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下半場該怎麼活，也輪到中國人考慮了

作者：維舟（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在義大利人中有個傳聞，說中國人都是「不死的」，因為他們在義大利所看到的華人華僑都年輕、勤奮而富有活力，卻神秘地從未看到他們中有人老去和死亡。這當然是一種基於偏見的怪誕傳聞，不過的確，在歐美、日本、台灣地區還時常能在各行各業（尤其是服務業中）看到白髮老人的身影，國內的就業者卻普遍相當年輕：秘書極少會是中老年女性，職場精英也往往未滿四十就已身負重任，百萬富豪也在整體上比西方社會年輕得多。十多年來，我就職過的各家外企中，無一例外的都是未婚者佔了員工中的大多數，35歲以上的通常不會超過兩成，以至於很久以來我們一些朋友就在笑談起一個問題：這些職場中的白領，在老了以後都去哪裡了？

這在原來的確只是一個笑談，因為國內的大部分白領都尚未變得足夠老。鑒於外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是在1992年以後，而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的新科技或前沿領域也是此後才不斷湧現出來，可以說這些已堪為「老前輩」的第一代白領，也不過就剛剛開始面臨中年危機。日前和他們中的一些人夜談時，有人感嘆：「人生還有下半場。」強打精神規劃自己的「下半場」人生，那在中國也算得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事。

在原先的年代，中國人大概是無須多考慮「下半場」的事的，因為那時在面對「抑制、減速、開闊的中年」（詩人肖開愚語）時，大多數人無非是安穩地度過餘生，不會再想著折騰出一個什麼不同的活法來了。美國生物學家喬治·夏勒1984年發現：「我在中國遇到的生物學家，大多年滿五十歲就在心理上宣告退休，一心一意保護既得的地位，避免被年輕人奪走，盡量不引人注目，等著領退休金。」在更早的時候，人均壽命這一點本身就免去了人們多去思慮這個問題。這點上，社會學家潘光旦在數十年前說過一番富有遠見的話：「醫學的發達與工業機械化是近代文明進步的兩大柱石，但從勞動界的老人看，它們便不啻是一副夾棍，把他夾在中間。一邊，醫學把他的壽命延長了20歲，又一邊，到了40歲光景，工業已經硬把他當作老者，要他退休。」

現代人之所以身陷中年危機的窘境，說白了大概正是如此。畢竟，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徵之一，就是知識更新的水平大大加快，老人們甚至不得不向兒孫們學習體驗最新的科技——這些知識對所有人而言都是最新的，僅此就足以衝擊年長者的權威及其經驗的價值。年齡和經驗不再意味著資質，有時反而成了瓶頸和累贅。即便老員工和新人學得一樣快，從企業成本控制的無情邏輯來看也未必是合算的，因為如果兩者能完成同樣的工作，支付給新人的薪資顯然可以低得多。大部分工作並無多少門檻，據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白領》一書中所說的：「一般的估計是，大約80%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可以在三個月內學會。」

在淘汰機制上，信奉效率和成本控制的外企與民企，要比那些不那麼遵循市場規律的單位殘酷得多，而不可避免的事實是：不是每個人都能不斷提升自我躋身高層的（越到高層，職位也總是越有限），因而在外企中，不時會有一些人到中年無法提升的人被溫和地辭退，原因只是他們的工作可以由更年輕、薪資要求更低的人同樣完成。強制年長員工退休的現象在市場化最徹底、知識技能更新速度快的美國，並非偶然。其情況之廣泛與嚴重，導致美國國會在1967年不得不制定《禁止僱傭年齡歧視法》，禁止企業因年齡而強制員工退休，規定企業須提前3-6個月通知員工解僱消息，以便給他們充足的應對時間。

在一個高喊「創新」和「靈活」的時代，沒有人是真正不可替代的（對一個現代企業來說，如果有太多員工不可替代，那它在制度上恐怕也有問題），想「安安穩穩一直干到退休」基本上是不太切實際的夢想，不適於一個快速變動的市場。除非像一些人所（半真半假地）夢想的那樣，在實現財務自由之後，在40歲乃至35歲就提前退休。然而「退休」也並不就意味著可以「全職地玩」，一個人畢竟總還是要找事來做。就此而言，在人到中年之際，除了那些能在職場上不斷向前平順發展的人之外，無論是創業還是退休，事實上都意味著要重新開始。

