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漢奸，又是日本人，還是七十年前的銀幕巨星
文 | 感恩而死
「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凄愴，月下的花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吐露著芬芳……」當《夜來香》那曼妙的歌聲飄過，很多人腦海中都會浮現出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李香蘭。
她曾與周璇、吳鶯音、白虹、白光、姚莉、龔秋霞被並稱為40年代上海灘的「七大歌星」，《夜來香》、《賣糖歌》、《何日君再來》等歌曲風靡中日。同時，她亦是日本國策電影公司「滿映」（滿洲映畫協會）的頭號女星，出演了《支那之夜》（伏水修，1940）、《萬世流芳》（馬徐維邦/朱石麟/卜萬蒼，1943）等許多熱門影片，以其甜美的歌聲、可人的形象擄獲了無數人的心。她在日本的演出曾造成踩踏事件，在上海場場爆滿，在台灣也是萬人空巷。
從左至右：白虹 姚莉 周璇 李香蘭 白光 吳鶯音
僅以台灣為例，黃仁在其所著的《日本電影在台灣》（秀威資訊科技，2008）一書中寫道，有一位日本學者對經歷過日治時代的台灣高齡本省人進行了抽樣調查，日治時代台灣人最愛看的五部日本電影依次為《愛染桂》（野村浩將，1938）、《支那之夜》、《莎勇之鐘》（清水宏，1943）、《宮本武藏》（稻垣浩，1941）和《蘇州之夜》（野村浩將，1942），其中有三部（《支那之夜》、《莎勇之鐘》、《蘇州之夜》）都是李香蘭主演的影片，這固然是因為在日本政策下，台灣當時禁映中國與美國電影，而能同時說流利北京話與日語的李香蘭自然讓台灣觀眾倍感親切。
李香蘭
然而，在被李香蘭迷得神魂顛倒的同時，當時中日兩國的群眾卻都被蒙在鼓裡，原來，他們眼中的那個迷人的「滿洲姑娘」李香蘭，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日本人，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
她在戰時以一個杜撰的中國身份成為紅極一時的明星，亦是日本當局以電影宣傳「日滿（偽滿洲國）、日華親善」政策的重要籌碼，其在「大陸三部曲」（《白蘭之歌》、《支那之夜》、《熱砂的誓言》）中所塑造的戀上日本男子的中國女子之銀幕形象甚至在日本國內將對中國大陸之「中國夢」的熱潮掀至頂點。
通過有意的隱瞞與當局的宣傳，所有人都對她的「中國人身份」深信不疑，可以說，作為戰時唯一一個在侵略（日本）與被侵略（中國）的兩國都受到狂熱歡迎的女星，李香蘭幾乎算得上是一個神話般的存在。抗戰勝利後，她因人盡皆知的李香蘭之身份，遭到「漢奸」罪名的審判而險些喪命，被證實其日本國籍後才得以倖免並暗中回國。之後，她恢復「山口淑子」的名字在日本重返影壇，後竟然又華麗轉型，投身政界並成為一名出色的政客，她在戰後首次踏足中國，就是以議員身份訪問朝鮮時路經北京，而此時仍有不少人以為當年那個李香蘭已被當作漢奸處決了。
潘淑華、李香蘭、Shirley Yamaguchi、大鷹淑子，經歷多次名字與身份轉變的山口淑子之一生堪稱傳奇，而她一生的境遇，都與「李香蘭」這個名字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說正是那個李香蘭，成就了她傳奇的一生。
戰後的山口淑子對其戰時身為李香蘭的那段經歷一直緘默不語，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一本自傳《李香蘭：我的半生》（與藤原作彌合著），此為戰後新一輪「李香蘭熱」之發端。這本自傳於次年被引進到中國，並以此為藍本，炮製出了如《李香蘭——我的前半生：假冒中國人的自白》、《李香蘭之謎》、《我的前半生——李香蘭傳》、《她是國際間諜嗎？日本歌星、影星李香蘭自述》等諸多各異的版本，可見李香蘭這個名字在中國的魅力與影響力。除了書籍製品以外，這本自傳還催生了中日合拍電視劇《別了，李香蘭》（1989）、日本四季劇團的音樂劇《李香蘭》（1991年首演）、漫畫《李香蘭》（1996）等諸多衍生作品，香港歌神張學友亦打造《李香蘭》同名金曲，在華語地區廣為傳唱，甚至還被周星馳在《國產凌凌漆》（1994）中致敬了一把。
《國產凌凌漆》
另外，香港國際電影節也曾於1992年舉辦過一次官方的「李香蘭電影回顧展」，放映了她的《支那之夜》等七部主要作品，在銀幕上重現當年「一代妖姬」的迷人影像。寫了這麼多，人們不禁要問，那山口淑子究竟是如何成為傳奇明星李香蘭的？戰後又是如何搖身一變為成功政客、和平使者的？與中國有著怎樣的複雜關係？這背後究竟又隱藏著多少故事？那就讓我們來從頭說起吧。山口淑子和中國的淵源與川喜多長政類似，如果不是由於父親的關係，也許她永遠都只會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子。她的父親名叫山口文雄，由於祖父是士族出身的漢學家，父親在其熏陶下一邊學習漢語，一邊對中國大陸產生了嚮往，於是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的1906年遠渡中國，因擅長中文，後在滿鐵【註：全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日俄戰爭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成立的鐵路公司。】任職，負責教授員工中文，而山口淑子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生的。
