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919，被拋棄的勇士
文/李遠江
旁聽英國議會，堅定了他國民教育的信念；巴黎和會的詭詐，擊碎了他心中的公理夢；而歐戰的殘酷，更讓他深刻反思起了西方文化的缺失。但正當他自省之時，這位「立在陣頭最前一排的勇士」，驟然發現，自己已經全然落伍了。
1919年10月11日，在歐洲各國遊歷大半年後，梁啟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公寓。雖然離巴黎城不過二十分鐘火車的距離，梁啟超和同游們卻已無心去那裡湊熱鬧，終日埋頭做各自的功課。梁啟超給自己的任務便是把一年來歐遊的見聞與感想訴諸筆端，這便是日後在中國風靡一時的《歐遊心影錄》。
巴黎已是嚴冬季節，「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瀰漫」，隔窗望去幾片頑強的枯葉「還賴在那裡掙他殘命」。滿眼蕭條的風景恰如梁啟超凄冷沉鬱的心情，回想去國赴歐時滿心的歡喜與春夢般的憧憬，同樣的季節卻是冰火兩重天地。
在公理的迷夢中啟航
梁啟超啟程前往歐洲時，整個中國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戰勝強權」的迷夢中。
1918年一個接一個的好消息不斷刺激著中國人的神經。先是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拋出的14條建議，讓中國人開始期待其宣揚的「世界公理」；隨後是11月11日，一戰以協約國勝利而結束，更讓身為協約國一員的中國群情振奮。
威爾遜在14條建議中，為全世界描繪了一幅列國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國家無論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對方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這對飽受殖民侵略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來自天國的福音。於是，中國人歡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國使館前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威爾遜14條已然如此，當協約國戰勝的消息傳來，中國人更是興奮莫名，上至總統，下至黎民無不彈冠相慶。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國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間旌旗滿街，鼓樂喧天，東交民巷至天安門附近，遊人更是擁擠不堪。
狂歡的不僅僅是北京市民，鋪天蓋地的慶祝活動在全國各地紛紛上演。從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國各地的「學生們真是興奮得要瘋狂」，而各種「名流們也勤於演講」。北大校長蔡元培不僅拉著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門發表演說，而且強令北大學生參加閱兵式和提燈會，參與者「均不記曠課」，不參與則「以曠課論」。
與蔡元培的狂熱不同，一手促成中國對德宣戰的梁啟超對戰後的時局還保持著難得的冷靜。事實上，中國所謂「參戰」無非是輸出數萬勞工，軍隊根本沒有出動。他在《對德宣戰回顧談》提醒國人，這一次「普天同慶的祝賀」，不過是「因為我們的敵國德意志打敗仗」。雖然英美等國口口聲聲說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啟超依然擔心未放一槍一炮的中國到底能否在和平談判中分得一杯羹。
1919年梁啟超與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合影
與梁啟超不謀而合，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同樣擔心中國在巴黎和談中缺少必要的「本錢」。於是，他找到了梁啟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歐洲，通過民間外交協助中國代表團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儘管對巴黎和會的談判深自憂慮，梁啟超還是對列強們宣揚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歡聲中，梁啟超率領張君勱、丁文江、蔣百里等人登上日輪「橫濱丸」號，一路西行駛向了不尋常的1919年。
親歷議會民主
經香港，過南海，橫渡印度洋，穿越蘇伊士運河，再由地中海出直布羅陀泛舟大西洋，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已是1919年2月11日。英國是代議制民主的發源地，其議會所在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自然成了一向鼓吹民主政治的梁啟超心馳神往的地方。趁著遊覽的機會，梁啟超在下議院聽了雙方兩個多小時的辯論，親眼目睹論辯雙方對各自的主張「雖是絲毫不肯放讓，對於敵黨意見，卻是誠心誠意的尊重他」，對英國的議會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從清末立憲，到民初國會，中國已經和議會制度打了十來年的交道。然而，憲政失敗，袁世凱復辟，段祺瑞操縱「安福國會」，國會在各種勢力的擺布下形同虛設。而議員們非但不傾聽民生疾苦，反而結黨營私、趨附權貴，本該神聖的國會完全淪為權貴們爭權奪利的工具。回想中國幾年來的國會鬧劇，曾經廁身其中的梁啟超不禁悲從中來，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般的天壤之別？
短短几天時間，英國國民的紳士風度、法制意識以及堅毅執著的精神，已經讓梁啟超印象深刻。梁啟超突然意識到，英國的國民素質恰恰是英國議會制度得以健康運行的基礎。於是，他幡然醒悟——「我想一個國民若是未經養成這種精神，講什麼立憲共和，豈非南轅北轍！」因此，他認為目前中國最要緊的不是改朝換代的革命，而是培養具備法治精神「新民」。
