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肖子孫違背祖訓，變賣家裡寶貝，致使這件國寶差點流落海外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鑄青銅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出土於陝西岐山，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鼎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圓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飾環帶狀的重環紋，造型端莊穩重。鼎內銘文長達四百九十九字，記載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為國獻策之事，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其書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奇逸飛動，氣象渾穆，筆意圓勁茂雋，結體方長。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來。有古董商人聞名而來，以白銀300兩購得，但運鼎之際，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買賣沒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賄知縣，董治官被逮下獄，以私藏國寶治罪。此鼎最後運到縣府，被古董商人悄悄運走，張燕昌之子張石瓠曾巧見此鼎。後毛公鼎輾轉落入古董商蘇億年之手。

圖為：端方

咸豐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學家、收藏家陳介祺又從蘇億年之手購得，並賞給蘇億年1000兩，此鼎深藏於密室，鮮為人知。毛公鼎在陳介祺手上收藏了 30 年，他對其他收藏都樂於公諸於世，印成目錄，惟獨毛公鼎，深鎖密藏，秘不示人，僅請陳畯為其拓十餘紙，除自己考釋外，並分寄吳式芬、徐同柏、許瀚三人，請其考釋。由於當時清代法律言明凡秦漢以上文物，均應由宮中收儲，臣民不得私藏。但清末政治腐敗，此律雖不再被人重視，但仍應避諱。加之當時官場上爾虞我詐，陳介祺的父親身居顯位，陳介祺本身亦進士出身，在翰林院做編修，不得不小心翼翼，慎之又慎。不知這是否是陳介祺將毛公鼎視若珍寶，密不示人的原因，也許還帶點私心的因素。

光緒十年( 1884 年) ，陳介祺病故，並囑咐：寧失性命，不失寶鼎。毛公鼎作為遺產分給了次子陳厚滋，他也盡心儘力的繼續藏了20年，無奈後來不孝孫、陳厚滋的二兒子陳孝笙經商，不顧祖訓於 1910 年以萬兩紋銀將鼎賣給了有錢有勢的兩江總督端方。歸兩江總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被革命軍所殺。

民國期間端方後人因家道中落，將毛公鼎典押給天津俄國人開辦的華俄道盛銀行。英國記者辛浦森出美金5萬元向端家購買，端家嫌錢太少，不肯割愛。當時有愛國人士極力呼籲保護國寶，毛公鼎輾轉至當時擔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大收藏家、後來國學館館長葉恭綽手中，存入大陸銀行。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葉恭綽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帶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於葉恭綽是用假名買得毛公鼎，讓日本人無法查知它的下落。葉恭綽囑咐其侄葉公超有朝一日將鼎獻給國家。毛公鼎幾經易手，甚至差點被日本軍方奪走，所幸葉公超拚死保護，誓不承認知道寶鼎下落。1946年陳永仁將毛公鼎捐獻給政府，隔年由上海運至南京，收藏於中央博物館。1948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大量南京故宮博物院珍貴文物南遷至台北。

毛公鼎的銘文拓印版：

毛公鼎的銘文作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範之作，表現出上古書法的典型風範和一種理性的審美趨尚，體勢顯示出大篆書體高度成熟的結字風貌，瘦勁修長，不促不懈，儀態萬千。章法縱橫寬鬆疏朗，錯落有致順乎自然而無做作，呈現出一派天真爛漫的藝術意趣。通過《毛公鼎》文字書寫的完美布局，表現出西周晚期的文字書寫形成了具有純熟書寫技巧和表現手法的形式和規律。

毛公鼎銘文的筆法圓潤精嚴，線條渾凝拙樸，用筆以中鋒裹毫為主。在具體操作中應是逆鋒而入，抽掣而行，提筆中含，鋒在畫中而至於收筆;其收筆未必筆筆中鋒，只是輕按筆鋒停止即可，即所謂"平出之法"。因而在臨寫時應特別注意表現出線條的渾厚、拙重與雄強之氣。但在表現輕重變化筆意時，不可有故作顫抖之筆，否則難以體現其真意而毫無生氣可言。所以毛公鼎為後人提供了很好的臨摹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