1920年，山口出生於奉天（今遼寧省瀋陽市）郊外的一個煤礦小鎮，不久即隨父親工作搬至撫順，在那裡度過了整個童年。與一般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的態度不同，父親積極教她講中文。在父親的努力下，山口小小年紀就已經能講比較流利的中文了，但除此之外，她還是一個普通小女孩，討厭算數，喜歡音樂，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1932年，當時年僅12歲的山口在撫順經歷了「平頂山慘案」【註：1932年9月16日，針對前一日的撫順煤礦遭襲，日軍展開報復性掃蕩行動，對於楊柏堡村附近平頂山居民進行了屠殺。】，親眼看到所謂的「苦力」被日本憲兵殘忍殺害，不忍卒視。她在自傳中寫道：「我從家裡沖了出去，母親在背後想叫住我，但我飛快地奔向了廣場。松樹根部的地上淌滿了（死者的）鮮血。追上來的母親一把抱住我，我在母親懷裡大聲哭了出來。」「平頂山慘案」讓山口第一次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也給其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直至其在晚年（2010年）接受中國歷史學者採訪時，仍對這起事件念念不忘，並關注著進展情況。【註：參見傅波博客上《採訪山口淑子（李香蘭）老人》一文，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d4ae87010158k9.html】
採訪者同時也領會到：「晚年的老人，幾乎謝絕了所有拜訪者的請求，唯獨與我們見面，也可見此情此意。」慘案同時也是山口命運的轉折點，慘案發生後，由於父親與中國人關係密切，曾一度被懷疑有「通敵行為」，雖然後來洗清了嫌疑，但在當地也很難再呆下去。於是在次年，十三歲的山口隨全家離開了撫順那片熟悉的土地，移居奉天，在那裡，她第一次得到了「李香蘭」這個名字。
李香蘭這個名字是一個叫李際春【註：1877～？，民國時期軍事政治人物，與日本人關係密切，曾協助成立偽滿洲國，解放後在天津被以漢奸罪處決。】的人取的，由於此人曾被北洋將軍府封為際威將軍，因此他們都叫他李際春將軍。
李際春將軍是山口的父親在北京讀漢語學校時認識的好友，也是他招呼山口一家到奉天來的。李將他們安頓在自己二夫人的家中，照顧有加，還認了山口做乾女兒，李香蘭這個名字，正是他給乾女兒起的。「李」當然是乾爹的姓，而「香蘭」兩字，則是父親山口文雄的俳號（俳句詩人的筆名，與中國人的號相似），不久之後山口以歌手出道時，用的便是這個名字。說起山口作為歌手的被發掘與出道，不得不提到的一個關鍵人物就是其一生的摯友，戰後曾救過她性命的俄羅斯女子柳芭（Lyubov Yumshanova），兩人是孩提時代在一次火車旅行時偶然相識的。後來山口染上了浸潤性肺結核，在家靜養期間，醫生建議她做一些呼吸器官的鍛煉，知道山口喜歡唱歌的柳芭便為她介紹了一位嫁給俄羅斯人的義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在這位歌唱家的正統訓練下，山口的歌唱水平不斷進步。在老師的鼓勵下，她還為老師做了一場墊場演出，也受到好評。
其時，偽滿洲國剛剛建立不久，日本當局為推行其「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的政策，欲在奉天的電台播出所謂「滿洲新歌曲」等一系列「國民歌謠」。但在物色專屬歌手時卻遇到了難處，因為他們首先需要的是一個能講中國話，又能識譜唱歌的中國少女，但為了能與電台的日本員工正常交流，她又需要懂日語，這在當時的狀況下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山口適時的出現對他們而言簡直就是及時雨。於是就在那場演出後不久，電台的人就找上門來了。父親讓山口學好中文的本意是想讓她做秘書或是翻譯官等一類正經工作，因此對於這件事並無多大興趣，倒是母親認為去電台錄歌也是「為國出力」，而且偶爾錄歌並不妨礙繼續讀書學習，所以同意了電台的請求。而唯一的問題，就是她的身份。
日方要求的是一個懂日語的中國少女，而她恰恰相反，是一個會中文的日本人，用她的本名山口淑子是肯定不行的，於是，最後以李際春給她起的「李香蘭」作了藝名。這件事雖未引起太大反響，但對山口來說卻是意義非常的，這是她第一次為當局所利用，亦是「李香蘭」這個名字首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更改變了她之後的整個人生。1934年，為了讓山口「見見世面」，父親便送她隻身一人前往北京留學。所謂「留學」，其實也只不過是從中國境內的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但由於奉天當時屬於「偽滿洲國」國土，因此對於從未出過遠門的山口來說，仍然是一次刺激而新奇的「異國之旅」。在北京，她寄住在父親北京時代的另一位好友，潘毓桂【註：1884～1916，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親日政客，日據時期曾任日偽天津特別市市長，抗戰後入獄。】的豪宅中。
