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像一塊被歸還的移動硬碟，卻不甘被格式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國投降。9月1日，第一批國民政府人員（3人）乘美軍飛機抵台。中國政府開始了對台灣的正式接收。

橫地剛在《南天之虹·後記》里指出「台灣的近現代史並不單純是台灣的歷史。它包含了中國近現代史以及中日關係史中最尖銳的矛盾」。在1945年這個節點上，台灣像一塊被歸還的移動硬碟，雖然領還者不是將其出讓的舊主人，但當前的問題是：怎樣格式化這塊硬碟，讓它能繼續發揮作用？

國民政府定的調子是「台灣奴化說」。當新劇家歐陽予倩帶著新中國劇社去台表演前，有官員告訴他：「台灣沒有文化，你們是去給他們啟蒙的。」

如果你看過日治時代的宣傳片《南進台灣》，你會看到日本殖民者的言說策略：「台灣被清朝政府當成化外荒地，台灣的居民被當成化外之民，但改隸之後，日本政府致力同化訓育為帝國臣民，成效卓著。」這與光復後國民政府的言說策略，正好構成一種逆反。

問題是，大陸方面並非鐵板一塊地來爭奪台灣的文化統治權，秉持五四精神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如許壽裳、歐陽予倩，還有本書的主人公黃榮燦。他們千里迢迢，來到非親非故的台灣，用意在於傳播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幫助台灣的新生。

更大的問題是，台灣並不是一塊無知無覺的硬碟。台灣本土的居民，尤其是敏感的青年，對於光復之後的統治政策，對於官方對台灣的定位，對於台灣文化將來的發展，也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們抗拒將台灣的從前定義為「沒有文化」「奴化教育」，他們對於爭取民主、反抗壓迫的新文化，天然有著親和感。其代表人物是楊逵。

在這種犬牙交錯的政治文化格局中，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成為台灣歷史上永遠的傷口。

二·二八事件

這一事件呈現出的，有政府與民眾的衝突，有台灣人與外省人的地域之爭，有日治時期遺留問題的爆發，但更重要是，也是與大陸的社會局勢相呼應的，是一種新的文化與舊文化之間的戰鬥。

黃榮燦可以算是魯迅的徒孫輩，他從事的木刻版畫，正是魯迅認為最適宜表現無產階級生活的藝術形式。而光復之前的台灣，只講求「高級的藝術」，一切盯著紐約與巴黎。用木刻版畫來表現一個從前看不見的台灣，正是黃榮燦的使命。

據橫地剛的考證，或許是黃榮燦的作品《恐怖的檢查》，第一次向日本介紹了「二·二八事件」。而黃榮燦從重慶而至台灣，辦報辦刊，深入原住民住地採風，最終殞命於寶島的短暫一生，被橫地剛用作考察「台灣光復後的歷史，不只是台灣的歷史，也是包括大陸在內的中國的戰後史」的切入點，不能不說，是非常準確而難得的視角。

掩卷之後，不禁想：當下的中國，當下的底層，還能擁有黃榮燦這樣的木刻版畫作者嗎？媒體形式日新月異，有什麼是留給刻劃時代的苦難，刻劃這個時代最尖銳的矛盾的作品呢？

至少，我還沒有看見。

《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

作者: [日] 橫地剛

譯者: 陸平舟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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