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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認識」:日本人遲遲不願正視歷史?

整理:李偉男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戰爭往往伴隨著歷史問題的對立而展開」,然而「歷史問題的對立」卻又不會隨著戰爭的結束自然消亡。戰後的遺留問題、複雜的國際局勢,以及歷史問題的政治化,使戰勝國和戰敗國在6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分歧。

1949年後的中國繼承了民國時期對抗戰的評價話語,長時間受到「革命史觀」的熏陶。而臨海的日本,關於這場戰爭的歷史認識隨著戰後思想的改變而不斷變換。這種歷史認識的差異成為中日兩國民眾頻頻產生誤解的主因。


丹尼爾·斯奈德在《走進日本》中談到:「日本的教科書中之所以沒有讚美戰爭的表述,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日本輸掉了戰爭』。還有一點,針對戰後的日本將如何解釋戰爭這一問題,日本的各種教科書尚未形成共識。」


近年來,日本教科書是怎樣書寫二戰歷史的問題始終是中日韓三國爭論不休的焦點。日本教科書究竟是怎樣書寫這段歷史的?日本人為什麼遲遲不願正視歷史?本期外刊掃描將試圖去探究隱藏在日本教科書中的國民歷史認識,以及這種歷史認識產生的根源。

「戰爭認識」:日本人遲遲不願正視歷史?


東京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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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的歷史記憶


整理自: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認識——太平洋戦爭を中心として」,《防衛研究所紀要》,2002年2月8日

作者:庄司潤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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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至今,已經過去了71年。親身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很多都已經去世,健在的人也都早早退出了主流舞台。現在的日本,是一個由戰後出生的人主導的時代。當人們開始回顧這場戰爭,才發現所知甚少,又往往爭議甚多。那些來自老一輩在戰場上、監獄中或是空襲時親身體驗的回憶,因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域差異極大。學院內對於二戰的認識來自歷史學家通過分析史料得出的關於「歷史認識」嚴謹的學問;學院外,普通大眾的歷史認識大都形成自教育、媒體以及家庭所塑造的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共識」。


這三種來源之間必然存在著不一致乃至矛盾的地方。個人回憶往往會被「共識」所淘汰,而受到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本身又大相徑庭。1995年,位於華盛頓的史密森尼博物館為紀念二戰結束五十周年,舉辦了一場關於原子彈爆炸的展覽。這一行為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討論。美國意圖將二戰後期為減少美軍傷亡而投放原子彈的行為正當化,並且在刻意塑造這樣的「共識」。這樣,那些認為當時並非一定要使用原子彈的人就不得不屈從於這種「共識」。然而在日本,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對於二戰的定義始終沒有形成長期一致的「共識」。本文作者以「太平洋戰爭」為例,來解釋戰後日本對於這場戰爭的歷史認識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戰爭結束後,日本關於「太平洋戰爭」的認識主要來自「東京審判」。即學者口中常常提到的「東京審判史觀」。在長期被美軍佔領的日本,「東京審判」的結果有著不言自明的權威。1931年的「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的行動被看做一部分「軍國主義者」「共同謀劃」的侵略戰爭。對於日本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戰勝國強行施加給戰敗國的歷史認識,因此一直深受本國保守派的詬病。「東京審判史觀」在聯合國總司令部民間情報部的主導下,從1945年底開始在各大報刊新聞中反覆出現。並示意出版了《太平洋戰爭史——從「奉天事變」到無條件投降》一書,將這種史觀進一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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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期間,「東京審判」話語首次遭到衝擊。1951年「舊金山和約」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簽署,使日本的戰後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日本逐漸走出戰敗國自卑的陰影。在美國的默許下,開始重新塑造自身在東亞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史觀」被引進日本。它認為真正引發戰爭的並不是所謂的部分「軍國主義者」,而是源於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內在矛盾,是在以天皇製為核心下各方勢力較量的結果。


因此,太平洋戰爭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戰爭,是殖民地長期被支配民族的解放戰爭。為此,歷史學會編纂了新的《太平洋戰爭史》(東洋經濟新報社、全五卷)。其中代表作是遠山茂樹主編的《昭和史》,受當時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對立的冷戰影響,這本書在提到「太平洋戰爭」是由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引發的同時,還強調日本大多數的國民都是受害者。


1955年後,日本在實現政治獨立、經濟復興的背景下,左右兩派都開始流露出對美國厭惡的情緒,這種情緒自然轉移到歷史認識上。保守派代表林房雄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宣揚太平洋戰爭是自佩里叩關以來致力於亞洲解放事業的日本最重要的戰爭,應該積極肯定。這一觀點成為保守派歷史觀的典型,被繼承下來。「美日安保條約」簽訂後,日本擺脫了長期對美的從屬地位。進步派認為必須克服美軍佔領時期實行的「偽民主化」,在反美基調下批判的色彩很重。對進步派思想轉變中起到決定作用的是越南戰爭,越南戰爭後,美國用來緊緊拴住日本的繩索終於鬆動。

