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一個國家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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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加]卜正民 譯｜王興亮等

摘編自《哈佛中國史》，中信出版社出版

秦國對其鄰國的征伐以及帝國的統一，都建立在商鞅變法的基礎之上。商鞅由魏入秦，成為秦國的重臣。

從公元前359年開始，他在秦國的軍事和民生方面進行了徹底的、激進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最早肇始於齊國和晉國及其繼承者。

周朝同姓諸侯之間的戰爭帶來的是王權的衰落和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的遷都洛陽。這給齊國和晉國增加了壓力，促使他們擴充了軍隊規模。這些諸侯國把周代貴族及其後人承擔的軍事義務逐漸擴大到了整個都城的人民，而後又延伸到部分特定的農村人口。

商鞅的變法沿襲並加強了這些做法，秦的農民若在軍隊服役，則會獎勵土地，這些土地可以為他們個人家庭所擁有和使用，並以此為基礎向國家上繳賦稅。但是，懲罰措施和激勵措施同樣嚴厲。

變法的措施及影響

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現的數量多達上千的秦代竹簡為研究戰國晚期的秦國提供了大量寶貴資料。但這些資料並沒有改變我們對商鞅變法概況的了解，如同公元前1世紀早期司馬遷的《史記》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二十等爵制）；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

印在灌溉渠方磚上的豐收場景，農田四周栽滿了桑樹

包括以上這些在內的改革措施極大地改變了秦國的軍事和其他很多方面的狀況。

第一，它們使擴大軍隊規模成為可能。

從公元前第6個世紀中期開始，軍隊就逐漸主要由步兵構成。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長江下游地區的吳國和越國在他們向北擴張的過程中，把對步兵的倚重帶到黃河流域。

在引進步兵和商鞅變法的這兩個世紀里，大量由農民組成的步兵部隊在公元前4世紀增加了騎兵軍隊，取代了貴族駕馭的戰車部隊。

和貴族的車騎相比，步卒必須具備的軍事技能更少，裝備也更便宜。另外，把服役對象擴大到了農村，軍隊也就有了新的人力補充來源，國家和貴族就能夠迅速組織步兵，挫敗敵軍老舊的戰車部隊。

秦始皇兵馬俑，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

最後，技術革新——弩的發明，鱗狀的盔甲（由一排排的皮革片縫製而成，有時會塗漆）的發展，鑄劍術的提高和傳播（也是從吳國和越國引進的），以及鐵兵器的更廣泛使用使得步兵成為一支真正不可戰勝的武裝。

在群雄爭霸的時代，發展壯大了步兵、配備了新式武器的諸侯國，能夠迅速吞併沒能在這方面進行變革的對手。

公元前7世紀，一支普通軍隊通常不超過1萬名士兵，即使到了公元前6世紀晚期，一支規模擴充的軍隊也不會超過5萬名士兵。

然而到了戰國時期，一支軍隊的士兵人數可能有10萬之眾，最龐大的軍隊則多達60萬人。儘管大多數上戰場的軍隊大概只有1萬名士兵，軍隊人數的擴充仍然是相當大的。

因此，任何希望存續的諸侯國都有必要在更大的範圍內徵召士兵。但只有當諸侯國設法把兵役制擴大到更下層的民眾和更廣泛的鄉村地區時，這一點才能實現。

商鞅變法所帶來的第二個變化是城邦——這個戰國之前具有統治地位的政治機構，後來在強大的敵人面前變得過時了。

戰敗的城邦被征服者納入版圖，又重新把土地分配給它自己的人民，以此換取他們承擔兵役和繳納賦稅。以前僅靠征伐獲得土地，現在通過開墾森林或者興修水利的方式也能獲得可耕種的土地。

隨著城邦的消逝，建立在舊的城市基礎上的貴族們失去了其在城邦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與他們在軍隊失去地位一樣。取貴族而代之的，是唯一的專制統治者。他的幕僚統計農戶，發動他們為國家服務，並且收取賦稅，來支持統治者的軍事抱負。

