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淫辭小說」為何屢禁不止？

馮翊按|

在清代中國，「淫辭小說」、戲曲以及諸多談論「怪力亂神」的讀物，被歸諸於「禁書」行列。清廷三令五申，厲行查禁，試圖將百姓的精神生活打上主流意識形態、禮儀綱常的印跡，實現風俗、人心之淳。

然而事實上，這些禁令收效甚微，且不說官府本身孱弱的社會控制力很難使禁令得到全面而均勻的執行，即便是位居「精英」層的知識分子、士紳，也往往是朝廷「禁書」的創作者、「淫辭小說」的最大內容提供商。

以下這篇文章摘自學者張仲民近著《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中的一節，文章對清代禁書令以及成效做了較為詳細的梳理，指出，「那些官方和知識精英屢禁不止的讀物，因其淺顯、通俗、富於趣味和故事性，且貼合一般民眾的生活及期望，往往是庶民百姓樂意閱聽的；而他們所推崇的教化、訓令，因其繁雜、艱澀，且常常帶有強迫性質，往往讓老百姓心存芥蒂、漠不關心。」更接地氣的「淫辭小說」甚至發揮了正統手段難以達到的「教化」功能，這也是禁令難以發揮功效的原因之一。

原章節題為《前現代中國閱讀文化管窺》，大標題為編者所擬。

全文3000餘字，讀完約需3分鐘。

《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張仲民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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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代頒布的禁書之令為數甚夥，而清代尤甚。撇開政治層面的禁書不提，清代禁書令中有許多是針對小說、戲劇、唱詞等通俗文學的，其查禁這些通俗文學類書籍，往往指以「淫書小說」、「淫辭小說」等名稱，以其於風俗人心、社會秩序大大有礙——「誨淫誨盜」而禁之：

一切鄙俚之詞……大率不外乎草竊姦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鬥狠者，溺於邪慝，轉相慕效，糾伙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世道人心，大有關係。

這裡所謂的誨淫誨盜，多是統治者和士紳精英的強加之詞，便於為查禁行動尋找合法性。實際上，這些文類雖包含有不少情色、非聖無法成分，比如，許多農民造反便是直接襲用《水滸傳》等書中的口號與組織形式，從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到天地會、湖南瑤民起義，都是顯著例子。有的甚至連戰術、戰略亦效法《水滸傳》。例如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其埋伏攻襲咸效之」。但亦承載有很多正統社會推崇和宣揚的教化觀念，有嚴肅與正統的一面，情慾、暴力和教化在此是相輔相成、相互為用的。當然，其中的某些文類確實屬於露骨的色情之作，內容非常淫穢，儘管自序「十九以勸誡為借口」。

此處姑且不論其中所禁之書是否「誨淫誨盜」和是否當禁，類似禁令的屢次頒布與諸多論述的不斷生產，雖可表明朝野間對此問題的關注及警惕，但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更說明這類禁令與論述的實際效力或許並不大：「功令雖有嚴禁之條，而奉行者多以為具文。」即或有厲行禁令者，也收效甚微：「思夫淫辭邪說，禁之未嘗不嚴，而卒未能禁止者，蓋禁之於其售者之人，而未嘗禁之於其閱者之人——即使其能禁止於閱者之人，而未能禁止於閱者之人之心。」另一方面，自然也表明這類書的普及程度與影響力——「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此種現象絕非區區律法就能禁止，也非道德訓誡就能力挽狂瀾，特別是在私人刻書風行和商品經濟發達的明清時期。

然而，在大廈將傾、新學流行的清末社會，受到新學影響、力主文化改造的啟蒙人士——主要是一批政治立場不盡相同的新知識分子、趨新士紳、開明官員、新式軍人等，受到世變之亟的刺激，意識到「今日法固不能不變，變法根本，端在讀書」。在他們看來，中國士民久處於專制政治之下，風氣閉塞，眼光狹隘，不關心國事，不具備國家思想：「目未睹凌虐之狀，耳未聞失權之事，故習焉安焉，以為國之強弱，於己之榮辱無關，因視國事為不切身之務云爾」。且普遍迷信「怪力亂神」，「文明」程度非常低。

在此情況下，啟蒙者開始將大眾閱讀視為一個關係國家興亡的政治問題，19世紀第二共和時期，法國改革者和政府也發起了一場改造民眾閱讀的運動，不許各個地方圖書館收藏有爭議作者的作品及一些異端的政治著作，希望能將有害於統治秩序的出版品包括一些文學讀物，從大眾的閱讀品中剔除出去。決心採用啟蒙論述來規訓老百姓的閱讀文化，並借用西方這個象徵權威來背書，承續以往正統的禁書論述，憑藉新的思想資源及傳播媒介，發起一場旨在改造大眾閱讀、禁止他們閱聽「淫辭小說」的文化實踐。

在古代中國，信奉「正統知識觀」的官方和知識精英製造了大量關於閱讀、禁書、禁止「怪力亂神」的論述。在這些論述中，不少是針對下層百姓而言的，就是大量禁止他們閱讀某些通俗類文學書籍或閱聽戲曲，禁止他們迷信「怪力亂神」。其實，民眾接受「怪力亂神」與欣賞「淫辭小說」，未必一定走上同當權者和主流意識形態、禮儀綱常相對抗之路，經常不過是一種像游嘉年華一樣的遊樂觀賞行為而已。如時人之言：「社會不能無遊戲之事，以舒適其性情，故愚夫愚婦之入廟燒香，非必盡迷信神佛也。春秋暇日以從事游觀，亦人情之所不可無也。」遠不如稱之為「娛樂」和英雄崇拜準確。恰如之後有學者所言：

