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周易思想對當代中國人有什麼用？
文 |許倬雲
以義理之學的方向討論，世界的成敗興衰，確實值得我們警戒。《易經》呈現的總體形象，成功不會持久，失敗也有回頭的機會，當事人自己的作為，相當程度地決定了，未來成敗的方向。據說孔子晚年，對《易經》特別有興趣，他對《易經》的了解，似乎是在從成敗吉凶現象，提醒人間，有若干行為模式，是會引向好的結果，而另外一些行為模式，則是會招致失敗。
孔子在《繫辭傳》里說明文王興易之後，即從六十四卦中選出九卦，教人自修其德，以防憂患於未然。這九卦就是：天澤「履」，地山「謙」，地雷「復」，雷風「恆」，山澤「損」，風雷「益」，澤水「困」，水風「井」，以及隨風「巽」。
九卦的精義，孔子在《彖傳》《象傳》里各有解釋，《繫辭傳》又特別說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這一節，孔氏《正義》說： 「明九卦各與德為用也。」漢代的易家，象數之學頗盛，王弼以後，義理之學是儒家易學的主流。主要的方向，儒家以世間事物發展的方向，提醒大家，以謙讓謹慎面對勝利，以堅毅忍耐面對困境。
孔子像
道家以儒家易學，卻提出不同的想法，認為一切變化的原則，應當是思考的第一步，至於修德的「德」，尤其依據「德」而發展的行為模式，「禮」，終於只是 「道」的延伸而已。所以，老子《道德經》第38章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我有一位老朋友裴德愷，從《道德經》中，抽出十句名言，當做道家處世態度的形上學依據，和行為模式的指針。這十句話，排列如下：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2、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
3、治大國，若烹小鮮。
4、禍兮福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5、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6、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7、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9、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10、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其中第六、第七這兩句，正是《易經》取象自然的說明；第八句幾乎就是說明陰和陽二元，而又將二元結合成卦象的三線，然後以三線組織為六爻，表達代表萬物的種種卦象。至於其他各句，尤其第二、第四、第五和第九、第十，各句，相當具體地歸納了《易經》中，繫於成敗吉凶的應有態度。
老子像
我以為，老子對於《易經》代表的象數之學，轉變為義理的原則，較之儒家，似乎更為契合。老子「道德經」，道，應當是代表變動的原則，德，應當是各個變動因素的屬性，兩者相合，才有變動的現象和過程，這應當就是《易經》本身陳述的主體。我以為，老子的身份，據說是柱下史，也就是史官。本章前面曾經提到，《左傳》和《國語》有二十多條有關《易經》占卜的討論，那些參與討論者，幾乎都是祝、宗、卜、史一類人物。假如老子是史官，他也會熟悉於《易經》的占卜及其解釋。那麼，老子的《道德經》與《易經》的關係，似乎真有相當一致之處。
莊子是道家的另外一派，《莊子》一書的核心思想，可以齊物論和逍遙遊作為主體。他也注意到世界萬事、萬物變化不居的過程。可是，他的論證和老子很不一樣，老子著重在正反之間的辯證關係，所以柔弱勝剛強，而「無」在「有」之先。莊子從齊物論的立場，卻是以為一切變化之後，呈現的異相，雖然各有不同，若是從不同的角度觀察，許多不同的異相也就抹平了。所以，大鵬鳥展翅千里的快樂，和後院鳥雀跳躍樹枝的快樂都是一樣的。泰山高聳，和山下土丘，換個距離看，也都相差無幾，八百歲的椿樹，和朝生夕死的蕈類相比，若是從不同時間尺度來觀察，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同。
莊子創造了一批「畸人」，如《人間世》中的支離疏和《德充符》中的哀駘它、兀者王駘、叔山無趾……都是外形醜陋，而德性高尚的人物。例如「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很難理解是何種殘缺的病症。又如，哀駘它乃衛之「惡人」，「以惡駭天下」等，強調形與神之間的嚴重失衡。他以為：「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他所注意，乃是「道」與精神的相契，形貌就不是注意之列了。這一套說法，也是從齊物觀點的論述：至高至上的智慧，卻與醜陋的形象，可以合而為一。
莊子像
莊子也認為，智慧來自感官，感官本身卻有其局限之處。他的預言，「混沌」是最原始的狀態：《莊子·內篇·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因此，莊子認為，有了感官和智慧，反而失去原始的真相。莊子的說法，較之於老子，似乎更為虛無之論，反而將變化的現象，模糊於「齊物」了。
漢代道家另外一本經典《淮南子》，陳述了塞翁失馬的寓言：《淮南子·人間訓》:「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這一段故事，確實肯定了老子所謂「禍福相依」，又回到了《易經》陳述的方向。於是，中國的成語之中，就有「慶者在室，吊者在閭」，這種長存戒慎恐懼的心態，何嘗不是由《易經》直接引申的傳統。