次年,鶴見俊輔將『滿洲事變』、『中日戰爭』及『亞洲太平洋戰爭』三場戰爭統稱作「十五年戰爭」(實際上是13年零11個月)。這便是在日本廣為人知的「15年戰爭論」,將對以中國為主的亞洲戰爭視為侵略戰爭,譴責日本自身在亞洲犯下的種種暴行,質疑包括治安維持法在內的戰前及戰時的日本國家體制。將太平洋戰爭看成是以中國為核心反抗亞洲戰爭的罪魁禍首日本,最終亞洲人民取得勝利的戰爭。而戰後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是對戰爭反思不足的產物。將太平洋戰爭以及之後簽署的「日美安保條約」、自衛隊等戰後體制都作為批判的對象。太平洋戰爭中的日本犧牲者也不是什麼所謂的「英靈」,只是為這場侵略戰爭付出理應的代價。持這類觀點的代表作有本多勝一《中國之旅》(1972年),記錄了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的殘暴行為;森村誠一的《惡魔的飽食》(1981),記錄了日本對中國人民的傷害。

「戰爭認識」:日本人遲遲不願正視歷史?



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何英珍、周福菊,以及前日本律師聯合會會長土屋公獻、731部隊細菌戰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等在日本東京街頭參加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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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以後,隨著各國關於二戰的史料不斷被公開,史學研究方法也不斷被細化,日本本土出現了一些全新的視角。二戰結束到1970年代,先後發生了美國對越戰爭、中國文化大革命、蘇聯入侵阿富汗等重大政治事件,對日本人的歷史觀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美、蘇、中作為戰勝國在經歷這些政治事件後,曾經口中的「正義」在用在自身時便顯得曖昧不清。這一時期的日本,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紛爭逐漸被擱置,冷靜的「實證主義」研究初露頭角。


真正使「日本人的戰爭認識」這一問題「國際化」的是1982年的教科書事件。據當時日本媒體報道稱,在日本最新修訂的歷史教科書中,「侵略」被「進出」這樣的中性詞所取代。中國和韓國對這一行為進行了抗議,當時在日本對這種修正同樣存在批判的聲音。也正是在這一事件之後,歷史認識問題成為了時常引爆中日韓三國外交關係的火藥桶。


但是據考證,當時日本媒體的這一報道實為誤報,儘管如此,在台灣和韓國仍然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日運動。雖說這是一次因「烏龍」事件引發的民族主義爭端,但卻是當時中日韓三國潛在政治矛盾的一種集中爆發。


川島真在談到中日韓的歷史教科書問題中對此有著精闢的論述「被稱之為『背誦科目』的社會課,往往在考試結束後,其內容就會忘到九霄雲外。可是即便如此,教科書的記述依然備受關注,由於還受到教科書審定等制度的影響,因此其表述會被人看作是該國或該地區(公認)的『正確』認識。」

「戰爭認識」:日本人遲遲不願正視歷史?



韓國抗議日本教科書篡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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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內閣對於「停戰協議」的歷史認識在中曾根康弘內閣期間發生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轉變。再此之前,內閣往往會受到「遺族會」勢力的影響,而且這方面的認識往往還要牽涉到戰後家屬的補償問題,因此為規避麻煩,以往內閣從未明確提及過日本是「侵略」。1973年的田中角榮內閣期間,對外宣稱「對於日本在二戰期間是否是侵略的問題,要留給後世的史家們來評判。」採取了政治家慣用的打太極手法,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直到1982年,中曾根康弘任期內承認「國際上對於侵略的強烈批判是事實,政府應該對此有全面的認識。」1985年中曾根又進一步提到「太平洋戰爭、大東亞戰爭是錯誤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是日本戰後歷史上第一次官方層面承認「日中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在這之後的內閣也一直沒有明確否認「侵略」這一說法。


同樣,在1989年竹下登內閣期間,做了更為細緻的陳述「我們的國家在過去發動的那場戰爭,給領國和它的國民們造成了重大的傷害。這種侵略行徑是無法否認的。」但事實上,日本政客的言論往往會將當時的國內高層政治局勢作為參考,與黨爭和競選密切相關。因此他們言論的可靠程度往往備受質疑。比如,一慣被視為對華溫和派的田中角榮在1972年訪問北京期間,當提到二戰時只說是「給中國增添了麻煩」,這種回答很日式,也很微妙。1984年裕仁天皇在接見韓國總統金斗煥時,對日本對朝鮮半島長達36年的歷史僅表示「遺憾」,引起韓方不滿。1985年,中曾根康弘在任期內參拜靖國神社,等等。