正當梁啟超親歷英國議會，連連發出「高山仰止」的讚歎時，國內知識界卻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儘管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仍然視西方為榜樣，但軍閥操縱國會的現狀使激進的知識分子對議會制度喪失了信心，他們目光投向了剛剛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俄國，轉而研究和宣傳起馬克思主義。
梁啟超旁聽英國議會時，新文化運動幹將之一的李大釗擔任《晨報副刊》主編，隨即開闢「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欄」。原本團結一致，與封建文化並肩戰鬥，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主將們逐漸分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這一切，遠在歐洲的梁啟超自然無從察覺。
「正義人道的好夢」
2月18日，梁啟超抵達巴黎。此時，巴黎和會已經舉行了整整一個月。然而，不巧的是「第二日，克列曼梭（今譯克里孟梭，法國總理）被刺了，正在養病。威爾遜（美國總統）回美國去，尚未再來。勞特佐治（今譯勞合喬治，英國首相）亦回家了。」梁啟超無法展開外交活動，於是抽個空去法德比邊境遊歷戰地，親眼看看一戰的慘狀。
3月17日，梁啟超返回巴黎，旋即投入到爭取收回德國在山東特權的外交活動。他以中國民間代表的身份會見了首倡世界公理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得到其從旁相助的承諾。隨後，梁啟超又先後會見英法等國和談代表，積極尋求國際支持。他在萬國報界俱樂部為其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慷慨陳詞：「若有別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平和之敵。」梁啟超的民間外交，讓會場內外的中國人都感到很振奮，以為和談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事實上，自威爾遜提出14條建議，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也公開表達同樣的觀點，梁啟超就已經對所謂的「世界公理」便開始了期待。威爾遜的承諾，巴黎各界的支持，更讓梁啟超做起了「正義人道的好夢」。
然而，梁啟超的努力終究是徒勞，當日本代表在會談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簽署的秘密協定時，早有默契的英法兩國站到了日本一邊，就連承諾為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積極奔走的美國總統威爾遜也在日本代表的一再威脅下，選擇了妥協。
4月30日，英美法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156、157、158條款，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給日本。梁啟超一直夢想著「公理戰勝強權」的美夢也隨之化成了泡影。
巴黎和會
得知這一消息，梁啟超連忙致電國民外交協會負責人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林長民接到梁啟超電報，立即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刊載在5月2日的《晨報》上。同日，蔡元培將巴黎和會的最新消息告訴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兩天後，北京的大學生們便走上了街頭，這便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然而，「五四運動」的群情激憤仍然無法阻止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北京政府於5月31日和6月9日兩次密電巴黎同意陸征祥簽字。林長民急忙密電梁啟超，請他將政府準備簽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學生，並阻止簽字。6月28日簽字那天，巴黎留學生、華僑商人等包圍了中國代表團寓所，警告中國代表，「如敢出門，當撲殺之」。陸征祥等不敢離開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報界發表聲明拒簽和約。日本在巴黎和會的陰謀宣告破產。
當梁啟超夢碎巴黎時，他絕不會想到，自己一手引發的「五四運動」已經遠遠超出了最初的願望，由一場外交性質的政治運動迅速演變成了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李大釗、陳獨秀等知識精英積極投身政治鬥爭，他們所宣揚的馬克思主義也越來越成為年輕一代最熱衷的救亡之道。
「科學萬能主義」的破滅
除了巴黎和會，梁啟超歐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戰後情形，「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事實上，當梁啟超第一腳踏上歐洲的土地，就已經感受到了戰後的「慘淡凄涼」。在倫敦，梁啟超下榻的上等酒店連暖氣也沒有，甚至連火柴與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紙煙的梁啟超自嘆「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於是「只好強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發生在旅館的茶座。梁啟超見隔座一位貴婦人十分珍重地從項圈下取出一個金盒子來，正猜測是什麼寶貝東西呢！結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塊白糖。更有意思的是，「她連（同飲的）客人也不讓，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舊珍珍重重交給她的項圈」。
