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日記中大罵：桂系萬惡、萬惡！

[摘要]民變發生後，日寇大作宣傳。李宗仁為挽救惡劣處境，竟調集四個師的部隊前往鎮壓。何成浚於日記中感慨道：「軍隊不用於作戰，而用於屠殺民眾，此等事倭寇知之，真我國家民族莫大之恥辱也。」

文 | 諶旭彬

2015年出版之《陳誠日記》，對李宗仁所執掌之第五戰區，批評極多——陳誠曾主政湖北，第五戰區長官部亦坐鎮湖北老河口，雙方因兵役、糧政事務往來頻繁。據陳之日記，第五戰區當日之軍紀、民生，實在不堪已極。

1941年，陳誠評價桂系第五戰區：軍紀之廢弛，深為可怕

試以1942年第五戰區糧政風波為例。本年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災荒嚴重。第五戰區軍糧不足，遂向陳誠施壓——如9月13日白崇禧在軍事委員會作報告，稱「第五戰區無隔宿之糧。（糧政局無糧，只好發票與軍糧局，該局轉發兵站，兵站轉發部隊，部隊只好向人民要，軍民交困而壞紀律。）」軍政部次長錢大鈞則指責此事乃是「鄂主席陳辭修扣糧所致」。①

10月7日，蔣介石召見陳誠面談，囑咐其「對於鄂東與五戰區軍糧問題」，須親赴老河口與李宗仁相商。9日，陳向參政會報告湖北的災荒情形，希望中央能有所援助；但糧食部長徐堪表示中央亦無辦法，五戰區軍糧仍須全部由湖北省府負責。12日，陳再次面見蔣談五戰區的糧食問題，直言：「如顧及民眾死活，即無法滿足糧政當局及五戰區慾望。否則就只好不顧民眾死活了。」蔣被陳的言語激怒，平復情緒後亦只能無奈指示「對民眾不能姑息」。②

10月26日，陳啟程赴老河口。30日，於歇馬河中心小學內，聽取了五戰區兵站總監部直屬第一支部長羅志傑的報告。陳在日記中記下了報告的大致內容：

「一、該部每月由興山所雇之民夫須九百名，每十天換一次，全月須二千七百名，但如不能（如）期調換，亦有服役二十天者。二、每夫每日給費九角五分，發米二十兩，扣洋一角五分，並扣菜錢三毛，每夫每人僅得五角（查有僅四角者、有完全不發者）。三、每人服役一次至少須賠累三十元至五十元（查如有違背不當夫者，則行棍責或槍斃）。四、因服役而死者，今年已達千餘人，沿途雖婦孺均參加耕種，仍多荒蕪也。」③

報告中提及的壯丁死亡率，無疑是驚人的。故陳誠感嘆「此絕非長久之計，希望此次赴鄼有以解決之道」。但其實並沒有任何辦法。11月3日，陳抵達老河口，與李宗仁會面。4日，與五戰區長官部開會商討軍糧問題，五戰區之人「眾口一辭言系（征糧）方法問題，而非（糧食）有無問題。兵站總監謂：有槍不怕無糧。又有人謂：無糧可收錢，無錢可收地。」陳誠聞之駭然。五戰區眾人如此跋扈，陳毫無辦法。5日，召開鄂北行政會議，李宗仁在會上公開質問：為何1939年之前，軍隊多於今日，未發生糧荒；今日軍隊減少，反而無隔宿之糧？矛頭直指陳誠。陳未作任何辯解，勉勵了一番地方工作人員須重視征糧工作，即草草結束會議。④

11月8日，陳與五戰區各縣長談話，「得悉五戰區軍紀之廢弛，深為可怕，如八分校盜賣軍糧及走私情形、兵站總監之囤積居奇（在竹山私存稻穀一萬六千石）、五十四軍在各縣買田（隨縣一處一千餘畝）、抗不納糧還稅，以及其他搶派民糧與營私舞弊情形，可謂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尤以河口一處之妓女，竟達五千餘人，更足以證明長官部及各機關人員之行為矣。」⑤

