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逝世，中國的女權革命

陳映真逝世：他的時代象徵意義比文學成就更重要

幾日前，台灣著名左翼作家、統派知識分子陳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歲。陳映真因高舉左翼統一旗幟、肯定大陸社會主義道路在1968年被捕入獄，遭受七年牢獄之災。出獄後在1985年創辦了在文壇影響深遠的左翼雜誌《人間》，開啟了台灣報告文學的先河。陳映真的逝世，轟動了國內知識界，不只是因為陳映真的文學成就，更因為他的時代象徵意義。

台灣著名左翼作家、統派知識分子陳映真。

出版了多本陳映真研究專著的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在其文章《兩岸與第三世界——陳映真的歷史視野》中強調，陳映真的小說是一部台灣的當代史，是小說家作為一個思想者和歷史與現實的深刻糾纏的展現。趙剛總結了陳映真的「台灣史觀」：台灣的歷史（尤其是近當代史）是中國歷史的有機部分，但同時，或因此，也是一獨特部分。

這一歷史觀包含兩部分，首先是他的基本立場：台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有機部分。隨著台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民粹本土化運動的快速展開所帶來的敵對於「中國」的「台灣認同」的形成，這一基本立場被高度污名化。與此同時，台灣主流知識界籠罩在一種「去歷史化的」歷史觀中。這種主流歷史觀在趙剛看來很大程度上來自原先對國民黨不誠實的「大中國歷史觀」的反動，但是卻走向了另一種極端——用一種合乎時代氛圍的情感、信念與價值取代歷史、置換現實。然而在主流知識界之外的批判知識分子雖然在「情感、信念與價值」層次上經常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批判者，但此種批判在趙剛看來與其所批判的對象共享同一種歷史視野與空間格局——其提問與回答總是在一個自覺足然「民族國家」的尺度內。這種歷史視野的狹隘與斷裂被趙剛稱作「方法論台獨」。而陳映真的基本立場「台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有機部分」繼而「中國歷史是區域以及人類歷史的一有機部分」，讓陳映真不僅超越了台灣當下的藍綠對立，甚至超越了國共兩黨的歷史敘事框架，而從一個更長、更寬的歷史之河中，直面當下。

陳映真歷史觀的第二部分是其基本立場的補語：台灣的歷史的獨特部分。相對於大陸曾自我指認的「第三世界」，陳映真不斷強調台灣屬於「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對陳映真而言，「台灣」「鄉土文學」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第三世界，一個是中國。台灣的新文學實在殖民地社會條件下形成的，其特性在第三世界內並無特殊性，而在不可切割的中國歷史脈絡中，則因其日常的殖民統治下的文學反抗實踐構成「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的特殊光芒。事實上，台灣的主流歷史意識從不包含「台灣屬於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歷史視野。原因在趙剛看來，首先是，台灣在全球冷戰架構下緊隨美國，將自己作為反共的「自由世界」忠實成員，冷戰時期美日的盟友關係又要求國民黨政權壓制台灣對日本殖民歷史的批判傳統。其二是，作為「少數的」、「外來的」統治者，國民黨政權對日本在台的殖民歷史高度禁忌與迴避。對殖民歷史的相關討論在今天扭曲地呈現出高度工具性與策略性，因反國民黨、反中的要求，把鐘擺擺到另一個極端：日本是一切台灣現代文明的源頭，而中國則是一切落後的淵藪。在這種二元對照的歷史敘述中，殖民地的苦悶與傷痕被遺忘了。右翼的台獨民粹主義如此理解或使用歷史，台灣社會裡的左翼批判知識圈，也是長期處在這個被歷史斷流的主流歷史意識之中。自1960年代始，陳映真不斷地大聲指出台灣社會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內傷與傷痕，但這些聲音大都落到了聾子的耳朵。

清華大學汪暉的汪暉教授在其《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中談及台灣的「統派」式微與陳映真。台灣「統派」先是從一種政治共識蛻變為一個政治派別；現在即使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它在台灣政治格局中已經連不成軍了。汪暉把「統派」分為廣狹二義：狹義而言，所謂「統派」就是在台灣島內主張祖國統一的政治力量；就廣義而言，「統派」是二十世紀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統治、追求中華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脈，與兩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國民族獨立與解放的人們聲氣相通。在這個意義上，「統派」雖然構成複雜，卻可以視為二十世紀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有機部分。在汪暉看來，時代的變遷使得固守冷戰時代的敵我定位已經不合時宜，統一戰線需要打破原有的階級邊界，形成新的政治。但這個打破邊界的過程如果不是基於對矛盾及其轉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機會主義的陷阱。這個陷阱也就是接受「歷史終結論」，放棄對新的社會道路的探尋。

1997年，汪暉在訪台期間見到陳映真，陳映真提及，他被邀請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宴會，與那些當年參與迫害他們的人同桌共飲，就像被拉郎配一樣。陳映真在台灣被「獨派」攻擊，被年輕一輩的左派疏離，甚至追隨者也在分崩離析。真正讓陳映真感到孤獨的，是他到了大陸以後發現他跟所有見到的大陸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作為左翼統派的代表，他的憤怒不僅產生於政治立場的隔膜更包含了一種對政治地基變動的感覺。陳映真對歷史變遷的敏感遠非他的大陸同行能夠理解。他看到這個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帶著憂患之心反思自己經歷的時代，而他的大陸同行卻歡天喜地。