這無論如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即便有離開本職的勇氣和心理準備，但一個人在全身心投入某一行十幾二十年後，往往會發現自己除了這，不會幹什麼——在某種程度上，大概就像退役的中國奧運選手。去年一次老同事十年聚會，各自說起近況，有人談到自己在做本職之餘還投資做了一個兒童游泳池項目，謙稱自己「不務正業」。座中一位笑了笑說：「我看這才是你的正業，你的本職倒是副業——應該說，我們都在找自己的『正業』。」

這雖是戲言，卻是實話。對「人生下半場」的規劃，說到底確實就是一個人在成熟地認清自己的能力、愛好和困境之後，更務實地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活法。有時，這意味著利用自己積累起來的經驗去開創新事業（如我早年的一個美國老闆，開始以其二十多年在華經驗，為那些想進入中國的公司提供諮詢服務）；另一些時候則意味著毅然放棄原有的經驗積累和生活方式，順從自己覺醒的內心（如我另一位曾經的老闆，42歲退休後回香港攻讀心理學去了）；而最具挑戰的，則是在一個新的領域創業，開創另一種可能。

電影《實習生》講了一個成功商人退休後去時尚購物網站實習的故事

人們對「退休」的觀念也發生了改變。在那種與長期、穩固、緊密的社會關係為特徵的體制下，退休往往意味著在單位保障之下安享穩定閑適的生活，那是一種「不必為生計奔忙」的安逸理想，雖然也伴隨著「離開原有生活圈子」的不適感。現代職業常常要求人們全身心投入，因而對許多人而言，公司其實是比家庭更能讓他獲得存在感的社會網路。堺屋太一在《知識價值革命》中曾說，在日本，「很多人甚至為了退休後不能去工作單位而感到沮喪。實際上，對今天在日本就業者中佔大多數的工薪階層來說，單位既是工作場所，同時也是文化沙龍。人們的話題、時尚和娛樂幾乎概出於此」。對於那些一天十多個小時待在工作場所的人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因為他的幾乎整個生活都在其中。人類學家許烺光在《祖蔭下》一書中也曾將美國人與中國社會作對比：「大多數精力充沛的美國人害怕退休。在美國，男性事業的頂峰在中年早期。從那以後，他便日漸遲鈍，其社會價值也就隨之下降。」他是在1948年說這番話的，如今，中國社會也開始體會到這種意味。

雖然職業經理人階層（無論是好聽一點的「外企白領」，還是直白的「打工的」）通常很難說有什麼自主性和獨立性，往往受市場波動的影響（心理學家弗洛姆因而認為這種市場取向的人格、自尊心是靠不住的）；然而或許也正是因此，對他們而言，積極主動地做一件事，與消極順應局勢，有著巨大的差異。《無緣社會》一書中，曾說到在日本，「一個人一旦退休，往往被視為是因為無能才不得不放棄工作，結果常常引發憂鬱症」；確實如此，當年丘吉爾的朋友就曾說他，「溫斯頓不能閑下來，一閑下來就陷入頹喪。退休之後，他那副德性，你是知道的。怎麼說呢，他告訴我，他每天都禱告，只求一死」。這一心理的結果是：即便只是為了心理健康，一個人也必須在閑下來之後找到適合自己做的事。這也就是說，「退休」也得變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工作」，成為一個人重新開始的人生契機——如果不是這樣，那你就有麻煩了。

從這一意義上說，這其實是一種積極的改變。中老年人如果只想著「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地佔著位置領取養老金，勢必擋住年輕人上升的通道；雖然看起來中年再做出改變頗為艱難，然而把下半輩子用在消磨時間上，如今看來也並沒多少吸引力。社會雖然推動著人們非做出點什麼改變不可，但如果更主動而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那或許也有不少人發現，比起自己年輕時的白手起家，如今除了精神活力之外，其他方面也未必就更艱難。後半生畢竟是人生繼童年之後又一段自由的時光，「中年危機」在此意義上倒不如說是強制改變的突發事件；如果你不是那麼消極地應對它，或許發現這一處境也未必就「尷尬」。此刻人們只怕也已足夠成熟到理解歌德曾說的那番話：強者並不是那些從不跌倒的人，而是那些跌倒了再爬起來的人。

這不僅只是一句勵志的話，事實上也是一個現代社會獨有的特質：與那種較為僵化的傳統社會不同，現代社會允許人從頭來過，就好像允許你在一生中嘗試幾輩子的活法。這樣，如果說以前一個人在中年之後就必須更多地「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是丈夫、父親乃至「活著的祖宗」），壓抑真實的自我，那麼現在則鼓勵你不斷去尋求做真實的自己，去找到適合你的新領域和新活法，無論多遲開始都可以。就此而言，人生的下半場即便或許以「尷尬」開局，但它其實對所有人來說都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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