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贏下此戰役比三大戰役更驚心動魄，究竟哪一場

史海拾記

【筆記君簡述：新中國建立伊始，百事待舉，需要解決的財經問題很多，遇到的困難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儘快實現財經統一，制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恢復工農業生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的一項十分艱巨複雜的任務。毛主席在周恩來、陳雲等夥伴的協助下一個一個問題解決，實現了接下爛攤子，補成新籃子的】

1949年8月到10月，由於經濟發展需要，貨幣發行額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許多，而此時物資又明顯不足，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危險。

在毛主席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看來，遇到問題和困難是不可能照搬過去的經驗或引用外國的經驗的。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碰到了問題，才能拿出新的觀點和辦法，一件一件事來做。在農村和城市遇到的問題不一樣，解決辦法不一樣。東北中等城市的財經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財經工作又不一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經驗與中國的經驗也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而這些都是毛主席一貫提倡的，開國前後與私營工商業在市場物價方面的鬥爭，幾經反覆，鬥爭激烈，才穩定下來。

這場鬥爭，是關係人民幣的信用，關係城市上億人民的生活，關係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誰勝誰負的鬥爭，經過四波三穩四次較大的鬥爭，穩定物價才打下了基礎。最初，毛主席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都意識到必須同先穩住上海，才能進一步穩住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經濟決戰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場上的銀元鬥爭，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黃金、美鈔、銀元不許自由買賣，不許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價風潮，當時毛主席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意識到上海的漲價風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當時中財委組織糧食調度，到1950年底，國家掌握的糧食最高達17億斤，夠一年半的周轉，在米價風漲時，國家做統一拋售，打垮了大投機商，而對於紗布，一方面是組織從全國統購，另一方面用經濟手段迫使資本家拋售囤積的紗布，即在資本家大量用資金囤積紗布時，用稅收、公債、工人工資等來迫使資本家急需資金，而又不許國營企業和銀行向他們貸款，這樣資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紗布，並且只有以低價出售。

在此之後，毛主席和中財委的人又決定繼續增加紗布的控制量和定期存款量，又採取緊縮的財政、金融、稅收及勞動工資緊縮的辦法，以進一步穩定物價，到1952年物價基本穩定下來了。毛主席對這個事關全局的問題，予以了高度重視，他多次致電情況嚴重的華東局和中財委的負責人，作出了重大的判斷和英明的決策。在1949年7月21日，他即致電華東局說：上海問題須從農村、精簡、疏散三方面著手才能解決，要用大力進行蘇浙皖三省農村工作，獲得農民群眾的擁護，這是首先重要的，否則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難問題都不能徹底解決，其次是精兵減政，節省國家開支，這也是很重要的，你們現在即可以開始做，又其次是疏散，這需要有陳雲商量後提出一具體計劃交中央議訂。

依靠群眾爭取人民的支持這正是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關鍵，毛主席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設依靠人民，也為了人民，這是辯證的，不可分離的。同時毛主席在經濟工作也十分尊重陳雲等經濟領導的意見，遇到關係經濟全局的事以正確與否為客觀標準，共同為新中國的國民經濟調整和恢復做貢獻。

當時，中財委建立後召開的上海會議上曾提出四條主要的克服困難的辦法，即精簡節約；在新解放區抓緊征糧；發行公債2400億元；由中財委主持從各地調撥物資，保證上海之糧食、棉花、煤炭供應，穩住上海，恢復生產。

毛主席在8月14日即以中央名義致電陳雲要求陳雲就以下幾點加以說明：一、2400億元的用途；二、為什麼需要2400億之多，是否可以減少；三、估計城市工商業家對此項公債的態度將如何，是否會擁護，如不擁護是否有失敗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適當，為什麼是適當的；五、為什麼規定明年11月起還本付息，3年還清，期限是否太短，為什麼要如此規定，以上請答覆。

時隔三天8月17日，又以中央名義致電陳雲和華東局陳毅、饒漱石說，公債問題關係重大，請陳雲立即回來向中央報告，加以討論然後決定，同時，請饒陳試探民建方面資本家的意見，電告中央。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對政府尚存異議，因而中央決定推遲發行。9月7日，毛主席在華中財委9月5日給中財委的電報上批示說：陳雲同志，中央決定暫時不要發公債，為何華中決定10月初發行公債?請即去電制止，如華南東北有同樣情形，亦應去電制止。

新中國建立初期，黨內外在稅收問題上一度以為不與民爭利，要行仁政，因而稅收越少越好，許多地方都不敢收稅了，中財委以稅定全局考慮，認為不能靠通貨膨脹來發展經濟，必須還依靠稅收，雖然這樣負擔重了一點，但也就不會出現大的經濟波動了。1950年2月，中財委在呈黨中央、毛主席的報告里闡述了這一方針，報告中指出。現在問題的中心是，多收稅少發鈔票，還是少收稅多發鈔票?路子只有兩條，少收必得多發，想少發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發，此外便無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價穩，這辦不到，收稅和發鈔票這兩者比較，在可能限度內，多收一點稅，比多發鈔票，為害較小，這樣做，工商業負擔雖稍重，但物價平穩，對正常的工商業有好處。反之，物價波動大，任何人也不願拿出錢去經營工商業，資金都囤積在物資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勞動者也跟著沒活幹了。

1950年4月5日，毛主席又致電陳毅，同意陳毅等關於公債，稅收等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談到了解決公債稅收問題的方針和辦法，簡單說來，有以下幾點：一、做好解釋工作，對工作方式和稅目方面的毛病進行檢討並加以改進；二、說明續稅任務新老解放區和城鄉均在分擔，共同克服困難；三、召集財經各部人員開會，在不妨礙中央財政部部署的條件下，考慮一些必要鬆動和輔助的步驟，使上海工商業的維持獲得實際辦法，並對失業失學問題商討具體救助方法。

後來，毛主席又多次表示要妥慎處理稅收問題，力爭減少阻力，掌握主動權，並且肯定上海採取的有關方針是正確可行的。

這時候，由於中央縮緊銀根，不走通貨膨脹的路子，在平抑物價的鬥爭，一些資本家吃虧就較大了，毛主席也就多次詢問管財經的同志，工商業會不會有問題，要求掌握適度原則，否則過份打擊工商業，不能恢復生產，財政困難繼續，結果適得其反。

毛主席的這種擔心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是真正的戰略眼光。經濟問題是複雜的，往往要考慮許許多多的複雜因素。

新中國建立之初，平抑物價，穩定經濟這場戰役儘管看不見硝煙，但卻比三大戰役更驚心動魄，一旦處理不好結果會很糟糕，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整個民眾信心的缺失，毛主席充分信任陳雲等財經戰線上的同志，用他慧眼識人和深刻的洞察力、戰略眼光和過人的魄力贏下了這場戰役。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同全國人民一道克服了驚人的經濟困難，為國民經濟的恢復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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