與李際春一樣，潘也認了山口做乾女兒，並給她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潘淑華」，「淑」就是其原名山口淑子中的「淑」，而「華」字則是因為潘的幾個女兒名字中都帶「華」字。潘淑華成了山口擁有的第三個名字。北京期間，山口以潘家養女潘淑華的身份入讀了翊教女子中學，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這裡有別於日本控制下的奉天，當時抗日風潮高漲，她不可能以日本人的身份在學校里讀書。
為了不被察覺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為了能順利與周圍的同學好友交往，她開始有意識地努力去融入其偽造的中國人身份，甚至強迫自己改掉了如喜歡以笑對人、見人鞠躬等日本人習以為常的小習慣，以至於期末回老家時母親看了直搖頭，嘆其「不懂規矩了」。如果說當初為電台唱歌時，她只是簡單借用了一個中國人李香蘭的身份而已，那麼在北京讀書的經歷則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山口終於開始主動隱瞞其日本人身份而以中國人自居，這種行為其後隨著李香蘭的走紅而在整個戰時貫徹始終。
伴隨著此種行為而來的，則是對於雙重身份的糾結與焦慮，這是山口最大的痛苦。在校園裡，她對各種抗日集會避之不及，因為不知該如何應對立場問題。她在自傳中講到，有一次她受好友之邀去參加一個聚會，結果卻發現那又是一場聲討日本侵略者的集會。領頭者發問道：「日軍捏造了偽滿洲國，從東北在向這裡逼近。假如日軍越過北京城牆打進來了，大家都怎麼辦？」面對這個質問，學生們有的回答「去南京參加國民政府軍」，有的回答「去陝北參加共產黨的軍隊」，還有的要「加入游擊隊」，當輪到山口回答時，她一時不知所措，最後答道：「我會站在北京的城牆上。」
對她而言，日本是「祖國」，而中國則是「故國」，一方是祖國同胞，另一方則是深愛的故國友人，實在不知如何取捨，所以站在城牆上被任何一方打死或許是唯一合適的選擇。翊教女子中學的三年時光，某種意義上可算是山口為其接下來滿映女星生活的預演，兩者同樣是在極少數人知曉真實身份的情況下，在公眾視線內扮演中國人的角色，只是名字不同罷了。對山口而言，這三年確實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此之前她的生活是以日本人圈子為重心的，而進入中國人的學校後，則有了本質上的轉變。
她不能再僅僅是一個會講流利中國話的日本人，而必須全身心融入到中國人的身份中去，不斷磨練中文，模仿中國人的習慣，小心翼翼不使自己露出任何破綻……一個完美的中國人形象，是「李香蘭神話」得以建立起來的基礎，而這些基礎，就是在北京的學校里打下的。長年累月地扮演中國人，使得這種行為逐漸成為了山口不自主與無意識的行為，這種情況在其戰時演藝生涯的後期尤為明顯，她在自傳中記錄了影片《萬世流芳》一次記者招待會的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次記者會是在北京飯店內召開的，在經過一番圍繞影片狂轟濫炸的提問後，她被一個年輕記者叫住，質問道：「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要出演《白蘭之歌》（渡邊邦男，1939）、《支那之夜》等一系列日本電影。那些電影都是在侮辱中國。你是中國人吧？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出演呢？你作為中國人的尊嚴到哪兒去了呢？」面對這個嚴厲的問題，她腦中一片混亂，據其回憶，當時心中雖極想表明自己日本人的身份來解圍，但沉默許久脫口而出的回答卻是：「那時候二十歲都不到，還不懂事，犯了錯。我現在非常後悔，我在這裡向大家道歉，請大家原諒我。以後我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這番回答得到了眾人熱烈的掌聲，但對她而言無非就是一種無意識的表演罷了，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入戲太深」。
言歸正傳，山口被滿映羅致為演員，就是在其翊教女子中學畢業後不久。滿映成立於1937年，其目的在於「經由日本人之手，製作給中國人看的娛樂片」，以對抗當時在滿洲流行的上海出產的中國片，以及美國片。但日本人顯然太過自信，由於成立當初人員不齊，人才匱乏，因此拍出來的作品都質量欠佳，毫無市場。
滿映的轉機出現在成立後的第二年即1938年，日本電影界頗有手腕的製片人，原日活多摩川攝影所所長根岸寬一就任製作部長，他還帶來了手下幹將，另一位知名製片人牧野滿男【註：1909～1957，又名牧野光雄，電影製片人，是有「日本電影之父」之譽的牧野省三的第六個兒子。】擔任製作部次長，大刀闊斧改革，隨著此後由日本陸續引進大量職業電影人，滿映才逐漸走上正軌，而山口正是在牧野滿男入職滿映後不久被相中的。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由於前一年的幾部電影成績不佳，牧野便打算拍攝一部女主角唱歌較多的全新作品，但當時女演員尚在慢慢培養起來，更別說能唱歌的了，一時居然完全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一次偶然的機會，牧野在電台里聽到了李香蘭的「滿洲新歌曲」，他大為歡喜，立刻讓人去物色這個會唱歌的滿洲姑娘。滿映是通過山家亨與山口接觸的，這個山家亨是一個在中國做情報工作的日本人，不但中文流利，還是個中國通，與山口的父親也是好友，因此對山口知根知底。在對其家人曉以協助國策的「大義」，以及對本人的連哄帶騙後，山口最終以李香蘭的名義，出演了其在滿映的首部作品《蜜月快車》（上野真嗣，1938）。