從《易經》變化的系統論有關的發展，論儒家和老莊的區別：儒家的基本態度，是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高度的積極性；但是從《易經》的變化中，儒家也發覺，禍福相依的正反辯證。老子正是從正反辯證，肯定一個原則與屬性互相配合的變化。莊子卻距離《易經》的傳統比較遠了；容我借用當年胡適之所說的「差不多先生」，這個名稱，似乎頗可用來形容莊子的「齊物論」。在「差不多」原則下，正反辯證也變成模糊了，於是，戒慎恐懼的心態，也將無所著落。
到了今天，《易經》的傳統，還是滲透於民俗之中。台灣的廟宇，幾乎都有抽籤的設備。林衡道先生出自台灣首富板橋林家，可是並不如所謂貴公子享受繁華，他終生的學習興趣，是台灣的民俗。1960年代，他曾經帶著我，和幾位台大人類學系的朋友們，參觀台北市附近的廟宇。從這些廟宇的抽籤設備，可以看出其《易經》的傳統。雖然他們以擲茭，代替了筮卜，簽筒裡面的竹籤，則是號稱「諸葛八卦神數」；簽筒中的竹籤，基本上是六十四或者一百二十八條，分別代表六十四卦，或者六十四的倍數。（假如按照三百八十四爻之數，恐怕三百多條竹籤的簽筒，沉重無法搖動。）以簽筒搖出來的號碼，對照簽簿上的說明，或者釘在牆上的籤條，廟祝會為信者解釋，籤條的預言。
這些籤條上面的句子，已經不是《易經》的原句；然而，幾乎每一個竹籤，占卜出來的預言上，都會有禍福相依的觀念，會告訴啟示好運快來了，或者提醒要注意好運後面的厄運。這個傳統，深入人心，民間對於自己生涯的規劃，和心態的安頓，很受這一類籤條上預言的影響。《易經》的傳統，於是經過民俗的抽籤方式，深深地滲透於一般小民百姓精神的生活。
對於事物的發展，存有戒慎恐懼之心，乃是中國文化呈現的特殊現象，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而論，從宗教改革以後，假如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新教徒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彰顯神的恩寵，神的恩寵不是人能計算，因此，人只有不斷努力，積極進取，以求更輝煌的成果。這種一往直前的積極性，乃是三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不斷擴張和成長的主要動力。
寓居美國幾十年，我看見的常態：一家企業，辦得很成功，於是不斷擴張，擴張到極度，崩垮下來了。世界的強權，一個霸主接一個霸主，都是到了擴張的極限，崩垮下來了。西方積極進取之心，是強大的動力，可是，西方的精神，缺少了尋找問題根源，而只是處理已經發作的問題，往往不注意久以埋伏的病根、及時注意。
如上所說，中國人戒慎恐懼之心，反映於成語：千丈的長堤，有一個螞蟻窩，就可以造成潰壞。一座堂皇的建築物，會因為煙突上微小的縫隙，而失火焚毀。回到諸葛亮，他的一生「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這是看盡變化以後，才獲得的智慧：一切都在變化，沒有值得驚嚇之處。另一方面，「諸葛一生惟謹慎」，即是終生小心翼翼。「謹慎」二字，我曾經聽嚴靜波先生闡釋，「謹慎」是「謹小慎微」，也就是注意到事物轉變時，一個小小的變化，這就是「知幾」。真正能辦大事的人，能抓住變化的「幾」，可以趁機開展，也可以及時矯正。
諸葛亮像
這種理念，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公私人物，大概都可以看出；他們能辦大事，就是因為他們能注意到微小的變化。如此精神心態，可說是儒家與老子兩種思想的結合。也是《易經》提示的思考方向。一方面積極進取，一方面謹小慎微，兩者相合相配，反映了中國人，辦事業的一種內在的緊張。韋伯理論，認為基督教新教的教義，有一種內在的緊張；這一緊張心態，成為資本家終生奉獻於事業的動力。中國儒家從士大夫到庶民，其實也都有上述積極進取、謹小慎微的緊張。余英時先生在討論中國的商賈，也具有一種韋伯式的精神，他提出的理念，也就是這一類的內在緊張：也許可以說是自我的期許和自我的監督。中醫藥的重要商家同仁堂，有一副對聯，「合葯雖無人見，用心自有天知」，此處的「天知」其實就是自己良心的監督。
正因具備如此心態，一些中國老人家，常常在族訓、家訓中，對子孫有所訓示。我們家裡的祖訓：「富不癲狂，窮不失志。」先父將之修改：「得意時莫癲狂，失意時無喪志。」這就將貧富對立，解釋為「得意」和「失意」之間的平靜，也就符合了諸葛亮寧靜淡泊的期許。先母也曾經提起過，舅氏章家的家訓，「人做事，有三畏：畏天意、畏人言、畏良心」，對自己行為的監督者，就是自己的良心。
凡此戒慎恐懼之心，普遍地滲透於中國的精神生活。中國人做事，即使在積極進取的時候，由於這些戒心，往往要及時收斂。也許中國人的衝勁和動力，不如今日的西方文化，然而，中國人可以在自我監督的心態中，獲得一些寧靜和淡泊。當今中國已經深度西化，盼望我人仍舊保留常常反省戒懼的心態，則中國人在舉世惶惶之時，留得幾分清明的理性。
原標題：周易思想的當代意義
【作者簡介】
許倬雲|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著名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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