第三，商鞅的政策為國民建立了一套以兵役為基礎的統一的管理制度。

他的五人為伍的做法，促使法律能在他們自己的組織範圍內得以實施，也保證了他們在戰場上的良好表現。通過加強系統化的等級制度在全民中的影響，這種與軍事相關的社會等級觀念加強了。

其他的諸侯國也儘力在做，但沒有國家能做得和秦國一樣成體系。任何能夠在戰爭上殺死敵人或者因指揮有方而取得勝利、獲得軍功的人，都能拜官受爵，在20個等級中獲得相應的爵位。

依靠所獲的爵位，人們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宅院和奴隸作為獎勵。如果以後違反了國家法律，爵位還可以用來贖罪，或者為犯罪的親屬減輕罪名。

爵位不能夠世襲，但如果一個人在戰場上英勇戰死，那麼他的後人可以獲得他應得的爵位。這種軍功等爵制度幾乎是秦國社會榮耀和名譽的唯一衡量標準。所有的社會等級都直接反映了他們的戰場表現，即便是宗室貴族，也需憑藉軍功來保有其社會精英的地位。

致力于軍事征服的社會

在商鞅的改革下，秦把以往稱為「縣」的軍事區域變成了地方政府的基礎。「縣」這個字最早是指城市城牆外四周的區域，由農民和隸屬貴族的奴隸居住。

然而，到了春秋末期，這些「縣」變成了在農民中徵募士兵的主要來源地，宗室貴族和諸侯國開始意識到它的戰略重要性。最後，整個秦國被分成「縣」和「郡」（最初「郡」隸屬於「縣」），由此，普遍兵役制就變成了國家整個管理機制的根本。

商鞅的最後一個主要變革是建立了一個道路網，在農田四周圍出矩形的網格，並把農村分割為一塊塊相同面積的土地。根據有關歷史記載，這種網格覆蓋了整個秦帝國。

大部分北方地區，尤其是秦國和晉國地區，道路構成了一個從北向南、從東向西的極為驚人的直線分布。如果沒有國家的干預和介入，不可能表現出如此大規模的規整性。

把農村規整為統一的街區與秦國的軍事和國家控制系統是有機地連為一體的。商鞅認為，農業是所有財富的根本，理想的國家是由詳細的法律條文指導下的小規模農民組成的。

每家都分到夠單個成年家庭成員耕種的土地。通過這樣的土地分配方式，國家能夠使土地得到最大面積的開發耕種，也能最大限度地獲得為國家服兵役和納稅的成年男子。

由於那些得到二十等爵制中高爵位的人能夠獲得額外的土地和奴隸，這種系統化的土地分配方式就為獎勵的標準化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單位。

在商鞅看來，像商人或手工業者這些不從事農業的人，都是危險的寄生蟲，他們要分開登記在冊。國家有時候要求他們在國家工程中提供勞役，或者在邊防要塞中服兵役。

通過這些方式，商鞅變法摧毀了周朝形成的城市與鄉村的社會和制度障礙。他把整個農村分成了矩形的方格，全國人口以軍事單位劃分，國家管理以軍事地區劃分，由此，他把全國人口的個人財產與軍功或者農耕聯繫在一起。

這種對軍事和秩序的認同，以及發動整個社會致力于軍事征服，是戰國時代的顯著特徵，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帝國建立的基礎。

商鞅變法徹底終結了周朝的禮制社會，也終結了半獨立城邦中的血緣家族，這些家族依靠手中的武裝和宗教崇拜力量，從所控制的農村抽取生存物資。

農民村落作為一種財政組織的單位，伴隨貴族宗室一同消失了。所有的武裝力量，以及服役和貢賦，現在都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

在商鞅新法的重新調整之下，秦國——以往歷史記敘中只關注於中心地域的邊緣政權——戲劇性地進入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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