由於滿映標榜著為中國人拍片，演員顯然都得是中國人，因此她以中國人的身份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而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首部作品便擔綱主演，也足可見滿映對其的器重，當然，她是日本人的真實身份無疑也是原因之一。據其回憶，她後來在滿映雖公開用的是李香蘭的中國身份，但享受的工資、住宿、伙食等待遇卻不是其他中國演員能比的，這讓她成了一個頗為特殊的存在。《蜜月快車》之後短短的一年時間內，李香蘭就不停歇地為滿映拍攝了《富貴春夢》（鈴木重吉，1939）、《冤魂復仇》（大谷俊夫，1939）、《東遊記》（大谷俊夫，1939）、《鐵血慧心》（山內英三，1939）這幾部影片，奠定了其滿映頭號女星的地位基礎，但此後她卻開始以滿映演員的身份進軍日本國內拍片，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大陸三部曲」，而滿映自主的影片卻幾乎不再參與了。《白蘭之歌》、《支那之夜》、《熱砂的誓言》（渡邊邦男，1940）這所謂的「大陸三部曲」，讓李香蘭這個名字與形象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熱潮。三部影片都是東寶公司製作，並且都由李香蘭與日本頂級男星長谷川一夫擔綱主演，在這些作品中，有一個固定的模式，那就是李香蘭飾演的中國少女戀上長谷川一夫飾演的日本男子。
對於山口本人的身份，非但她是日本人的事實要保密，連其李香蘭的身份都是經過修飾與杜撰的，在《白蘭之歌》時，李香蘭就被宣傳為「奉天市長的愛女，在北京出生長大，因為讀的是日本人的學校，所以日語非常流暢。她能說日、滿（洲）、支（那）三國語言，是個字如其人的能作為興亞代表的姑娘」。中國名門出身造成的神秘感足以勾起好奇心，而愛上日本男子的浪漫故事，以及在片中用日語所演唱的優美的歌曲，都極大地滿足了日本觀眾的優越感，一時趨之若騖。當時日本國內觀眾對李香蘭有多狂熱？一份當時的雜誌記錄了《支那之夜》在日本首映時的情況：「任何一家影院前都被連日連夜蜂擁而至的觀眾擠成了人山人海，街上騎自行車的小伙兒嘴裡哼的、餐館裡的唱機里放的，無不是影片那甜美的主題歌。」而第三部《熱砂的誓言》亦是盛況空前，影院依舊人滿為患，主題歌的唱片不但被一搶而空，甚至在當時戰爭背景下都能在排行榜上擊敗軍歌。為此，東寶的競爭對手鬆竹也頗為眼紅，不惜背上抄襲的嫌疑，緊接著便請李香蘭與其當家男星佐野周二拍攝了一部類似題材的《蘇州之夜》（野村浩將，1941）。在這一系列影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支那之夜》，而這部影片中最有代表性，也是被無數學者分析過的一個段落就是李香蘭扮演的中國少女桂蘭被日本船員長谷哲夫打的那場戲，桂蘭在被打後反而敞開心扉愛上了長谷。這個在當時日本人看來習以為常的段落在中國人眼裡卻是奇恥大辱：中國人在被日本人打了以後居然會捨棄抗日意識反而心生愛意，這實在是無法理解，也讓這部影片成為戰後對李香蘭漢奸指控的一大佐證。《支那之夜》這部體現日本人特有思維方式的影片，甚至也被當時的美軍拿來作為教材加以研究。據山口回憶，她在戰後遣返回日本後，有一次在川喜多長政家中遇上了一群年輕的美軍軍官，這些人開口就向她打招呼：「Hi, Miss Keiran（《支那之夜》中桂蘭的日文讀音）！」他們用流利的日語紛紛跟她說道：「那部電影我看過上百遍」、「你的台詞我全部都背得出哦！」。經詢問後她才知道，原來這些人都是畢業於耶魯、哈佛、哥倫比亞等知名大學的情報官員，日美開戰後他們就接受了日語特訓，在特訓中，為了解日本人的風俗習慣以及心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電影，而《支那之夜》就是教材之一。
在一系列「大陸電影」的轟炸後，標誌著山口在日本人氣達到最高峰的，則是發生於1941年2月的著名的「日劇七圈半事件」。這是為了紀念2月11日所謂的「紀元節」【註：日本根據《日本書紀》中神武天皇即位之日所定的紀念日，戰後該名稱被廢除，如今被叫做「建國紀念日」。】，她作為滿映派出的「日滿親善使節」，在東京日本劇場內舉辦為期一周的個人演唱會「唱歌的李香蘭」。
由於此前積累的人氣，在開演前一天的傍晚就已經有觀眾開始排隊，到中午開場時，瘋狂的觀眾已經把偌大的劇場圍了七圈半。劇場僅能容納一小部分人，但剩下的大部分人都不肯散去，甚至想走的也走不了，無數人擁至售票處，爭先恐後導致踩踏和鬥毆，最後引發騷亂，連汽車都被掀翻了幾輛，最後是出動了騎警和消防車，對群眾噴水才疏散掉的。這起事件事後被媒體批判為「觀眾的狂態污辱了佳節」，這其中固然有戰時日本群眾被娛樂管制的原因，但李香蘭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也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國內的情況則與日本不同，由於包括「大陸三部曲」在內的這一系列大陸電影，是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拍給日本觀眾看的，因此不乏辱華內容，在中國絕無受追捧之可能。實際情況是，這些影片的影響力基本僅限於日本與偽滿洲國，而真正讓李香蘭的名字傳遍中國全境的，則是《萬世流芳》這部作品。
