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電影是一個無法被遺忘的版圖
本文刊載於《電影藝術》雜誌2016年第4期，在原文基礎上有一定刪節。
受訪：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薩柯 非洲茅利塔尼亞著名電影導演。訪問：張小兵 浙江師範大學非洲影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拍攝在非洲的中國人形象
張小兵（以下簡稱「張」）：希薩柯導演，你好！歡迎你來到中國，幾年前我在你的電影《期待幸福》（Waiting For Happiness）中發現了中國人形象，感到非常興奮和親切，據我所知，你是第一個表現中國人物形象的非洲導演，請問你為何會拍一個中國人？
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薩柯（以下簡稱「希薩柯」）：2001 年，我在我的祖國茅利塔尼亞拍攝了這部影片，這是我第一次執導長片，當時主要想通過影片來表達非洲不僅僅是一片只是往外移民的大陸，相反，還有很多外來人口移居這裡，中國人就是這其中的典型。這些年，中國人陸續抵達不同的非洲國家，人員涉及面很廣，既有官方人員，也有普通民眾，我決定拍一些中國人的鏡頭放到我的影片里去。
《期待幸福》（2002）
張：影片中你設置這個中國人和一個非洲女人談戀愛，這些鏡頭看上去像是一段即將展開的愛情故事的開頭。
希薩柯：對於我來說，這個發生在一個中國男人和一個非洲女人之間的故事意味著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有機會相遇，這是人類的基本故事。但這不是我電影的主要內容，它僅僅是我電影中的一個小片斷。我當時只是嘗試著開始這個愛情故事，因為我需要了解更多，15 年後的今天我完全可以在廣州拍攝一部這樣的愛情故事。
張：從劇中角色身份的角度來說，你選擇的是一個中國商人，他賣手錶、望遠鏡等中國製造的小商品，這是 20 世紀 90 年代遷移非洲的典型華人形象。
希薩柯：這個中國商人是很渺小、很簡單的人，但對於我很重要，因為他看上去更像是另一個非洲人，在同樣的情境下，他在非洲市場上賣東西，就像一個非洲男孩在賣東西，而這種街頭男孩到處都是。
《期待幸福》（2002）
張：他在影片中第一次出場就是站在路邊賣東西，看上去很自然，不像是在演戲。
希薩柯：我希望他在走著，做點什麼事。我認為拍電影重要的不是拍什麼，而是如何拍。當我 19 歲時到達莫斯科學電影時，才看了生平第一部電影。我記得那是一部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他們的拍攝方式對我影響很深，它告訴我如何在大街上拍攝生活。我當時就在想，我完全可以把這種拍攝方式運用到非洲去，因為非洲的生活場景通常是在街道上、在院子里。比起室內，非洲人更喜歡坐在外面聊天。
張：從現實層面看，對於沒有工業基礎的非洲電影製作而言，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拍攝方法也更容易操作。
希薩柯：對，看上去也更真實，更有生活質感。
《期待幸福》（2002）
張：我注意到你的多部影片都有虛構與紀錄相混合的片斷，比如《生命到底是什麼》的片頭、《巴馬科》中的婚紗片段等等。
希薩柯：拍《巴馬科》時我用了 4 台不同的攝影機，所以呈現的影像上既有紀錄風格又有虛構成份。我認為拍電影是為了闡述什麼，為達到這一目的，導演應該利用不同的可能性。電影擁有多種表述的可能，對於我而言，有時記錄現實比虛構的故事更有力量。
在現實的基礎上，導演可以進行虛構、創造情境。在我的電影中，我特別看重普通人，大多數情況下，我先觀察身邊發生的現實，再找到一個適合的角色，而不會直接深入地挖掘虛構的故事。
電影沒有國籍
張：能否談談你在蘇聯的學習經歷？
希薩柯：19 歲離開非洲前往前蘇聯學習對於我來說是一段非常棒的經歷，這給我以後的創作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蘇聯與我自己國家的文化和語言完全不同，我在那裡體驗到一種渴求學習一切的慾望，並企圖通過這種努力反過來為我自己的國家做點什麼。
選擇電影作為個人表達的方式，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電影於我而言，不僅是一種藝術形式，還是一種自我表達的絕佳途徑。電影是視覺語言，我不喜歡用法語來表達我的感受，但我喜歡用影像，因為影像不同於漢語、英語、法語等等固定的語言，我可以用它創造出我自己的語言。
阿伯德拉馬納·希薩柯
張：我同意你的看法。非洲電影人都在努力創造出自己的東西，但有一點：很多人說你的電影語言更像是法國人的、歐洲人的，而非非洲人的，你認同嗎？你在身份屬性上如何定位？
