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湖廣填四川」

由湖廣地區向四川的人口遷移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較大規模的——分別發生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已發遷移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天災又有人禍。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人蜀，又可以分為四類：

1．紅巾軍農民大起義開始之後，湖北地區若干家資較豐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紛紛「避難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領大批湖北軍民人蜀。當朱元璋的軍隊攻佔湖北之時與之後，若干原來紅巾軍舊部或與紅巾軍有聯繫的人，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擊，也紛紛逃奔巴蜀境內的明氏」大夏」政權，求得保護。

3．朱元璋派湯和率大軍由湖北攻人巴蜀，派傅友德由陝西攻人巴蜀，以後駐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為了控制巴蜀局勢，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鑒於巴蜀地區人少地多，急待墾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鄰近巴蜀的湖廣移民入蜀，這是整個元末明初「湖廣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現存的很多家譜族譜中，都記載著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間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經歷。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I「湖廣填四川」的大致情況。

由於元末明初的「湖廣填四川」，人川的人民生活比較安定，經濟有一定的恢復，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經濟還未完全復甦，又進入了一個比宋元之際時期更長、情況更烈的戰亂時期，巴蜀人民遭到了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浩劫。對於這場浩劫的存在，古今均無異詞。但這場浩劫的原因，看法卻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書中，多認為這場浩劫是因為「張獻忠屠蜀」，或者說「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種意見認為，張獻忠農民軍在巴蜀與明軍作戰，與地主武裝作戰，以後又與清軍作戰。幾年的拚死戰鬥中，當然要殺人；為了鞏固新建的政權，鎮壓反抗者，當然也要殺人。但張獻忠在巴蜀活動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區長達80年的戰亂中只佔一個很短的時期，對於巴蜀地區人口銳減與生產殘破，張獻忠農民軍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學家大多持這種看法。

明末清初巴蜀地區人口銳減的原因，既有天災，又有人禍。

先說天災。在明代最後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災，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飢，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盡沒」（《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區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慶《江津縣誌》卷五）。這類記載，比比皆是。

所謂人禍，主要的不是指戰場上兩軍的殺傷，而是指在戰亂中對平民直接的屠殺和劫掠。早在明萬曆年間，就有土司楊應龍的叛亂，天啟、崇禎年間，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亂，當時「圍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稱沃野，已半沒於荒煙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後，李自成、張獻忠軍曾幾度人川，最後張獻忠在成都建國，農民軍要鎮壓「鄉紳」、「官員」和各種反抗者，明軍要鎮壓各地「喜於從賊者」，雙方拉鋸般作戰十幾年，也就是十幾年的糧荒。張獻忠摧毀了明代各級權力機構，但並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統治秩序。在張獻忠犧牲，農民軍退走雲貴之後，全省出現了十幾年的權力真空，呈現出空前的無序狀態，用當時人的記載，是「四方烏合之眾雲集成都，……互相吞併者指不勝屈。孑遺無幾之民復見斃於群氛，田園荒蕪，饑饉頻仍，父子流離而人相食」（同上）。張獻忠部退出的同時，清軍又進川來。清軍與殘餘明軍和抗清武裝的戰火尚未完全熄滅，吳三桂叛軍又與清軍在四川大戰，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後，巴蜀的戰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區就是這樣地經過了約80年的戰亂加天災，造成了人口的急劇下降，生產的極度荒殘。作為歷次戰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況尤為惡劣，原來的繁華城市竟有虎豹棲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撫不能進駐成都：而駐在川北的保寧（今閬中），順治十八年才人駐成都。至於有的縣城，則到康熙年間才修造縣衙。

面對四川人煙如此稀少，經濟如此殘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採取了若干相應的措施。一方面，將明代所設州縣大量裁撤合并，就以過去最繁榮的成都、重慶兩府為例，成都府裁撤了雙流、彭縣、崇寧、華陽；重慶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銅梁、定遠、武隆。這些縣，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陸續恢復。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儘可能從外省移民人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規模大，時間長（從順治末年開始，實際上結束於乾隆中葉，共約100年），官方措施具體。順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時，就宣布四川無主荒地聽憑墾種，永佔為業，免田賦5年，官府還設法支援耕牛種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人籍。以後又以種種措施鼓勵地方官招撫流民，州縣官凡安插300戶者，現任官提升一級，候補官授以實職。

在種種措施之下，清初從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陝西等省招來了大量移民，因為仍是以湖廣地區為主，所以一般都稱為「湖廣填四川」，這是繼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後，更大規模的「湖廣填四川」。為了組織移民人川，順治和康熙年間兩度在湖廣和四川地區只設_個總督，時稱川湖總督，先駐湖北荊州，後駐四川重慶。

清代初年的「湖廣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人川，這個數字很難估計。但從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於土著是毫無疑問的。如乾隆年間竇啟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說：「其民則鮮土著，率多湖廣、陝西、江西、廣東等處遷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賈，俗尚不同，情性亦異。」當然，各縣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縣又比其他地區為高，最高者可達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說：成都府；「百十秦、晉、楚、豫中，土著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覽．成都之成都人》說：「國初亂平，各省客民相率人川，插站地土，故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廣占其多數，陝西人次之。」以成都為例，清末《成都通覽》曾記錄「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廣佔25%，河南、山東5%，陝西10%，雲南、貴州15%，江西15%，安徽5%，江蘇、浙江10%，廣東、廣西10%，福建、山西、甘肅5%。

嘉慶年間，六對山人在《錦城竹枝詞》中描繪更為形象：「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從全省情況估計，外鄉移民約佔總人口的70%左右。

這樣多人從外省進入四川，大量墾殖荒地，促進經濟復甦，這是必然的。我們更要看到的是這樣多的「士、農、工、賈、胥、役之類」的外地人人蜀，必然將各地的生產技術、各地的先進文化帶人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糧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紅苕（即甘薯），就是那時從福建、廣東傳人的。嘉慶《資州志》卷八載：「（紅苕）瘠土沙土皆可種。先是資民自閩粵來者始嗜之，今則土人多種以備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經濟作物煙葉，也是清初傳人的。如川大圖書館藏《重修傅氏宗譜》載：江西瑞金人傅沐榮於雍正時遷入四川金堂，「廣種煙草，時蜀中未諳煙法，而滿蒙八旗弁兵所必須，故一時傅姓煙草重於錦城」。我們在本書中專門論述過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讚揚的三絕：川菜、川酒、川劇，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傳人的多種成分之後發展起來的，以上，就是巴蜀歷史上著名的「湖廣填四川」的大致情況。通過上面的論述，應當得出這樣的

「湖廣填四川」，是由於四川地區幾度人口銳減之後，從明代初年開始的，在清代初年達到高潮的大規模移民入川的一個歷史過程。其結果是使四川地區接納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總數超過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人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這種融合促進了四川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也使得四川地區清代以來經濟文化的復甦和發展更加具有兼容並蓄、匯納百川的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