《萬世流芳》這部影片是川喜多長政主持的上海中華電影公司與滿映合作拍攝的，但雖名義上是合作，滿映實際也就只派出了山口一個人以李香蘭的名義出演，另由岩崎昶陪同，順便處理一些事務，這些在本刊之前關於岩崎昶的文章中已經寫到過。《萬世流芳》是花了大陣仗的，由當時上海灘三位頂尖導演卜萬蒼、馬徐維邦與朱石麟聯合執導，主演也彙集了高占非、陳雲裳、袁美雲、王引等最紅的明星。
影片以林則徐禁煙為題材，在日本人看來，是響應了其「對抗英美」的口號，而在中國人看來，卻又能像《木蘭從軍》（卜萬蒼，1939）那樣，以「借古諷今」的形式解讀出抗日思想來，可謂是生存在夾縫中的上海影人與國際主義者川喜多長政智慧的結晶，因此雖是日本的國策電影，戰後亦成為禁片，但在當時卻紅遍了全中國。
李香蘭在片中飾演一個勸人戒鴉片的賣糖姑娘，她所唱的《賣糖歌》亦傳遍大江南北，拷貝甚至發到了延安和重慶，無論是親日還是抗日的陣營，對這部影片都印象深刻，全中國都認識了這個「北京出身的中國女演員」。據山口在自傳中回憶，戰後她以政客身份訪問北朝鮮時，金日成主動上前握手，並對她說道：「我在白頭山抗日游擊隊的時候看過很多你的照片和電影。人生不能僅僅只有戰鬥。享樂、聽音樂也是必要的。」
《萬世流芳》讓山口紅遍中國後，隨之而來的是對雙重身份更深的糾結。在前文中提到的那次遭到身份質疑的記者發布會後不久，不堪壓力的她在岩崎昶的鼓勵下，於1944年離開滿映移居上海，而當時她剛剛與滿映續約不久，是岩崎昶一句「約就是為了打破它而簽的」讓她下定了決心。
在滿映後期的生活中，岩崎昶對山口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個人物，她也承認自1942年以後主要的主演作品，都有岩崎昶「在旁指導」。包括《迎春花》（佐佐木康，1942）以及與《萬世流芳》同一年的《我的鶯》（島津保次郎，1943）等，甚至遠赴台灣拍攝的《莎勇之鐘》（清水宏，1943），都有岩崎昶參與其中。而如《我的鶯》中的國際主義態度，以及岩崎昶本身的左翼思想等都對山口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她最終脫離了滿映。
兩人此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戰後山口被遣返回國時，由於在東京的住處遭空襲已被毀，岩崎昶就曾邀請她住到自己家中，他甚至在院子里搭建了一個木板房，以存放山口被毀的家中剩下的財物，雖然山口最後回絕了他的好意，但岩崎昶的關心可見一斑。正是由於兩人的這層關係，以至於日後山口從政時，滿心期待她以社會黨身份出頭的岩崎昶對她自民黨的身份「略感失望」，這是後話了。
離開滿映去上海的山口自然投奔了川喜多長政，而川喜多手下的頭號製片人張善琨也已準備好了《嫦娥奔月》、《香妃》等拍片計劃，但由於其時已接近戰爭尾聲，張善琨後來突然離去，電影自然也就泡湯了。隨著戰局對日本越來越不利，原本留在上海的電影人紛紛逃去延安和重慶，拍電影已成為不可能的事，因此原本打算「在上海拍完兩部電影后公布日本人身份」的山口也陷入無所事事的狀態，在此背景下，川喜多等人發揮其長處，為她策划了一場李香蘭個人演唱會，那就是1945年5月在大光明大戲院公演的《夜來香幻想曲》。
這場演出的團隊可謂彙集了當時最頂尖的專業人士，為整場演出編曲的是日本作曲大師服部良一【註：1907～1993，著名作曲家、編曲家，日本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音樂家之一，去世後曾被追授國民榮譽獎。】，伴奏的是當時被譽為東方最一流水準的上海交響樂團，而擔任指揮的則是服部良一與陳歌辛【註：1914～1961，中國早期流行樂壇最傑出的代表之一，有「歌仙」之譽，代表作有《夜上海》等，其子為著名音樂家陳鋼。】。
連演三天的《夜來香幻想曲》在上海雖沒達到當年「日劇七圈半事件」那般程度，卻也算得上盛況空前，場場爆滿，票價炒到三倍，可謂是日本戰敗前夕上海最後的一次狂歡，多年以後，不少上海人仍然記憶猶新。至於山口，則到戰爭結束也始終沒有找到公開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機會，這讓她差點丟了性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舉國歡慶，山口淑子的日子就沒那麼好過了。由於在戰時一直以中國人李香蘭的公眾身份示人，又與日本人關係密切，拍攝過《支那之夜》等辱華影片，作為「日華親善」的形象代表，她與川島芳子【註：1906～1948，原名愛新覺羅·顯玗，又名金壁輝，清朝第十代肅親王的女兒，後被過繼給日本人川島浪速做養女，長期為日本做間諜，曾做過偽滿洲國「安國軍」總司令，戰後於1948年被槍斃。】、東京玫瑰【註：二戰時，日軍企圖以廣播進行心理戰，用女播音員對美軍發送英語廣播，企圖勾起美軍的鄉愁和厭戰情緒，這些女播音員被美軍稱之為「東京玫瑰」。】一樣受到了漢奸罪的指控，如果罪名屬實，是要被處決的。
而這時救了她性命的，正是之前提到的她生命中的貴人，俄羅斯姑娘柳芭。沒有柳芭，山口淑子不會成為那個明星李香蘭，而沒有柳芭，李香蘭亦沒可能有機會重新換回山口淑子的身份。事情的經過是這樣：遭到漢奸指控的山口被分配在一處收容所，與其他等待回國的日僑住在一起，其中就包括川喜多長政，但山口本人實際上是處於被軟禁的狀態，外面有衛兵專門看守。經過川喜多等人的商量，為了讓她能無罪獲釋，必須要證明她的日本人身份，而唯一能證明她身份的就是戶籍證明。當時的情況下，肯定是聯繫不上日本國內的，因此只能寄希望於她在北京的雙親，如果能從他們那裡拿到戶籍謄本，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當時他們最大的困難就是，作為戰敗國的公民，沒法在大陸自由行動，即便是川喜多也不能隨便飛北京，這個時候幫他們做這件事的就是柳芭。