陳的老河口之行，並沒有為負擔沉重的湖北民眾爭得喘息。1943年1月8日，陳在日記中寫道：「王冠吾局長而（由）鄂北回省，報告鄂北徵購糧食情形，人民有賣牛賣谷繳軍糧者，並有麥苗草葉者，五戰區此種迫民走絕路，實非抗戰前途之福也。」⑥稍後，蔣調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陳向蔣辭去六戰區長官和湖北省府主席之職，蔣面有難色，對陳言：「無論任何人對五戰區（皆）無法對付」。蔣、陳俱感無奈。

1943年1月，桂系大別山根據地被日軍攻破，安徽省府臨時所在地「立煌」亦被焚毀。陳誠在日記中憤怒寫道：「五戰區大別山失敗之原因，在幹部個個（班長以上）有錢，班長以上均有臨時家庭，該部前軍長張義純並有『只要敵人來五戰區，無不敗之理』之語，今已驗矣——桂系萬惡、萬惡！」⑦

圖：1943年，陳誠(左)與桂系領袖白崇禧合影

陳誠所言不虛，五戰區苛政終激起「天河口民變」

以上陳誠對李宗仁五戰區的觀感，並非虛言。桂系幹部之回憶，多有與陳誠一致者。如五戰區長官部調查室調查科長龐盛文（負責情報工作）承認，當時針對百姓供應軍糧問題，「（陳誠的立場是）一定要先顧民食；如不先顧民食，湖北3000萬百姓將無以聊生。陳意是待百姓有餘糧時再拿來撥充軍糧，李宗仁則認為當前是抗日時期，軍糧重於民食。……當時鄂北一帶糧荒嚴重，糧價大漲，軍隊缺糧就硬找老百姓要，百姓苦不堪言！」⑧

龐盛文還講述了兩個五戰區糧政敗壞的具體案例。其一是他親自參與調查的一起駭人聽聞的活埋士兵事件：「十補訓處駐白家灣的一個營。這個營的軍官把士兵關押在屋子裡，到開飯時還往士兵喝的稀湯里撒把砂子，使士兵連稀湯也難得喝飽。這個營的士兵一批一批地餓得倒地不起。軍官們就扒個坑，將餓死的士兵一埋了事。軍官們不僅吃了薪餉、空額，而且連士兵的埋葬費也揣進了腰包。」⑨這起活埋事件，李宗仁晚年在回憶錄中也有提及。不過，李很巧妙地把責任推給了「五戰區第十補充兵訓練處第二團團長何中明」，抨擊何中明因系「黃埔畢業生」而未被重慶軍法總監部判處死刑。⑩

其二是老河口軍糧庫庫長曾曙先盜賣軍糧老馬失蹄：「當時管軍糧的官員不怕打仗，最喜歡打仗，……他們盜賣軍糧，一遇上打仗，就把盜賣的軍糧往戰爭損失上一推，誰也查不出。一九四0年春，日軍發動春季攻勢，老河口軍糧庫的庫長曾曙先(廣西柳州人)聞風將倉庫軍糧銷售一空。誰知日軍……並未向老河口進攻。待到五戰區長官部從谷城石花街遷回老河口時，曾曙先的倉庫里已無一粒糧食可供軍用，引起輿論界大嘩，群情激憤。李宗仁無法，只有將曾曙先槍斃以安定人心（有人說槍斃的是個假的）。」（11）此事，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軍法執行監部督察官張壽齡的回憶也有提及，且據張的披露，曾曙先盜賣軍糧，乃是與李宗仁的警備司令部司令劉劍奇合謀，事發後劉搶先告發曾，得以全身而退。（12）

1944年的「天河口民變」，可謂五戰區民眾對桂軍之擾害與壓榨的一次總爆發。該年7月17日，數千民眾（一說數萬）攻擊了桂系設於隨縣天河口鎮的「鄂豫邊區游擊挺進總指揮部」，雙方戰鬥六小時，指揮部被搗毀，總指揮何章海被俘虜，「其餘官佐被殺甚多」。

對此事之緣由，李宗仁與隨縣參議會，雙方的說辭完全不同。李宗仁給軍委會的報告稱：「事變之起因，系由於原有之黃學會組織尚未根絕，當地股匪遂利用該組織並煽惑當地愚民乘機暴動叛變」；隨縣參議會則指出民變的起因是駐軍將民眾逼到沒有了活路：「豫鄂邊區挺進軍總指揮何章海在隨縣天河口、唐縣鎮、高城一帶縱兵向民間派征柴草、伙料、勒扣國幣，每斤五元或八元以上，並宰殺豬羊，割取菜麻，掠奪傢具，姦汙婦女，征夫運貨，公然走私。適值天氣亢旱，農民正車水灌田，乃復迫使壯丁逃避，以致禾苗無救，該地人民素有迷信團體，又迫於生計，遂聚眾與該指揮部抗拒。」（13）