希薩柯：身份是我經常談論的話題。我認為，人的一生是不斷改變的，我也有些變化，但我本質上是一個非洲人，我還同時是一個歐洲人。選擇學習電影在我們國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人們都難以置信。當時我們那裡有一個蘇聯文化中心，我經常去那裡，那裡的負責人說他可以幫我申請到獎學金，這是我出國的唯一方式，我接受了。
在莫斯科呆了 10 年，1991 年我拍了我的學生作業《遊戲》，影片獲得了成功，在法國電視台播出。1993 年我製作了《十月》，一個法國人跟我說你可以留在法國拍片，我說好，為什麼不呢？他們把我當作藝術家，尊重我，他們給我拍電影的機會，幫助我拍了《生命到底是什麼》《期待幸福》。
《生命到底是什麼》（1998）
張：你接受法國資助，攝製團隊、後期製作也基本都是法國的，然後在法國獲獎，你如何評價你的電影創作活動所受的法國影響？
希薩柯：對於我來說，電影沒有國籍，藝術就是藝術，藝術創作在於感覺，有些歐洲觀眾不喜歡我的電影，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感覺；有些非洲觀眾非常喜歡我的電影，因為他們有那種感覺。我的創作不同於好萊塢電影，我拍電影不是為了流行、出名。
對於我而言，拍電影是為了可以有話語權的位置，是為了表達，是為了可以運用自己的感覺進行創造。有時，人們說你的電影太慢了，但是誰說電影應該很快，沒有。電影與文學一樣，有些文學很容易接受，讀起來很快，但讀完也就完了；有些電影也是，你觀看完也就完了，特別是那些流行電影。但我不想拍那樣的電影，我想拍有理性觀念的電影，那種人們看完能認真思考的電影。
《生命到底是什麼》（1998）
張：《巴馬科》是個典型。
希薩柯：沒錯，沒有人叫我拍《巴馬科》，我自己想拍這部電影。在我父親的院子里反對世界銀行，反對 IMF，這是政治表達。但這部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普通、簡單的人，這是非洲電影，有非洲意識。為什麼人們說你為非洲拍片、你為歐洲拍片，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為他們決定電影應該這樣，應該那樣，我認為電影應該與眾不同。
《巴馬科》（2006）
張：你輾轉於歐洲與非洲之間，多元文化的背景讓你在創作上比非洲土生土長的導演更加自如地表達一些東西，譬如《廷巴克圖》對宗教極端分子的表達，這種表達是很重要，但是你拍攝的時間卻恰好在 2013 年初法國代號為「藪貓」（serval）的武裝介入廷巴克圖之後，這種時間上的吻合，很難讓外人不聯想到你在為法國人歌功頌德。
希薩柯：我們看待主題的角度和目光可以是超越國家的，是全球化的，是普泛的。儘管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度，但在主題意識上是可以超越分化的，在某種關懷的立足點上是可以超越我們之間原有的差異的。
拍攝《廷巴克圖》這部影片具有一個出發點，我從自己已有的非洲經驗中取材，但我的關懷主要針對人類本身，我是立足於作為人類一份子的角度上探討這個主題的。
《廷巴克圖》（2014）
《廷巴克圖》的故事內核很乾凈、很簡單，就是一位父親很愛自己的女兒，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要死在女兒的前面。孩子很小，他不知道孩子以後會發生什麼，所以故事的核心是父親的痛苦，這種痛苦在我看來是超越國度、超越文化差別的，可以是中國的，也可以是任何國家的。
同樣地，片中的極端分子禁止民眾唱歌，而音樂本身是人的需求，屬於人類文明，可禁止音樂就是一種痛苦，一種不僅僅是非洲人的痛苦，而是所有人都可以有的痛苦，這種情感是很普遍的，並不局限於某種立場。電影是一種藝術，這是我所關心的。
《廷巴克圖》（2014）
張：以往這類題材都是採取比較單一的視角來呈現，而你這部影片對極端宗教主義者的態度是比較模糊的。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就是踢足球，極端分子禁止大家踢足球，但是你並沒有表現大家的痛苦與無奈，而是借鑒安東尼奧尼的《放大》里那場看不見網球的網球賽的表現手法，拍了一場沒有足球的足球賽，很浪漫，似乎你對審判者的刻畫也有意突出他們人性化的一面。
希薩柯：以往這類角色都是模式化的人物，是冷血的，但我認為更大的可能是他看起來和所有人一樣，他可能和我們一起正在喝咖啡，但我們卻不知道他就是手刃多人的恐怖分子。我從小生長在穆斯林家庭中，接受穆斯林教育，我認為穆斯林與其他宗教一樣，傳達的精神也是一種普世精神。所有的暴力行為都是在走與宗教精神相反的道路。