由於柳芭是個布爾什維克，當時在蘇聯駐滬領館工作，以她的身份，可以比較方便地去北京辦事，在她的努力下，終於拿到了山口的戶籍謄本，最後得以在軍事法庭上證明山口的日本人身份而洗清了漢奸的嫌疑，允許歸國。由於這次審判是在比較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因此大多數人並不知情，而當時大報小報謠言紛飛，很多人都以為山口的漢奸罪名成立，早被槍決了。這也導致山口第一次上船回國時被認出後，還被不明真相的工作人員當場攔了下來，後來查閱審判記錄以後才了解情況，於是在1946年3月末，山口終於登上「雲仙丸」號輪船，踏上了返回祖國日本的旅程。她回憶當時情景道，船離岸時，廣播里正好播放著《夜來香》，聽著那熟悉的歌聲，她熱淚盈眶，內心久久不能平靜。
九死一生的經歷讓山口對「李香蘭」這個名字充滿了複雜的感情，決心與之一刀兩斷。在歸國船上應群眾請求開演唱會時，她就向大家吐露了心聲：「李香蘭已經死了。今後我要做回山口淑子。」而上岸後，她也對新聞記者發表了同樣的「引退聲明」，按她自己的說法，對於這份「引退聲明」，媒體興趣的重點並不在於「李香蘭聲明退齣電影界」，而是「李香蘭其實是日本人」，當時大部分日本人還相信李香蘭是中國人。儘管聲明不再染指電影，但畢竟要生活下去。在歸國當年的十月，山口在友人的建議下，在帝國劇場舉辦了一次個人演唱會，這次則是以真正「歌唱家」的身份。遺憾的是，演出的效果並不理想，媒體反響也不好。
次年，她又參演了同樣在帝劇上演的音樂劇《Kentucky Home》，在其中扮演森雅之的妻子，仍然不受好評。畢竟山口淑子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引起「日劇七圈半事件」的李香蘭了，而戰時的「大陸熱潮」也已煙消雲散。兩次失敗後，山口在東寶演劇部的邀請下，又挑戰起了舞台劇。她出演的首部舞台劇是改編自大文豪托爾斯泰原著的《復活》，東寶之所以會選擇這齣劇，是由於蘇聯方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而願意無償提供劇本。演出團隊包括瀧澤修、宇野重吉、森雅之等許多著名演員，山口在其中飾演卡秋莎一角。這次演出後，《朝日新聞》嘲笑她「唱歌失敗了，演戲倒還不錯，頗為諷刺」，但卻也堅定了她投身新劇界演戲的決心，之後便加入了瀧澤修等人創立的「民眾藝術劇場」（即後來的民藝劇團）。儘管山口一心遠離電影，但命運就是如此諷刺，很快她就以「新人山口淑子」的身份重回銀幕了。她的復出實在是情非得已，影片是由她隸屬的民眾藝術劇場與松竹公司簽約，加之她身上還背著供養全家的重擔。這部影片就是吉村公三郎導演的《我一生中最光輝的日子》（1948）。
影片仍由山口與森雅之演對手戲，而最令其受到關注的就是片中的吻戲。日本戰敗後，作為佔領者的美軍對日本電影最重要的政策就是禁止銀幕上出現對天皇的描寫，以及大力鼓勵拍吻戲，在此背景下，日本歷史上首部出現吻戲的電影是1946年佐佐木康的《二十歲的青春》，而《我一生中最光輝的日子》也是這股潮流下的產物。當時的日本雖被美軍強行打開風氣，但整體思想還是頗為保守的，山口與森雅之的這場吻戲拍攝時，除了導演等少數幾個人以外，禁止任何人進場，再加上她也沒有任何吻戲的經驗，最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拍成，最終影片在當年《電影旬報》十佳評選中位列第五。復出之作叫響，山口在接下來的兩年內出演了十來部影片，其中最為成功的是新東寶的《拂曉的逃脫》（谷口千吉，1950），這次與山口演對手戲的是英俊小生池部良，兩人的愛情戲頗有力度，山口賣力的演技也獲得了認同，被媒體稱讚為「作為日本女演員重生了」。影片獲得當年《電影旬報》十佳第三，在觀眾中也頗受歡迎，而且非止日本國內，有學者抽樣統計了台灣自1949年至1972年間最受本省人歡迎的日本電影，《拂曉的逃脫》也位列第四，在台灣人眼中，那個「李香蘭」唱歌仍然是抵擋不住的魅力。這種情況也發生在香港，但卻是以另一種形式，山口被邀請到香港參演影片。五十年代她為邵氏公司共拍攝了《天上人間》（王元龍，1954）、《金瓶梅》（王引，1955）、《一夜風流》（卜萬蒼，1957）與《神秘美人》（華克毅【註：華克毅實際上是日本導演若衫光夫在香港的化名。】，1957）這四部影片。香港人畢竟是商業為重，他們很清楚「李香蘭」這個名字的商業價值遠遠大於「山口淑子」，因此儘管我們可以想見山口應該並非情願，但她在這四部影片中的署名都是「李香蘭」——一個她極力想擺脫卻又始終揮之不去的名字。這些在香港拍攝的影片也是她在戰後僅有的署名李香蘭的幾部作品。