日本戰後的歷史認識始終沒有一個定論,成為日本東北亞外交關係的長期困擾。一些人士希望國會能夠就戰後的歷史認識通過一個明確的決議,在統一對外口徑的同時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直到1995年,這一戰後遺留問題已經拖了50年,人們認為是時候該給出答案了。這一年,國會提出了「不戰決議」,


「本院在戰後50年之際,向全世界因這場戰爭而失去生命的人表達最誠摯的追悼。對世界近代史上諸殖民地的支配和侵略行為作出反思,對我國過去曾給別國民眾帶來的苦痛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將重新反思過去對於這場戰爭錯誤的歷史認識,謙虛地吸取歷史教訓,決心積极參与到國際社會的和平建設中。」


然而,這一決議在眾議院最終投票中,由於新進黨和共產黨的缺席,以及贊同黨派內部出現分裂,最終因贊同票數未過半而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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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會自然地將戰後的日本與德國進行比較。認為同樣作為戰敗國,德國與日本對於二戰的歷史認識,卻存在很大的不同。這是由很多因素導致的,各國對此也有著不完全相同的闡釋。日本學者在分析這一現象時,得出的結論是「德國對於納粹迫害猶太人的行徑產生了強烈的加害者意識。然而對於日本來說加害者的意識十分稀薄,而受害者的意識卻很強烈。」一方面源於太平洋戰爭的多面性。


日本人對美國的第一印象源於「佩里叩關」,自此以後,美國人曾「用強力打開日本國門」的印象逐漸根深蒂固。這讓日本人很容易的相信這場戰爭是日美雙方共同的責任。至於戰爭後期的蘇聯對日作戰,則被看做是蘇聯單方打破「日蘇中立條約」的表現。蘇聯對在滿洲的日軍進行了十分殘酷的打擊,戰爭結束後蘇軍將日本戰俘拘役在條件惡劣的西伯利亞,這些都強化了日本的被害者意識。而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爭則被看成是與其宗主國英國、荷蘭的紛爭,並非針對當地的居民。儘管日方承認「南京大屠殺」以及對朝鮮和台灣的殖民統治,卻認為這些都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無關。


1931年的滿洲事變、1937年的日中戰爭以及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在中國往往被看成一個整體來作評判。而在日本,它們之間的界限被明確、刻意地區分開來。1937年開始的日中戰爭被看成亞洲內部戰爭,在亞洲戰場上同歐美展開的是「人種戰爭」,與蘇聯則是「意識形態之爭」,除此之外還有「自存自衛」、「亞洲解放」等等各種各樣的解釋。在對日本本國國民的輿論調查中,認為「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的佔52%,認為「資源匱乏而不得已向他國採取軍事行動,為了生存而戰」的佔45%,認為「太平洋戰爭美日雙方都有責任」的佔56%。


日德之間存在著主體選擇的差異。日本認為,德國在納粹統治時期,當時的國民對政策決定的積極贊同和強烈支持不同,日本在發動戰爭時,大部分的國民在當時環境下只有順從,卻要承擔起戰爭時期不斷的空襲以及原子彈攻擊這樣的後果。普通的日本民眾無法接受,受害者意識油然而生。對於德國來說,納粹以及支持納粹上台的德國民眾理應承擔戰爭全責,而日本真正應該承擔責任的是舊日本軍,特別是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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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問題的「政治化」是中日韓之間始終無法解開心結的重要原因。無論是「不戰決議」還是「歷史教科書」問題,一旦涉及到憲法、防衛以及和平運動,都很難做到單純的學術探討。學院里的先生們批判「日本的憲法解釋總是受歷史認識的影響,一旦出現思想分歧,常常被國內的政治形勢所綁架,根本就不存在嚴謹的歷史意義上的探討。」


政治家們為了向國民灌輸「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提出要多宣揚日本歷史光榮積極的一面,對這種歷史污點要加以迴避甚至予以抹除,以為這樣就可以甩掉歷史包袱。原東京大學校長,歷史學者林健太郎對這種行為評價尖銳「與事實不符的觀點就必須要加以批判,連自己的錯誤都不能承認,那不是『自虐』,而是『自卑』。」


總而言之,冷靜、謙虛的認識歷史問題是十分必要的。無論結論多麼令人難以接受,都是日本當前這一代人的不得不去承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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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教科書中的太平洋戰爭


整理自: 「日本とアメリカの教科書では、太平洋戦爭をどう教えているか?」,《大統領》,2015年8月31日號


作者:東洋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大島京子

「戰爭認識」:日本人遲遲不願正視歷史?



