，但孔子不願見陽貨，就「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就是趁他不在家的時候去拜謝。雖然孔子在路上還是遇到了陽貨，但不管如何，孔子這樣做，正體現了他依時處事的靈活性。

二是孔子見南子的例子。這件事在《論語·雍也》中有記載。衛靈公的夫人南子貌美風流，雖名聲不太好，但她卻一心要見孔子。這是孔子在衛國遇到的一件麻煩事。在一般人看來，孔子不應見她，因為去見一個緋聞不斷的女人有失斯文，孔子的弟子子路就竭力反對。但孔子卻出人意料地去見了南子。事實上，孔子客居在衛國，還帶著一幫學生，國君衛靈公的夫人求見，國君本人並未阻攔，應邀前往應是合乎情理的，這對他自己和學生在衛國的活動有利。更何況孔子一身正氣，身正不怕影歪，因此孔子在這件事情上還是力排眾議，採取了靈活變通的態度。

三是孔子靈活施教的例子。《論語·先進》記載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段對話。當子路問他「聞斯行諸」時，孔子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而當冉有問這個問題時，孔子的回答是「聞斯行之」。公西華聽後疑惑地問：同樣是「聽說了是否就該去做」這一問題，當子路問你時，你說「有父親兄弟在，怎麼能一聽說就去做」；而當冉有問你時，你卻回答「聽說了就去做」。你怎麼對同一個問題的回答不一樣呢？孔子說：冉有好謙讓，辦事不夠大膽，故鼓勵促促他。子路爭強好勝，故抑制壓壓他。這正是「無可無不可」思想的具體體現。

四見《論語·憲問》中孔子的一段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就是說，國家政治清明，要言語正直，行為正直；國家政治黑暗，要行為正直，言語謹慎。這是在告誡他的學生，在暗無天日的混亂世道，要善於保護自己，不能還像太平光景那樣口無遮攔。這段話也集中體現了孔子「無可無不可」、依時處事的思想。

「時」與「仁」交融會通

孔子主張遇事依時而定，靈活應對，但這絕非沒有原則地肆意妄為。其實，在孔子思想中，「時」與「仁」是交融會通的，依時而定的所作所為，正是為了爭取實現仁道的遠大理想。

《論語·陽貨》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公山弗擾盤踞在費邑圖謀叛亂，召孔子去，孔子答應了，意欲前往。子路以公山弗擾是叛臣，反對孔子去。孔子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的回答是：如果給我機會，我是不會錯過時機的，我將會使周文王、武王的仁義之道復興在東方！由此可見，孔子的「時」是和他所主張的「仁」密切相關的，為了實現仁道的遠大理想，有時需要採取靈活變通的手段。

從對管仲的評價上也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時」與「仁」的交融會通。對於君臣關係，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這裡把「事君以忠」作為對臣下的要求。但當論及管仲時，孔子卻沒有拘泥於成見。歷史上，管仲和召忽曾共同輔佐公子糾，當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繼承君位後，召忽自殺以殉，而管仲卻成了齊桓公的宰相。子貢從常理出發，認為管仲的行為是不忠不仁。但孔子並不這樣看，相反，他從一個政治家的角度和天下政治統一的高度否定了管仲「非仁」。而是認為正是由於管仲，齊桓公得以稱霸諸侯，並以周之德政匡正天下，人民至今都享受著這一恩賜。這裡，孔子把對人民、對天下一統有大德的政治作為稱作仁。這的確是孔子的遠見卓識，他第一次明確了仁不僅是個人品德，而且還應包含政治作為。這正反映了孔子在評判人物時順應潮流、依時而定的「時」的觀念。

實際上，孔子的「無可無不可」、一切依時而定的思想，正體現了他的中庸思想。中庸即恰到好處、恰到火候的狀態，就是「時中」。《中庸》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有合乎時宜、隨時變通之意，力求做到分寸恰當、最合尺度。孟子發展了「時中」的思想，引入了「執中」、「有權」的觀念。《孟子·離婁》中舉例道：「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這裡的「權」就是因時而變、順勢變化的意思。當嫂子掉進水裡，就必須援之以手，將其救起，再講男女授受不親，就是見死不救、不仁不義了。在這裡，「時」與「仁」最終得以會通融和，「時」的變通是為了實現「仁」的理想。

總之，孔子思想中「時」的觀念，反映了孔子順應時勢、因時制宜的辯證觀點，具有與時俱進的思想內涵。這也是孔子及儒家思想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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