除了香港以外，山口在美國也以「Shirley Yamaguchi」的名字拍過《日本新娘》（Japanese War Bride，金·維多，1952）與《竹屋》（House of Bamboo，塞繆爾·富勒，1955）這兩部影片，而「Shirley」這個英文名字很明顯也是取自於「香蘭」兩字的諧音。山口最初去美國，是因為她與三船敏郎合演的黑澤明影片《醜聞》（1950）赴美宣傳，同時也留下時間去好萊塢參觀學習。此後有相當一段時間她是在美國與日本兩邊發展，不但拍電影，也演音樂劇，還促成了她的第一段短暫的婚姻。山口剛剛赴美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插曲。當時日本還處在美軍的佔領下，普通人並不能輕易出國，而她也是繼田中絹代後第二個赴美訪問的日本女演員。在抵達後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她到好萊塢想要學些什麼，她想到自己當初拍《我一生中最光輝的日子》時一幫子人對吻戲的不知所措，臨行前又有人囑咐她「在美國好好學習怎麼拍好接吻戲」，於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是來學習接吻的。」以美國人的性格，對這種看似玩笑的回答是最喜歡的，據山口回憶，第二天就有報紙競相報道，還有直接以「Kiss me please」為標題的新聞，讓她出盡風頭。而實際上，這個「任務」她似乎還完成得不錯，在美國的學習經歷確實讓她受益匪淺，頗有心得，還總結出了最重要的要點是「愛情戲最終必然要毫不害羞地接吻，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導演李翰祥在回憶錄《銀海千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中寫山口時提到一件趣事，他寫道：「李香蘭很念舊，所以到港拍的第一部片子，是王引（《萬世流芳》的男主角）導演的【註：這裡是李翰祥記憶有誤，據記錄，實際第一部應是王元龍導演的《天上人間》。】，第二部就是卜萬蒼（《萬世流芳》導演的《一夜風流》），男主角是趙雷，戲裡有一場男女主角熱吻的鏡頭，趙雷拍完之後跟我說：『哥哥，李香蘭可真行，拍接吻鏡頭前，我真有點不好意思，可是她自自然然，大大方方。我跟她嘴一親，她就把舌頭伸過來，像真的一樣，好傢夥，實告訴你吧，戲假情真，弄得我渾身不自在，老二差點沒由褲子縫中脫穎而出。』」李大導演雖然說話誇張愛車大炮，但這段話也確實說明了，在好萊塢打磨過的山口，其至情至性是性格扭扭捏捏的東方演員所不及的。
山口在美國的另一個重要收穫，就是此前提到過的第一段婚姻，雖然這段婚姻只維持了短短五年。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美籍日裔雕刻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藝術家，交友甚廣，山口也因此得益，結識了不少業界名人，其中交往最多的一位，就是喜劇大師卓別林。眾所周知，卓別林本來就是個日本通，有許多日本好友，晚年跟山口的來往尤其多，在卓別林因美國的排共運動遷往瑞士後，還曾邀請山口夫婦去家中做客，而卓別林去日本時，山口也曾陪同做過翻譯。正是基於這層特別的關係，山口至今還擔任著日本卓別林協會的名譽顧問一職。可惜的是，她與野口勇因工作的關係聚少離多，最後和平分手了。
1958年，山口終於正式宣布退齣電影界，之前她參演的最後一部作品，即引退紀念作，是山本嘉次郎導演的《東京的假日》。影界同仁給足了山口面子，在當時的頭號女明星原節子號召下，由三船敏郎與池部良牽頭，製作公司東寶的所有明星幾乎傾巢而出，全部無償出演，包括上原謙、小林桂樹、司葉子、八千草薰、寶田明等八十餘人的全明星陣容。很多人純粹就是為了賣山口的面子，如香川京子與淡路惠子演的巴士嚮導、森繁久彌演的餃子店大叔，有些甚至只是露個臉，連台詞都沒有，但他們仍舊樂此不疲，可見山口在圈內人緣之好。話說回來，那她又為什麼要退齣電影界呢？戰後她也曾一度宣布退出，後來還是重返影壇，這次又為什麼如此毅然決然呢？這是由於她的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二任丈夫大鷹弘是個外交官，對於他們的結合，本身已經有著許多異議與阻力了，再加上第一段婚姻時因只顧事業而勞燕分飛的教訓，終於讓她下定決心徹底離開電影界，專心做個好妻子。1958年4月，兩人在大鷹弘的駐地緬甸舉行了婚禮，而山口又多了一個名字：大鷹淑子，日後她重返中國大陸時，就是以大鷹淑子的名義。她訪華是以政客的身份，而她的從政也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一切，要追溯到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結婚十年後，山口於1969年接受富士電視台的邀請，擔任電視專題節目《3點的你》的聯合主持人。就職期間，她奔赴世界各地，跑過越南戰爭，去過巴勒斯坦，採訪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戰線（PFLP）的著名女劫機犯里拉·卡里德（Leila Khaled）、日本赤軍的女首領重信房子等許多著名政治人物。
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時，山口正擔任《3點的你》的主持人，是她在日本播報了雙方簽署《中日聯合聲明》的現場實況，據她回憶，看到畫面中田中角榮與周恩來舉杯相慶，她自己也「不知不覺間熱淚盈眶」。這件事情對她的意義是重大的，第一是讓她看到了將來重訪中國大陸的希望，畢竟自己身份特殊，第二則是從此和田中熟識起來，而田中是她日後走上從政路的關鍵人物。實際上，山口的政治資本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多得多，早在滿映當明星李香蘭的時代，當時就有一個名為「李香蘭保護會」的後援會組織，其會員都是響噹噹的軍界政界人物，如偽滿洲國總務長官星野直樹等等，而日後在安保時代當上日本首相，時任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的岸信介也在其中，這些不能不說對她都是有所幫助的。1974年，在田中手下的自民黨人的邀約下，山口下決心開始政治生涯，加入參議院全國區的競選，在沒有任何競選團隊輔佐的情況下，完全以個人魅力爭取選票並最終當選，田中角榮也為她高興不已，熱烈地教授她「從政心得」。1975年7月，在時隔了二十九年後，山口終於能以政客的身份，重新踏上中國大陸那片承載了她太多回憶的土地。當時她是以自民黨訪朝團成員的身份，在飛往平壤途中，在北京呆了一晚。當天晚上，她受到了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的熱情招待，但午夜時分，協會秘書長孫平化又帶了兩個人深夜造訪她所下榻的北京飯店，那次會面則讓她終身難忘。