梁啟超不曾想到，曾經讓無數中國人艷羨不已的歐洲物質文明，竟然在自相殘殺中毀於一旦。回想近代中國，當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一次一次砸爛中國的大門，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拜倒在了西方工業文明的腳下。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都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學技術最發達的歐洲列強，沒有讓科學進步繼續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於研發殺人的武器，最終釀成這死傷3000多萬人的空前慘劇。
一年多的遊歷，戰爭留下的創傷令梁啟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歐洲不再是物質昌盛、科學進步的天堂，而是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血腥角逐的戰場。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場世界大戰？「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動搖起來？」梁啟超開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歐洲的遊歷中，梁啟超不斷聽到西方學者悲觀的論調。幾位社會黨名士聽梁啟超講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來說道：「你們家裡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點給我們，真是對不起人啊！」於是，梁啟超不禁感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繼而又想到東方自古重視精神文明的傳統或許正可以補救西方過度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這便是日後深受國內思想界詬病的「東方文化救世論」。
與梁啟超親歷戰後歐洲不同，沒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巨創的中國知識界還感受不到「科學萬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運動豎起的「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依然引領著青年一代。
論戰社會主義
1920年3月5日，去國一年有餘的梁啟超終於回到了祖國。
去國日久的梁啟超或許沒有意識到，此時的中國早已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中國了。巴黎和會的失敗，不僅讓梁啟超的「公理夢」瞬間破滅，更讓中國人強烈感受到了帝國主義強權對中國的威脅。
當梁啟超把殫精竭慮寫成的《歐遊心影錄》公開發表時，滿以為它可以匡正時弊，引導中國走上一條中西調劑的道路。但結果卻並非如此，他的觀點遭到了廣泛的批評。
首先，向梁啟超發難的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五四運動後的中國，各種政團、各種主張充斥社會，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輕人的是主張徹底根治社會不平等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對梁啟超而言並不陌生，早在1902年他就通過《新民叢報》向國人介紹過馬克思。歐遊歸來的梁啟超承認社會主義是現代最有價值的學說，但強調其「精神和方法不可並為一談」，讚賞其精神，卻不贊同在中國搞社會主義革命。
1920年9月，梁啟超邀請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羅素認為中國實業不發達，不存在階級差別，故中國當務之急不是宣傳和實施社會主義，而是興辦實業，發展教育。
羅素的看法立即得到了張東蓀的響應。他先後在《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上撰寫文章，贊同且發揮了羅素的觀點。張東蓀對社會主義的批評立即引來了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這便是中國近代思想政治史上著名的社會主義論戰。
在這場論戰中，梁啟超堅決支持張東蓀，斷定今日之中國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只能搞實業救國。他甚至援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指出：「社會主義之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階級（即無產階級）」，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為勞動者」。
但在救亡呼聲日盛一日的中國，梁啟超外科手術般的改良主義恰恰是「不合時宜」的。陳獨秀反駁梁啟超：「由資本主義漸漸發展國民的經濟及改良勞動者的境遇以達到社會主義，這種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經開發、政治經濟獨立的國家或者可以這樣辦，像中國這樣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revolution（革命），時間上是否容我們漸進revolution呢？」
誠如陳獨秀所言，在五四時期救亡與啟蒙的二重奏下，沒有強有力的政權保障，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的確難以實現。然而，歷史畢竟不能再度重演，四年後，國共兩黨合作領導的大革命爆發，梁啟超的改良主義道路徹底失去了驗證的機會。
本文收入《中國歷史的側面Ⅲ：歷史的縫隙與灰燼》
十點歷史
每日十點，不只有文藝
※八國聯軍與妓女以及「女人救國論」
※蔣介石對特務的要求
※《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的情景，早在唐代就埋下了根苗
※為什麼元朝的滅亡是必然的？
※楊廣：曠古昏君有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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