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萬功臣為何跟著胡惟庸，而反對朱元璋呢？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名誅殺了胡惟庸等人，前前後後在此案中被株連了3萬多人，時稱為「胡獄」。

我們暫先不論朱元璋有濫殺功臣之嫌，按照正常的邏輯推理，這幾萬人中不可能全是被冤枉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肯定是參與了「謀反」之事，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不太解釋的通，這些功臣宿將為何要追隨胡惟庸同朱元璋過不去呢？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四點

其一，朱元璋太過嚴苛。朱元璋對待功臣如同使喚家僕，稍有不滿就給予處罰。文臣做事如履薄冰，稍有作姦犯科，就有可能人頭落地。武將出生入死，如遇軍事失利或是偶有違紀行為，都會受到嚴厲處分，史料中關於朱元璋因小過懲罰將帥的例子不勝枚舉。

洪武十一年（1378年），李善長因救儀仗戶的事情哭求朱元璋，朱元璋動怒，竟派人把李善長抓到都察院衙門，後又派胡惟庸將他發落回家。李善長爺兒三個在前廳痛哭，李善長發狠道：「我做一個太師，要拿便拿。」幾天後胡惟庸親來探望，說道：「不是我來發落你，上位怎肯饒過你？」

上述記載均出自李善長家屬和家僕的供詞，反映了朱元璋對李善長利用加防範的態度，以及李善長抑鬱怨憤的心曲。其他功臣也有和李善長類似的感受，因此當胡惟庸在後面搞小動作的時候，才會有這麼多人袖手旁觀。

其二，功臣待遇太低，與他們心理期待相差很大。朱元璋對待功臣的態度是：可以給你虛高的頭銜，但是不能讓你掌權；立了功的，可以給你一次性重獎，但是不能給你產權。

從待遇上看，明初開國功勛和文臣武將的收入，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低的一個朝代。公爵的待遇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祿米，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三十五萬到六十萬人民幣；侯爵的待遇是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祿米，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十二到二十萬元人民幣。我們可以和宋朝進行一個對比。

宋初，太祖趙匡胤用節度使這個虛銜來安置功臣權貴，每年大約二百五十到三百萬人民幣，比明初高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年收入，大約是一千石祿米，加上一些賞賜，大約相當十到二十萬人民幣，而宋朝的宰相年薪高達二百萬元人民幣。

其三，朱元璋對功臣的防範使得後者失去權利。立國後，朱元璋以衛所製取代了武將的軍權，行政權交由聲名不著、羽翼不豐的汪廣洋、楊憲、胡惟庸等小人物掌管。在文臣和功臣中跨界的只有兩位：左丞相李善長是唯一一位即是文臣又是功臣的，右丞相徐達是唯一即是武將又是行政長官的。

洪武四年，朱元璋免除了李善長左丞相的職務，此後李善長淪為一個高級打工者，專辦一些瑣碎的臨時性工作，負責營建中都，並為各位功臣治宅第。其他功臣則是把他們高高掛起，給了許多高不可攀的頭銜，卻很少有實質性的權力。

其四，對分封的不滿。明朝建國後，朱元璋鑒於宋、元皇室孤危以致滅亡的教訓，決定建立封藩。朱元璋有兒子二十六人，長子朱標封為皇太子，第九子朱紀及幼子朱楠早亡，其餘諸皇子及從孫一人（朱文正之子）先後封為藩王，一共二十五個。

分封其實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行為，是朱元璋一貫用人唯親做法的最高表現，許多武將出生入死，最多不過一個公爵，徐達、常遇春也不過在死後才追封為二字王，且沒有任何領地，文臣不僅難以得到爵位，還要提著腦袋幹活。

而朱元璋的兒子天生下來就是一字王，還有廣闊的封地，可以舒服地坐享將士們打下的江山。親王的待遇是每年五萬石祿米，加上二萬五千貫鈔，每貫鈔可買一石米。公主和駙馬的待遇是每年兩千石祿米，當時全國1013個縣，正七品知縣，年收入為九十石祿米。

折算下來，每個藩王的待遇大約相當於十五個級別最高的開國元勛、五六十個宰相和差不多全國縣官的總收入。

大明江山是大家出生入死共同打下來的，當初許多人投身朱元璋手下都是奔著榮華富貴去的，當大業成功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所得與朱元璋比起來少的可憐，不僅僅沒當上老闆，而且還有繼續幹活，弄不好還要挨一頓處分，因而心懷不滿，他們對政變樂觀其成，屬於附從者。

也可以這麼說，朱元璋不管是從權利或是金錢上都沒有滿足這些功臣的需求，那麼假設胡惟庸要是當了皇帝，不用說肯定強過現在。所以很多人不反對甚至參與謀反也就說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