孫的目光很嚴厲，他首先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總是說日本是父親之國，中國是母親之國。是指你的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中國人嗎？」山口解釋道：「不是的，我的雙親都是日本人。之所以說中國是母親之國，那是因為在我心中，中國是我出生成長的故鄉。」隨後，孫又事無巨細地詢問了許多山口從小時候一直到戰後歸國的事情，她也耐心地一個個回答，還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在戰爭中所犯的錯誤。她知道，「判我無罪的是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是要用自己的眼睛來對我做出判斷。雖然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審問，但我必須接受」。這件事情以後，中國的大門終於完全向她打開了。1978年，山口以「環境問題訪中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率團再次訪問中國，這次訪期有兩周，她終於能從容地再次感受一下故土了。訪問期間，她先後視察了北京、上海、哈爾濱等城市，當然，最令她激動的就是重回滿映——此時已是長春電影製片廠了。在那裡，她受到了昔日夥伴們的熱烈歡迎，當年的「金魚美人」李香蘭，與「古典美人」鄭曉君、「妖艷美人」白玫、「活潑美人」夏佩傑、「永遠青年」浦克、「喜劇青年」王啟民重新聚首，感慨良多。山口在廠里參觀了影片的拍攝以及長影樂團的排練，還與長影人員進行了座談，這是她此次訪華中最愉快的經歷。
1992年，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國家文化部邀請日本四季劇團的音樂劇《李香蘭》來華演出，該劇在中國大受歡迎，後來還在電視上轉播，山口雖因公務未能一同前往，但在電話中得知演出盛況時仍激動不已。當年秋天，結束了自己十八年政治生涯的山口便迫不及待地懷著謝意又來到了中國，這次，她是專程來找回憶的。她重訪了自己的北京老家，那裡當然已經物是人非了，但當她向附近的老人提起那熟悉的名字，哼起那熟悉的曲兒時，牙齒都已掉光的老人興奮地脫口而出：「啊呀，是李香蘭！」
※第一次見主角比史萊克還丑的動畫
※下個月的這部奇幻電影，將了卻我苦等八年的心愿
※非洲電影是一個無法被遺忘的版圖
※這部喜劇片是挺業餘，但它比《夏洛特煩惱》重要百倍
※終於知道了上海最大的影迷黑幫到底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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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本是中華兒女，卻成天下第一大漢奸，臨死前還大喊她是日本人
※都以為「漢奸」是日本人命名的，其實兩千年前就有這個「名字」
※此人出生在台灣，後來求學日本，最後死了大陸，還是一個大漢奸！
※她是雍正十四弟的後人，也是電影明星，抗戰時她幹掉了9名漢奸！
※3年前的今天，被誤以為是漢奸的日本人，上海灘歌后李香蘭去世
※鍾情於日本，當了五十多年漢奸，為了支持日本鬼子窮的一乾二淨
※明朝末年的天下第一漢奸，其實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後代
※上海灘最紅的大明星，大家以為她是大漢奸，其實她是日本人
※他是第一個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中國人，人稱儒將，至死不做漢奸
※他們三個人被國人咒罵了上百年，但實際上他們每一個都不是漢奸
※此人中國人，卻成第一大漢奸，臨死還大喊她是日本人
※這個人是日本漢奸，連續娶了兩任日本妻子，卻反成國民英雄
※此大軍閥在日本怒揍崗村寧次，晚年皈依佛門，日本人請他做漢奸，他回了一句話
※他是日本中將，卻被一個漢奸打了兩巴掌，後將其殺死
※此人曾娶了2個日本媳婦,做漢奸，晚年被罵卻從不反駁，顏面何在？
※抗戰時期，這個省的兵讓日本人都害怕，而且沒出過一個漢奸!
※做漢奸近六十年，受天皇接見，死前說的話令人氣憤
※孫中山臨終前念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人不是蔣介石，後來做了漢奸
※她是臭名昭著的女漢奸，被判死刑時說，我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