王政新書：尋找國家中的婦女

密歇根大學教授王政近日在美國出版其用英語寫作的新書《尋找國家中的婦女：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革命（1949-1964）》，試圖將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女權主義者面貌一一還原。土逗公社共號經作者授權翻譯並發布該書序言的一部分，發布後引起不小反響。根據王政教授的序言，書中的故事對社會主義國家父權制的完全主宰這一假設提出了質疑。王政提出，在彌散的國家化過程中，需看到女權主義者博弈和介入。

《尋找國家中的婦女：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革命（1949-1964）》

王政從共產主義革命時期婦女的參與情況談起。第一批加入共產黨的婦女早在上世紀20年代，大部分是五四一代在城市受過教育的女權主義者，以及一些是活躍於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工廠女工。倖存者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擔任各種國家級公職。第二批女黨員主要由農村婦女組成。她們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共產黨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時加入了革命，倖存下來的一些農村游擊隊的婦女領袖取得了國家級領導地位。第三批是在抗日戰爭中加入共產黨，大多數受過教育的後來都在省、市級擔任公職，受教育較少的農村婦女則在縣級或以下擔任職務。第四批女黨員是在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時期加入共產黨的。這批婦女包括城市裡的年輕學生、工廠工人、專業人員，以及老根據地和新佔領區的農村婦女。其中的很多人後來都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地方政府以及城市區、街道，和村鎮的婦女聯合會中任職。王政從這些女黨員的回憶和對她們的採訪中看到，她們之所以願意冒生命危險從事革命活動，主要和她們在童年和成年以後受到的社會性別壓迫有關——有些人就是從包辦婚姻或虐待她們的丈夫、公婆手中逃出來。投入共產黨革命陣營，對她們來說是中國社會性別制度中唯一的庇護所。雖然不是每一位女黨員都一定是有意識的女權主義者，但在中國的社會性別制度內，她們都被共產黨的男女平等口號所吸引。不同於社會學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二分模式，王政提出，這些共產黨女革命者們的存在需要歷史學家們採取一種歷史的視角，這種視角不會機械地割裂共產黨在1949年前後的身份。

其次，王政介紹了這本書聚焦的國家女權主義者們努力的兩個領域：婦聯和電影工業——兩者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在「前電視」時代，在一個龐大而文盲率高的人口中，通過廣泛的體制性覆蓋，鞏固並拓展了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婦聯的雛形在1949年3月的「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中已經孕育，而在新中國成立的兩個月後，在北京召開了「亞洲婦女代表大會」，共23國家197名代表參加。這次活動不僅表明，國家女權主義者有意識地把新中國婦女運動和國際婦女運動結合起來；並且表明，婦聯對社會主義新國家建立國際聯繫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婦聯還主導頒布了1950年《婚姻法》，作為新中國通過的第一部法律，這部《婚姻法》保障了離婚的自由，旨在保護那些被賣給男人，或在婚姻中受到虐待的貧窮的農村婦女。在整合了政府不同層級、不同部門，包括電影和其他文化產業部門的支持後，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把《婚姻法》的頒布和執行轉化成了一場促進婦女平等權利和個人自由的群眾運動。對王政而言，探究中國國家女權主義的歷史也是一個對自己的偏見和誤解進行反思和批判的過程——和其同輩的受過教育的中國婦女們，並不了解婦聯做出的努力。婦聯組織的主要是城市中的家庭主婦和農村婦女，她們構成了共和國早期婦女中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的強大效應卻使「解放」了的受過教育的城市女青年看不起婦聯，因為婦聯和那些「落後」的圄於家務的家庭婦女聯繫在一起。

充滿女權主義思想的社會主義電影生產，也是王政關注的領域。她的問題是：在這些以革命女英雄為中心、社會性別再現與傳統好萊塢模式截然不同的影像生產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王政的歷史研究質疑了將傳統電影研究的方法論和概念直接挪用到社會主義電影上的妥當性。她認為把研究者在特定地域和政治時刻形成的價值觀和美學標準投射到其他時空中的視覺文本上，卻無歷史研究方法——這是中國後社會主義電影批評和國外電影研究中常見的現象——實際是抹殺了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者文化改造的歷史功勞。社會主義電影生產是一種公開承認的以藝術為形式的政治行為，它和當時的政治緊密連接在一起，其中各種複雜的勢力也都展開緊張的角力。雖然最終的作品明顯成了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銀幕背後的故事卻從來沒有為觀眾或學者所見。王政認為要理解作品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意義，需理清這個模糊的歷史過程並理解社會主義中國的複雜性。王政認為，只有一種語境化的歷史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將重要的歷史主體和行動從盤根錯節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梳理出來。女權主義研究者在保持對男權的批判立場的同時，不抹殺女權主義革命者的歷史貢獻；在譴責那些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巨大錯誤和罪行時，才能夠避免對革命理想進行妖魔化——包括女權主義革命者對社會性別、階級平等的願景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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