中國風俗之祀，與其謂之迷信，毋寧謂之娛樂。如清明端午活動……又中國祀神之俗，與其謂之迷信，毋寧謂之崇拜英雄，如關公廟、岳王廟等，遍於國中，其人則中國先民，其事則垂諸青史，並非三頭六臂、飛行絕跡之怪物也。

然而，在部分官方及正統人士那往往有妨礙社會穩定的認知與擔心，發布和推行禁令自然是應有之義，再飾以冠冕堂皇的說辭，其目的無非還是端正風俗人心、翼教衛道，維護專制王權的統治秩序與意識形態控制，預防這些文類惑世誣民，出現不樂見的後果。這些論述儘管大多是由官方或知識精英製造，不足為我們完全採信，但是，歷史上的下層民眾並沒有留下太多關於自己生活、閱讀、思想和信仰的記述——他們直接提供的證據太少。我們轉換視角，由這些官方論述出發，反其道而行，或亦能對前現代中國下層社會流行的閱讀文化及通俗文本有些許認識和體會。

實際上，那些官方和知識精英屢禁不止的讀物，因其淺顯、通俗、富於趣味和故事性，且貼合一般民眾的生活及期望，往往是庶民百姓樂意閱聽的；而他們所推崇的教化、訓令，因其繁雜、艱澀，且常常帶有強迫性質，往往讓老百姓心存芥蒂、漠不關心。中國歷史上下層民眾的閱讀習慣以及思想的生成固然同官方和知識精英的教化有關，但由於知識水平比較低，絕大多數人甚至不識字，日常的閱讀和娛樂興趣依然是稗官野史、聽大書、看戲劇等。

這些被視為「淫辭小說」的文類以生動、形象、扣人心弦的敘述和寓意宏大、褒貶明確、引人浮想聯翩的修辭，展現人們對於人情世故、天道自然、善惡禍福、社會秩序、忠孝節義、禮教綱常的認知（包括服從、暌隔或反抗），實際昭示了他們的生活經驗、精神生活、期望及其如何面對、看待他們所處的外在環境。儘管這些文類存在與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不太協調的成分，但它們本身亦承載著正統教化與道德訓誡：「內地各省城鄉彈唱稗官野史者流，如《三國志》、《說唐》、《說岳》之類，每逢鼓板登場，聽者塞座，驗其實效，雖事隔久遠，間涉荒唐，然無論婦孺皆知某也忠、某也奸，了如指掌。此習慣之可證者。」

上述的種種情況，均表明「淫辭小說」類讀物受歡迎的程度。故有人總結道：「下流社會中，雖不能讀經史等書，未有不能讀小說者；即有不讀小說，未有不知小說中著名之故事者。」進而言之，這些「淫辭小說」類讀物並非只有引車賣漿者流、婦女或孩童喜歡閱讀，即或是士大夫、達官貴人也分享這些文類和此種閱讀文化傳統，階級或財富並不構成阻隔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鴻溝，貌似大相徑庭的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其相通、相融處通過閱讀相同的「淫辭小說」亦表現出來。

約言之，一般大眾熱衷於接受和閱讀的毋寧是那些「怪力亂神」、「淫辭小說」，而非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教條，長期在這些通俗文類的耳濡目染下，一般人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

在19世紀末以前，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是在地的士大夫，他們都主張禁止老百姓讀這些「淫辭小說」，個別有遠見之人如錢湘，也認識到要找出如《蕩寇志》之類的替代讀物，才能達到不僅禁售者，亦並使閱者不取閱「誨淫誨盜」這類書的目的——「茲則並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嚴其禁耳。」

19世紀末之後，禁「誨淫誨盜」這類書的論述從中央到各級政府，乃至於士人階層，依舊有不少表達，出發點也與之前相同。甚至是當時的新學才子梁啟超，亦有相同認知：「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淫誨盜兩端。」在稍早的《變法通議·論幼學》一文中，梁亦曾說中國古代文人之文「誨淫誨盜，不出兩端。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非細故也」。不同的是，在梁啟超發表這類言論的時代，特別是由於庚子年義和團事件，許多士人迷信「怪力亂神」，認為洋人船堅炮利不足畏，拳民皆可以術破之，其結果眾所周知。

不過，禁書乃老生常談，大家早已領教多次、司空見慣。且從以往查禁效果來說，收效不大，經常會適得其反，在清末新式傳播媒體大量出現的情況下，還會招致輿論抨擊，倒等於給被禁的閱讀品做了廣告，愈禁愈增加其分量和銷量。禁止閱讀顯然不能正本清源，要想不讓大眾閱讀某些書，就必須預備相應的讀物代替，否則效果不會很大。解鈴還須繫鈴人，生產出合適的替代品，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這才是「不禁之禁」之道。「文本只有通過讀者才具有意義，且會隨讀者而變化。」沒有讀者的閱讀，新的文類生產再多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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