圖解:美國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一種


2015年的夏天,迎來了二戰結束70周年,這一年人們對「太平洋戰爭」的關注日益升溫。曾經的交戰雙方——日本和美國,在美日全方位交好的今天,它們各自是怎樣評價這場戰爭的?這篇短文將以兩國的歷史教科書為線索,希望能找到答案。很多人在被問及有關「歷史」的問題時,往往會下意識地去想,這個問題在歷史教科書中是怎樣講的,任何國家都是如此。


教科書塑造了普通大眾最基本的歷史認識。教科書中所書寫的歷史,也往往被當做常識。在學校教育中,每每涉及到各自國家的「歷史」,同時也意味著他要肩負著傳達政治正確的重任。各國的歷史教科書分別記述了各自不同的「歷史觀」,若非親身處在全球商業和社交聚會中,面對不同文化的衝擊,否則自身很難會發現這一點。


將全美國訂購數量最多的「American Pageant」、「American Odyssey」與《詳說日本史》中對太平洋戰爭的描繪進行比較。


對於珍珠港事件,「American Pageant」的描述是:


……與中國陷入4年以上苦戰的戰爭發動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為美國強烈要求日方退出中國而感到失去面子。是繼續征服還是投降,他們最終選擇了繼續戰鬥……日本政府表現出想與華盛頓進行交涉的意圖,以此來延長備戰時間。1941年12月7日「黑暗星期天」的上午,從航空母艦飛來的日本戰鬥機在沒有發出警告的情況下襲擊了珍珠港。羅斯福在國會發言中強調,那一天是「永生難忘的恥辱之日」。日本的突襲取得了短暫的優勢……然而,也是這場突襲,激勵美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振奮、團結。


「American Odyssey」中寫道:


日本的總部隨後承認批准了山本五十六的襲擊美國領土的計劃……然而山本自身對於日本與美國進行長期戰爭並不樂觀。他預言到「對英美的戰爭在頭半年或一年會看起來勢如破竹,連連取勝。然而2年、3年、長時間之後,並不能保證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沒有任何警告,日本突如其來的戰鬥機的出現劃破了夏威夷澄澈的天空,死亡驟然而至……日軍擊毀了包括5艘戰列艦在內的艦艇共19艘,飛機188架。2300多美國人被殺。這是美軍史上受到外國軍隊打擊最嚴重的一場戰役。


日本教科書《詳說日本史》中是這樣描述的:


美國方面的建議……對我國做了最後通告,要求我軍撤退並恢復到滿洲事變之前的狀態。談判變得絕望。12月1日的御前會議上已經斷言對美的交涉不會成功,做出了對英美開戰的最終決定。12月8日,日本陸軍在英屬的馬來半島閃電登陸,海軍在夏威夷珍珠港進行突襲。日本發布向美、英宣戰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的一環——太平洋戰爭爆發。


對於「太平洋戰爭」,美國教科書中認為珍珠港事件是完全沒有預兆的,日本單方面背信棄義的行為;而在日本教科書中卻被看做是預期之內的事件。美國的想法是,日本對準的是英國佔領的馬來半島,以及美國佔領的菲律賓。


與羅列史實、枯燥無味的日本教科書不同,美國教科書通常會引用政治家的名言。為了營造歷史親歷感,也會出現大量的文學性描述。經調查發現,這種做法被廣泛用在全美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美國的教材通常都是A4紙大小,近1000頁的大部頭著作。大部分都只記述殖民地結束後的400年的歷史。與之相對,日本的標準高中日本史教科書《詳說日本史》(山川出版社)則是B5紙大小,只有440頁,從原始到現在的全部歷史都有涉及。


與日本相比,美國並沒有全國通用的課程大綱或教材授權制度。各教科書出版公司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編輯。為了讓更多的州和學區選擇自己公司出版的教科書,出版社都會選擇最大公約數的描述,選擇認可程度最高的說法。美國的教科書會在爭議性大的歷史事件上做出標記。為了在歷史教學中考察學生的批判和評價能力,方便師生對這一問題做討論。例如關於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會提示此篇文章記述的是沿襲政府官方立場的說法「出於早日結束戰爭的目的」。教科書中同時還會提供一些與此觀點尖銳對立的批判觀點作為討論的素材。


日本的教科書中一定會給出一個是非判斷,例如在這一問題上,日本教科書則強調這是非人道的行為,致使很多日本人都產生了許多美國人都贊成在日投原子彈行為的根深蒂固的印象。而美國人往往覺得,教科書承擔著促進國際社會的相互理解的職責。儘管存在著歷史認識的差異,但也存在著共通的部分。例如集中關注人權、和平等普世價值也是十分重要的。這是全球化時代歷史教育的重要視角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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