宗教禁止我們把自己的行為強加給別人，我們不能因為別人的想法不同而殺他，伊斯蘭從來沒有禁止音樂、禁止足球，是極端主義者出於政治目的或個人目的做出了對伊斯蘭的誤讀。片中的普通百姓都是穆斯林，你可以看到他們很抗拒這些行為，但卻是以平和的方式，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抵抗，我希望通過電影傳達出美能戰勝一切的願望。
《廷巴克圖》（2014）
展現非洲的不同面
張：你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當地政府武裝或宗教分子的干預？
希薩柯：我在拍攝之前知道有恐怖主義的干擾有些害怕，但拍攝的時候就被電影本身帶進去了，完全忘記恐怖是什麼了。
張：據說廷巴克圖現在都不太容易進去，我想確認一下影片中有多少場戲是在那實地拍攝的？
希薩柯：我們剛開始在廷巴克圖拍的時候，遭遇了一次宗教極端分子的自殺式襲擊，之後就轉戰到茅利塔尼亞的一個城市去拍，但那個地方其實是和廷巴克圖一樣的古老，也是一個歷史文化名城。
應該說，除了少數幾個鏡頭以外，大部分還是在茅利塔尼亞拍的。我們把不同地方拍攝的鏡頭混剪在一起，觀眾看不大出來，這完全得益於蒙太奇的魅力。
《廷巴克圖》（2014）
張：茅利塔尼亞政府有沒有給予你什麼支持？
希薩柯：沒有多少支持。拍《廷巴克圖》時，我需要被保護，因為非常危險，當時戰局很混亂，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危險中。毛尼塔尼亞政府有派軍隊保護我們，拍攝過程持續6周，他們日日夜夜都在保護我們。
張：有人說你是茅利塔尼亞總統的內閣成員。
希薩柯：他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他對於我不重要，但我的國家對於我很重要，我的大陸、非洲大陸對於我非常重要。非洲只有少量電影，如果你有機會拍電影，你應該正確，應該嚴肅，應該盡最大可能向人們展示真實的非洲。電影是一種權力，你掌握了這種權力就有這個責任，這非常重要，非洲電影能做到這樣。
《廷巴克圖》（2014）
張：不同於你，很多非洲導演可能根本得不到當地政府的支持。
希薩柯：這是一個很大的主題，沒有政府支持，電影不可能存在，但事實上非洲只有少部分國家給予電影業以支持。
張：另一位非洲著名導演哈龍的自傳性紀錄片《再見非洲》，記錄他從法國回查德找電影投資結果一無所獲的過程。對於很多非洲導演來說，《再見非洲》就是最大的現實。
希薩柯：這是政治主題，如果政治家不認真對待，電影生存就很困難。為什麼法國電影文化發展比德國好，因為他們更重視，採取各種辦法、各種文化保護政策，這些其實非常重要。
中國也應該有相應的電影保護政策，來保證中國人看到非洲電影，你所做的工作對於我很重要，讓年輕的中國人看到非洲電影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再見非洲》（1999）
張： 謝謝你的認可，很多中國人不認為非洲有本土電影，因為從來沒看到過，你的到來對於我們非常重要，讓我們了解了廷巴克圖這個不為外界所知的地方，也了解了非洲電影的存在。
希薩柯：展現給中國人真實的非洲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讓他們知道非洲不僅僅有市場、有動物，還有文化。非洲確實有各種主題，但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我認為展現非洲的不同面非常重要，但我的電影並不企圖向大家介紹非洲，而更像是一個出發點，因為非洲是一片非常遼闊的大陸，我希望通過我的電影這個小小的出發點，讓大家開啟認識非洲的旅程。
張： 《廷巴克圖》在非洲本土的接受情況如何？我看到有報道稱這部片子在布吉納法索泛非電影節遭遇「政治審查」。
希薩柯：泛非電影節是非洲最大的電影節，但他們因為害怕政治主題，不敢公映。我後來抗議了，因為我的電影不僅僅要在歐洲公映，在非洲也要公映，你不能關上我面向非洲觀眾的大門，這太可怕了，最終影片在電影節展映了。此外，南非德班國際電影節也進行了展映，我們還在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做了發行。
《廷巴克圖》（2014）
張： 你如何看待非洲電影的未來？
希薩柯：這些年非洲有些變化，各種設備都有了，在非洲拍電影也更容易了，但是，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國家沒有電影院校。教育能創造很多機會，我們應該鼓勵非洲人來中國學習電影，同時也鼓勵中國的年輕人來非洲交流。電影是一座架在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也正是因為電影我才有機會來到中國，來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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