湖北省府方面的說法，與隨縣參議會大致相同。軍委會軍法總監部執行總監何成浚8月份接到多份湖北省府官員的電報與信函，「均言隨北民變，系鄂豫邊區游擊隊郝某（何某）所部，勒索、強奪、姦汙、殘殺過甚，民眾於死中求生，鋌而走險所致，無他種原因。」「鄂北今夏百日無雨，又加以蝗蝻傷稼，秋收不及兩成，民眾既久苦駐軍之苛擾，尤迫於征糧之過多，遂致鋌而走險。」何憤然於「抗日時竟有此等不若禽獸之軍隊」，故特意致電李宗仁「請其秉公依法處理」。（14）

民變發生後，日寇大作宣傳。李宗仁為挽救惡劣處境，竟調集四個師的部隊前往鎮壓。何成浚聞訊，於日記中感慨道：「軍隊不用於作戰，而用於屠殺民眾，各地民眾自無一倖存者。此等事倭寇知之，友邦聞之，真我國家民族莫大之恥辱也。」何擔憂李宗仁為求脫身，會將民變的帽子扣在「異黨」頭上——「深恐匪軍方面，見民眾死傷太多，誑報中央，指民眾為受異黨或偽組織運動，冀免減其妄肆屠殺之罪」——故曾請求蔣介石下令將桂軍調開，「再派員前往查明肇禍原因」。但就在何請求蔣介石的同日，李宗仁已向軍委會報告稱「民變」乃共黨之陰謀。何在日記中廢然長嘆：「其手段之毒辣，果不出吾人所料。」（15）反倒是曾一度被民眾俘虜後又得以脫身的何章海，能夠坦然承認「民變」系當地民眾在「在秧苗枯槁、秋收無望的情況下」，與宗教組織「黃學會」相結合的產物。（16）

其實，「天河口民變」並不是第五戰區唯一的農民暴動，類似者頗多。比如，同年4月，湖北谷城縣農民也曾因不堪壓榨而起事，焚毀了當地三個鄉公所。1941年9月1日，陳誠曾密呈致蔣介石，指責「五戰區長官部幕僚及部隊不肖之徒，貪污成風，保運煙土，包庇賭娼，販賣仇貨，私營鹽糧，利之所在，無所不為。老河口囤積仇貨如山，強迫人民運銷，無不疲於奔命」，實乃「製造共黨之顯著者」，可謂中肯之論。（17）

圖：桂系領袖李宗仁

注釋

①徐永昌日記，1942年9月13日。②《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P342。③國史館，《陳誠日記》，1942年10月30日，P394。④《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P345。李宗仁對陳誠的的質問，亦曾質問過第五戰區糧食管理處處長黃宗儒，黃答覆李：「一因陳誠故意為難第五戰區。二因軍糧局派兵逐家搜糧，老百姓將糧食收藏。三因……」見：黃宗儒，《新桂系在鄂北與陳誠的矛盾》，收錄於《湖北文史資料》第40輯。⑤國史館，《陳誠日記》，1942年11月8日，P398-399。⑥國史館，《陳誠日記》，1943年1月8日，P408。⑦國史館，《陳誠日記》，1943年1月16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P411。⑧龐盛文，《陳誠和李宗仁之間的矛盾》，收錄於《湖北文史資料 總第31輯 陳誠史料專輯》。⑨龐盛文、楊學瑞，《有關五戰區軍糧問題》，收錄於《襄樊文史資料》第4輯。⑩《李宗仁回憶錄》，1988，P608-609。（11）龐盛文、楊學瑞，《有關五戰區軍糧問題》，收錄於《襄樊文史資料》第4輯。（12）張壽齡，《在李宗仁戎幕中的十年》，收錄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18》。（1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第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軍事詢問案及何應欽之答覆》，《民國檔案》1997年第3期。（14）（15）《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台）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P446-470。（16）何章海，《記天河口民變》，《隨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7）《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P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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